八年前，我写下一首叫田建英的女工的诗歌，她是以捡破烂为生的四川达州人，1991年来广东，1997年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地方捡破烂。我认识她是2003年，她来广东十二年，四十六岁。我有很多旧报纸与书籍，差不多全给她了。她给我说她和她家人的故事，我写了她以及她一家人的故事。那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女工记》，只是觉得她和她家人的命运很悲惨，我当时是流水线工人，一天十一个小时班，上半月是夜班，下半月白班，我的工号是：245，装边制开关，拉线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女工，手工装配螺丝、弹弓……
2004年，我在樟木头打工十多年的亲戚家里有事辞职出厂，回四川老家。半年后再来这边打工，她已三十七岁，在工业区转了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龄偏大，所有工厂都拒绝招一个中年女工，她在这边有十三年的打工经历，做的都是流水线工种，没有技术含量。像那样的年纪，当时的工厂招普工几乎不考虑，工厂只招18岁到35岁的女工，大部分只招18岁到28岁的女工，她只好选择回家。我送她上车时，看着她过早爬上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看着她走进火车站的背影，我一阵心酸。在她转身的那一刻，我从她身上看到我未来的影子，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流泪。她上车后把脸贴在窗口时落寞而无奈的眼神时时折磨着我，我写下两首诗，一首便是《三十七岁的女工》，在另外一首《黄麻岭》中我写到“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是的，我注定跟她一样，最后只能带着苍老回家。城市终就属于别人的，我只是过客，只是南飞的候鸟，注定漂泊不定，没有落脚的地方。我像无脚鸟一样飞着，没有停下的地方。这种过客心理让我对生活充满悲观情绪。我不知道该走向那里？未来在哪里？走在工业区大道，看到一群群年轻女工，她们穿着工衣，看见她们疲倦的面孔。想到她们渐渐老去后，回到北方的情形。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拉线上的工友，觉得想写一些故事，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2006年，由于请假太多，我被工作了四年的工厂辞退。走出工厂的瞬间，心里空荡荡的，拎着行李走在黄麻岭的凤凰大道上，面对三大箱书和日常行李，我不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在生活了五年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块可以安放我行李的地方。天下着雨，我把行李寄放在工厂附近士多店里，给了十块寄存费，一个要好的姐妹陪我去城中村租房子，雨水打湿了身体，我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所措。尽管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但我仍然不想回南充，我知道回南充以后，呆上一个月或半个月，我还得出来，还得来广东，毕竟这里经济发达些，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我在工厂呆了五年多，五年来的生活，基本是一个月上二十九天班，一天十多个小时，觉得很累，也想休息一下，这种想法也许出于无奈。日子有些灰暗，还不至于绝望。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诗刊的“青春诗会”，东莞何超群老师与方舟大哥为我争取到东莞文化局一个出书扶助项目，能补上一万多块钱，这笔钱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
2006年，东莞文学院首次对外公开招聘签约项目作家，一个月能补贴三千块钱，签约大约有一到两年，当时东莞不少人都暗示我能签上，我对此抱有希望。也想安心写东西，我没有急于找工作，选择在城中村呆下来，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写作诗集《黄麻岭》还有一些散文。出工厂一个月，我遇到两件事，我一位多年的工友离婚了，她跟我在五金厂一起工作了几年，我们关系相当好，她老公是四川人，她是湖北人。她是工厂品检员，她老公在另一个工厂做技术员，在我看来，她们是很稳定的家庭，他们的婚姻解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另外一件事，因为感冒，我去东坑医院，在医院遇到以前工厂的一位工友，她去做人流手术，我们聊到一些女工怀孕后，在小诊所做人流手术的事情。说到有一个工友在小诊所做的人流手术，清了三次宫，才清除干净，估计以后不能生育了。谈到以前有一个工友把小孩生到工厂厕所。这两件事让我想做一个女工们的婚姻与生育方面的小调查。我通过老乡、工友的介绍，认识许多婚姻解体的女工，也了解到一些女工怀孕后人流的故事，这些人流女工都很年轻，十八、九岁，很多是初次出门打工，在工厂认识了一个异地男孩，同居，怀孕，有的怕家里知道或者家里反对，有的因男孩或者女孩离厂，永远地分开，她们只能选择去做人流手术。在我的调查中，这些在流水线的女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对生育知识知道得太少，来自农村的她们比较保守，对性的防护措施也相当少，往往很容易怀孕。调查一个月后，我便想写些女工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这些女工，我开始有意识选择跟踪一些女工。有意识去跟老乡，老乡的朋友，租房旁边的邻居交流，通过她们的介绍，我认识了很多女工。我跟以前的工友联系，她们也帮我介绍一些女工。我当时计划花两年时间做这件事，如果能签上东莞文学院的创作项目，每个月有三千块的补贴，至少我不至于担心我的生活了，这样我有更多精力做女工调查，完成一部女工的作品。2007年，我申报东莞文学院的项目落选了。从3月份出厂，到七月底知道没有签上，我已经四个月没有上班，而东莞文化局的补贴一万多块钱也差不多用完了，我必须得找工作。于是，我去了樟木头，在那里的一个塑胶厂打工。有关写作女工们的念头就搁起来，我知道我要写，如果东莞文学院的创作项目没有签上，因为生活，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调查女工，我就不急于写这些女工的故事。我当时想写成散文或者故事之类，后来才想到要写成诗歌可能适合。
半年后，我从樟木头辞职，来到常平镇，在一家五金公司做推销员。在我印象中，推销员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样，我有更多时间去完成女工的调查，还有一些其它计划中的写作。
我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淫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购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于他们其中。2007年5月，因为一次偶然，我获了一个奖，然后引起媒体的关注，很多报纸媒体去采访我，我怕我的邻居们知道我的真实情况，我不敢带他们去我租住的地方，如果让邻居们知道，我与她们之间会有隔膜，她们不会告诉我有关于她们生存的真实境况。跟南都记者见面，我约他们在桥沥的公园里，南周的人采访，成希陪我去长安，去见我的客户与朋友，后来三联周刊的朋友们过来，也是去的长安。我觉得我寄住的城中村才是我的生活全部，我觉得自己要慢下来，写作要慢下来，我放慢了写作长诗《七国记》。正是跟这些媒体与外界的交流，我知道自己要写一部怎么样的女工了，当它们把聚焦的光线对准我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偶然获奖，也许没有人关注我，我会如同我的邻居们一样，默默地生存着，艰难地生存着。像她们或上进、或堕落，或成功，或失败……我目睹被拐骗的女工如何变成娼妓，目睹一些男工变为吸毒者，沦落为抢劫犯。在租住的桥沥城中村，我经常见到的一名女工被一个吸毒者谋杀了，我只有默默在纸上记下这一切。
我尽力地逃避着媒体关注，我怕我的同事知道，怕我的老板知道，怕我的邻居知道，我拒绝很多媒体的采访，她们想采访我居住的现场，我都拒绝了，我知道自己将要写什么样的东西，我必须深入到邻居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一样的人，只有这样她们才会告诉我她们真实的生存状态。我有一位邻居是卖淫女，我说我是业务员，我们经常碰面，她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来，我会跟她点头，也仅仅只是点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防备着别人，都不想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告诉别人。我这位邻居也一样，她心里充满了自卑，虽然她努力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装着清高不理我的样子，但是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她的自卑。大约一个月后，我知道她是四川的，我们以老乡相称，她有时会到我房间借一些打工类杂志，比如《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我们之间的交流慢慢多起来，她会讲我一些她们的故事，07年过年，她回四川了，然后过来，她告诉我回去相亲了。我指着楼下那个与她同居的男人问，“那个不是你的男朋友吗？”她苦笑着说，“是的，但我们不会结婚。”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卖淫者天天跟着的所谓男朋友并不是她们想结婚的对象。只是因为她们卖淫，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时面对无赖的嫖客，有时遇到抢劫的，有时会遇到敲诈……做她们这行，碰到这些事情，不好报警，所以只有选择跟一个男人，所谓能够保护她们的男人，这些男人就是外界以为的男朋友们。她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她们店里的姐妹，有的是被拐卖的，有的原来在工厂，碰上一些专门进工厂勾搭年轻女工以谈恋爱为陷阱，逼这些年轻女工出来出卖肉体，有的是主动而自愿，有的被老乡从老家带出来专门从事这个行业，有的因为谈恋爱失败，破罐子破摔从事这个行业。她们完全把我当作她们的朋友，有几次，我去她们的店里，那些嫖娼者把我也当作她们中的一员，我吓得跑了，她们在后面笑。从这个年轻的卖淫者口中，我知道她们这个行业的很多秘密。比如有一对河南夫妻一起出来，妻子卖淫，丈夫跟在妻子后面，妻子一直想通过出卖肉体赚点钱开个小士多店，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但丈夫却喜欢打牌、吸烟，不存钱，他们两夫妻经常吵架，大约半年后，妻子瞒着丈夫存了两万来块钱，再找她的姐妹借了一点钱，他们盘下一个小士多店，让丈夫看管。妻子继续做一段时间，还上姐妹的债务然后转正行跟丈夫一起开士多店。但没有一个月，丈夫天天打牌，不会经营，还跟一些人染上毒瘾，结果士多店只能关门，妻子生气跑了，没有经济来源的丈夫也离开了，后来我听说丈夫去了湛江贩毒，妻子去了另外的城市继续出卖肉体，有一个小孩在河南乡下。还有一个广西女孩，她是一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是姐姐带大的。她一直想努力赚一笔钱，帮穷困的姐姐修房子，于是选择了走这条路，她没有读过书，什么都不懂，因为年轻，光顾的嫖客多。有些女孩爱惜自己的身体，一般会选择客人，或者控制每天做几桩生意，但这个广西女孩想努力赚钱，不挑选客人，有客人光顾她就接，她没有像别的女孩，用出卖肉体的钱养一个男朋友。邻居告诉我，因为那个女孩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夏天出汗太多，皮肤溃烂了，私处烂了，也舍不得去医院，两三个月后，附近的小流氓知道她存了一笔钱，便敲诈她，结果被人敲了一笔钱。邻居说起广西女孩的故事，说，“就是不养男朋友，赚的钱还不是给别人用了。自己不要命地做，还不是帮别人做。“她说这些时，露出一副看不起广西女孩的神色，她们在一个店里出卖肉体，平时关系很好，我在旁边听着，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本身也无话可说。我只是默默记下这些。
当我与她们接触时，我知道我需要写下这些女工们的故事，那一年，我接触了很多媒体，也知道了媒体如何做这方面的新闻，比如媒体做一个选题，做工伤方面的选题，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或者两个有关于工伤方面的个体，用个体呈现农民工在工伤方面的境况，他们选择他们需要的对象，以及适合他们需要的部分，而这个女工其他方面被省略掉了。更多的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是这个“们”中的一员,对此我深有感受。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我的时候，我有一种惶恐，我知道媒体在选择报道我时，它们会把我当作一个选题，一个所需要的选题去报道，或者我成为一个脸谱化的代表，比如女工成才的励志对象，我一直拒绝做一个脸谱化的典型，这种脸谱化的生活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憎恶，很不幸，我依然成为了这一张脸谱。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到女工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2007年，也正是与她们接触，我对世界充满尖锐的敏感。我尖锐的敏感，过多的愤怒让我无法在最为世俗的业务员生活如鱼得水。但这些女工与她们的生活带给我很多感动，我努力想靠近一些，更靠近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