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视》2012年10月C期
“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据说这是某位作家的话，暗含讥讽，莫言当初听后，当做嘉奖，并称这条破麻袋可是宝贝，狠狠一摸，摸出长篇；轻轻一摸，摸出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出短篇。
态度跃然。首先，表明莫言是有自己文学领土的作家，那便是高密东北乡，最早出现于小说《白狗秋千架》（曾改编为《暖》，导演霍建起）。当然，这种文学地理的营造，应当与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有关，与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有关。无疑，这两位现代大神，对莫言颇有启迪，但也绝不能忽略蒲松龄的鬼异世界——距离莫言的老家实在近，耳濡目染便也化作了想象力。其次，这是一个懂得面对批评的人。国内批评者多得很，暂不去提。说一说汉学家，譬如德国教授顾彬，他指摘得最多的中国作家，怕是就数莫言了，且每次措辞不尽相同。莫言回道，“我其实从他的批评中悟到了很多东西。顾彬教授应该能从我的新作《蛙》中看到他的批评所发挥的作用。”莫言还说，顾彬有些像神驹呼雷豹。
这呼雷豹究竟怎么个样貌，喜读《隋唐演义》的人想必知道。值得引申开去的是，莫言的民间积累，在国内作家中罕见。闲书，杂书，旧闻，逸闻，启发了他，也推动了他。这是在很早就打下底子的。
小学三年级时，所写的一篇作文，被老师读给旁边中学里的学生听。在另一次访谈里，我曾追问此事，他说别人都是写真人真事好人好事（也可能是撒谎），而自己早早就“开始了虚构”。
很快，他五年级就退学了。文化大革命，来了……
如若借用词的说法，莫言的文风，粗略看来有过一个从婉约到豪放的过程。写《春夜雨霏霏》时，杂志编辑还以为作者是女的呢，谁料是个山东汉子。小说发表于《莲池》1981年5月号，莫言尚在当兵。这部处女作是以女性的第一人称写成，讲一个农村的少妇，在春雨绵绵之夜怀念自己在远方海岛上当兵的丈夫。早期莫言的作品，被认为有孙犁的味道。孙犁先生也是较早称许莫言的文坛名宿。春秋几度，大概在1985年前后，莫言的文字之豪放越来越彰显，准确而言是狂放升腾，标志性的作品，即《透明的红萝卜》。文风也意味着思维，这时的莫言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异禀。
稍后，《红高粱》大放异彩，显示了深切的生命力，以及江河横溢的才情。“我爷爷”“我奶奶”的叙事视角，几近一种“发明”。此外，就像诗人海子创造了麦子和麦地等意象一样，莫言把红高粱大面积地播种进了汉语文学之中。
对于这种欢腾恣肆的文字，有人想到中国的泼墨，也有人想到西方的油画。莫言曾表示，喜欢凡?高和高更，“凡?高的作品极度痛苦极度疯狂；相比之下，我更喜欢高更的东西，它有一种原始的神秘感。小说能达到这种境界才是高境界。”
大陆文坛，1980年代少见长篇探索，而莫言抛出了《天堂蒜薹之歌》和《十三步》。前者有复杂的批判性，关乎群体事件，指向贪官污吏等。后者在人称叙事方面的探索，大胆而猛烈。
《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都是力作。《酒国》一度被低估。《丰乳肥臀》和《檀香刑》这两个大部头，或是因了趣味，或是因了性、刑罚和暴力等，广惹争议，当然，我最初注意到有人不吝祭出“伟大”等字眼，也是和这几部作品有关。
“那天早晨，俺公爹赵甲做梦也想不到再过七天他就要死在俺的手里……”评论家李敬泽认为，《檀香刑》劈头这一句模仿了《百年孤独》的开篇语，太像败笔，实则，这是在向马尔克斯致意，同时也是在向他告别，从第二句开始直至结束的每一句将证明这一点。李敬泽进而指出，此书诉诸听觉，让最高贵和最卑贱的声音同样铿锵作响，且直接诉诸人的注意力：夸张、艳俗、壮观、妖娆，甚至仪式化的“刑罚”也是“观看”的集体狂欢。呈现了民间美学和气象，大“俗”久不作！
是的，大俗久不作。
《生死疲劳》，奇书一部。从1950年1月1日，一直延伸到千禧年。地主西门闹，在土地改革中被枪毙，历经六道轮回，也就是六度投胎，为驴，为牛，为猪，为狗，为猴，为世纪婴儿……生生死死于这片土地。除却那种历史的辐射力，此书中的佛家意蕴和生命意志，尤其打动我。
（至于《蛙》，有顾虑，也有胆色，且一以贯之地强化故事、探索形式。）
莫言是磅礴的，有一种瑰伟，和文本的内在逍遥。不过，他的庞杂，他的混沌，也令一些人困惑。
莫言的获奖，若说跟中国国力及世界局势无关，那不太可能。斯德哥尔摩的这十几位老先生，自会有种种考量，但文本还是顶顶要紧。在谈一个作家时，最终还是要回到字里行间。
也因了莫言的折桂，让国人对诺奖“祛魅”。得主未必篇篇佳作，莫言自己也不讳言，明显失败的作品，有《红树林》；作家也未必什么题材都应对自如，如《师傅越来越幽默》；《红高粱》擒金熊后，他还特意为老谋子写过《白棉花》，结果平平，一个作家总是为导演为画面着想，也就失去了自己。对于政治，莫言也敏感过，那是在写作之初，很多有名刊物的编辑来讲课也说要抓重大题材，要有政治敏感性。“当时我就天天看报纸，听说刘少奇要平反了，我就写了一篇《老贫农怀念刘主席》的小说，等消息公开了，我的小说就到了编辑手里了。事实证明这样的小说是不行的”（不知这是否影响了莫言后来和政治的距离）……
可以说，和莫言各有千秋的中国作家还是不乏其人的，莫言亦很了然，从答记者问即可看出。这也是莫言的智慧，与厚道。
我相信或者说希望，他会是一个推手，但也不急于，或苛求。
当初，莫言因《蛙》获得茅奖时曾有一语，耐人寻味：“得了奖则忘乎所以是可耻的行为，必须清楚的知道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好小说还没被发明出来，要把目光往那个方向看，盯着那个在荆棘丛生没有道路的地方，那里有绝佳的风景，那里有伟大的小说在向我们招手。”
前前后后，我见过莫言先生多次，长篇专访两次。有出版社的朋友一直很看好莫言，此番遂了愿。当然，也有作家朋友，平常会直言莫言是自己最喜欢的中国作家，没有之一。待得知他获奖后，朋友的措辞反而清淡了。我理解那种怕被误解的心理（锦上添花或谬托知己都没什么意思）。也许，还涉及对于莫言政治正确性的考量。在我写这一短文时，正好看到许纪霖的《我为什么批评莫言？》。
有的事情一旦发生，便无法补救。但有些，则有转机。言说者，行动者，自会领受其结果。
“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就我有限的接触和阅读，先贤此语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莫言。这是一个把很多东西埋在文字中的革新者，很多时候，他不会掩饰或无法掩饰自己的默然，甚至软弱。
作品对作家是有修正功能的。尤其是，强悍的作家，强悍的作品。
仔细看莫言的小说，暗含着很多隐喻，关于党政，关于文化，关于民生……相信，慢慢地会为更多的人所注目。譬如，当初我看了《檀香刑》中德国总督克罗德的话就走了神。是这么说的：“中国什么都落后，但是刑罚是最先进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有特别的天才。让人忍受了最大的痛苦才死去，这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国政治的精髓”。
换个角度，写出绝妙作品，就是作家最大的政治正确。
也许，非议所针对的并不全是莫言本人。“只是在当下中国，人们太渴望有限制权力的权力，以致将文学当作匕首，将作家视为斗士。”这是我看到的颇有见地的评析。
在谈及《丰乳肥臀》主人公上官金童的“恋乳症”时，莫言曾说，“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有污点，每个人都有一些终生难以释怀的东西。”虽不喜欢奢谈思想，但莫言应该有过深思。
农民之子，军旅经历，记者工作，作协身份，中共党员，第一个中国籍诺贝文学奖得主……最终，他是莫言。
一个奖，就是一个奖。一个人获了奖，也就是一个人获了奖。如果说真有什么“与有荣焉”的话，那就是新的生活，新的文本，新的自由，开始在更高的高度考验更广阔的人。
接下来的文字，虽已有了一段时日，但或许正因如此，其间的一些回答，此刻看来，平添了意味。譬如，他谈到鲁迅的发明，以及自己或后辈作家如何再往前走一点（只是骨头不易学）；譬如，何为文化的根。
对话莫言：
中国作家谁能离开中华文化这个根呢？
饥饿.孤独.铸剑
记者：有论者认为，莫言的作品开始有一个时期是“用肚皮思考世界”的。
莫言：哦，这个我倒没有听说过。
记者：指的是饥饿的概念。
莫言：我在国外的一些演讲提到过，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我人生记忆最深刻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饥饿，第二就是孤独。关于饥饿的记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甚至是我们上一代人普遍的记忆。
记者：在一个地方看到说，《透明的红萝卜》当初叫做《金色的红萝卜》，是徐怀中先生改的。这个改后很传神。有没有其他小说标题或结构通过编辑、批评家的建议而变化？
莫言：肯定会有，但是我记不太清楚了，比如说我的早期短篇小说《枯河》，我最早的题目叫《屁股上的红太阳》（笑），一个小孩在河道里死掉了，一轮红日照在他的屁股上。《北京文学》有一个编辑叫章德宁，后来当社长许多年，她说这个能不能改一下，因为中国一提到红太阳，往往会联想到我们的领袖。我就改成了《枯河》，他们说这个确实好，第一是小说里面的一个环境，第二个也象征了在文革期间人类的情感呀爱呀，就像河水一样枯竭了，干涸了。
记者：我看一篇文章说，七八岁读过鲁迅。我特喜欢《月光斩》，觉得特有《铸剑》的意味，甚至以后不少长篇也有鲁迅的味道在。
莫言：七八岁严格来说不能叫读鲁迅，因为读不懂（笑）。当时生病在家里，腿上生了疖子，我哥放在家里一本鲁迅小说集，看不懂，很多生字都不认识。真正读鲁迅还是成年后，文革期间印刷了很多几毛钱一本的小册子，读这个。60年代的高中课本里也选了鲁迅的《铸剑》，我从大哥放在家里的教材里读了很多遍。
《铸剑》对我影响很深，我在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时写的论文中有一篇也是谈《铸剑》的，因为我觉得这部小说包含了现代小说的所有因素，什么荒诞呀黑色幽默呀暴力呀，那种戏谑感，还有恶作剧。《铸剑》是非常丰富的一部小说，也有神秘主义的东西，像黑衣人唱的歌。再一个，我觉得这部小说是鲁迅的精神自传。鲁迅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无以言表，我想和他的家庭矛盾有关系……我觉得（可能）很多话是在发泄兄弟失和之后他满腹的委屈，但是不好说自己的弟弟、弟媳妇，家丑不可外扬。在《铸剑》里完全可以看到当年周氏兄弟闹了矛盾的后遗症。
记者：这个蛮有意思的。其实不止《故事新编》，鲁迅的作品非常有先锋性，在当时世界的文学格局里都有先锋性。
莫言：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世界上有没有这样写小说的？应该还是有的，是吧，俄罗斯像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还有安德烈耶夫，鲁迅喜欢的，翻译过他的小说。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非常超前的。我看其他的作家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写作过。
先锋问题
记者：有一些论者认为莫言先生是先锋作家，另有些人认为不是。但我认为无论当初读《欢乐》呀《透明的红萝卜》呀，先锋意味非常强的。而今怎么看先锋以及八十年代中期那一段文学的突进？
莫言：写作者写的时候不会去考虑自己到底写了一个先锋小说还是寻根小说，当然，一批作家在某一个共同的时期，写出了有类似风格的作品，有没有必然性？肯定有，肯定和社会的发展、内外的环境有关系，但是写作者本人未必能够意识到。谁都是先写作，出了作品，然后才被批评家总结出这样那样的流派来。很少作家先举旗喊出一个口号来，然后根据口号写作。“寻根文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约而同，并不是说韩少功提出了《文学的根》之后，大家才去写的。
中国作家写的东西谁能够离开中华文化这个根呢？谁能够离开自己的经验和生活呢？既然要按照个人的经验和生活来写作，自然就跟中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记者：关于先锋写作呢？那时《人民文学》《收获》都在重推。
莫言：我想先锋的口号在我写作的85、86年时还不是特别响亮。1986、1987年，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这一批人出来的时候，先锋文学才叫得响亮。为什么有的评论家没有把我划到先锋文学，就是在于我比余华、苏童、孙甘露他们早出道了大概一两年，他们应该是在1987年的时候，《收获》程永新他们集中地发了一批具有这种风格的作品。然后就形成了先锋文学的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