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哪种印刷品里，小字排版都比大字好看。出于保护视力的目的，我在电脑上写作时，惯用五号宋体字。而只要写不下去，便将已写部分设定为小五号字，想依靠那小字的柔和、美观与集体感告诉自己，它看起来还不错。小字会遮掩败笔对自己的刺激，有时楷体字也会。在洋洋万字的宋体字里出现一段楷体字，简直是广袤沙漠里出现一块绿洲。大字则在尽情放大你的失误。没人愿意老是被自己的文字掌掴。
因为害怕再次从最后一个字删到第一个字，我后来每写五六千字就发自己邮箱一份，标注存档。写作者就是每天和自己较量，一个他说：这都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另一个他被羞辱得不行，小声说：你看，至少在这里，这一段或这几句还是展现出近乎名著的风姿。写长一点的东西，就像一个满身油污的修理工躺在汽车底下拿着手电与钳子不停查看，外边是旷野、寒星，天地不应，孤独而丧气。
小说写作有一个重大的追求，便是传奇。无论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彭铁尔、巴尔扎克、欧·亨利还是古希腊的悲剧，都强调突转、发现、意外、神奇、魔幻、刺激。或者说，这是魔鬼的引诱，是一种陋习，就像生活中忍不住要吹牛。我小说的方方面面都感染了这种习气——你总是想看到对方惊诧的回应。这种回应有时是你存在的合理依据。但是，传奇总是与合法性不和。就像两兄弟，一个潇洒、轻佻、自由自在，而另一个正直、严肃、不近情面，后者总是适时提醒前者的疮疤，让前者难堪。有时面对一个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段落，我会向自己抗辩：这可是生活中已经出现过的事情。
但是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第二个兄弟冷冰冰地回答道。
以宽泛的角度看，所有文艺作品都有传奇的欲望。只要存在虚构，就存在这撒旦。这是作者与读者的契约，是一份根本无法摆脱的订单。我昨夜就像被什么东西纠缠着，迟迟不能入睡。后来在梦中遇到审判。一个像老师一样的模糊身影对我说：注意，你写的是朝天放枪。今晨起来我将那句话——“蓝烟像粉尘从枪口撒出来”改为“蓝烟像粉尘从枪口喷出来”。只有水平直射，烟雾才像面粉一样猛然撒出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形容，但它至少避免了穿帮。以前也有一次纠结，我要呈现一个律师的聪慧，因此将他的话，“一个体重62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39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改为“一个体重124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39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有好几天我高兴得不得了，认为制造数据之间的落差会渲染出一种效果，就像“两块五一斤”与“十元四斤”的效果一样。但是，同样是在那甜蜜的自赏中，我看到了耻笑。几天后，我将这句话改回去。因为，一个律师固然在生活中会这样表演，但在小说中就存在是否合法的危机，他可能给自己带来被动。我想，他是行事深思熟虑的人，不会说这样不妥的话。因为只要公诉人站起来说，别玩这把戏了，124斤不就是62公斤么，他的品格就会遭到怀疑，往下，他排山倒海的演说也将受到影响——我可不想让他披上狡诈的外衣做这段演说。
有时我不得不绞杀这些自以为是的聪明。
甚至可以说，一个像这样的，可怜的写作者，始终都得在自我卖弄与自我打击之间取得一个危险的平衡。也许有一天，当我放下包袱，以佛教一般的诚心去写，就不会有这些困扰了。但是，至少是现在，我在提醒自己，只要是虚构，就会存在被人揪出是说谎的危险——你并不像巴别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只需要从自己大把的经历里择取一点写就可以了——你暂时还不是他们，或者永远不是。
我在写作中时常遭受的痛苦就是这个。常在某一时刻懊丧，觉得一切都不合法，创造的不过是泥沙铸就的城堡或者见热就化的雪人。
明显的错误就像是脑袋上长的瘤一样醒目，我们没办法总是遮掩它走过街市。而我大多的痛苦都纠缠在此。一个写作者凭空建立一个世界，第一步是取悦，紧接而来的便是取信。有时，这种质疑就像四面八方的风吹着写作的破庙。
很多年前，我不知道小仲马为什么在《茶花女》的开头如此絮叨：
“因此，我请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女主人公以外，至今尚在人世。此外，我记录在这里的大部分事实，在巴黎还有其他的见证人；如果光靠我说还不足为凭的话，他们也可以为我出面证实。”
后来我懂了。一个叙述者，不是你想说就能说的。写作者在设定叙述人时，一定要让他具有那种在场或参与的条件，一定要让他具备知晓的资格。否则还不如采用上帝视角。虽然来自受限者的讲述天然要比全知的上帝视觉更可信。
这是我最早接受的合法性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