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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用最简洁的语言描写出最富人性、最为深情的篇章？
谁能以短短数语就能活生生地向我们展示一个人奥妙无比的灵魂？
除了巴别尔，再也没有谁。
这位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清洗的伟大小说家至今未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那些杰出的犹太人物，像马克思、弗洛伊德、卡夫卡等，但我们不清楚巴别尔，巴别尔是继卡夫卡之后能给世界以巨大震撼的又一犹太作家。我们熟悉了乔伊斯、普鲁斯特、福克纳、贝克特、罗伯-格里耶，但我们对巴别尔知之甚少。也许是他留下的文字并不是太多的缘故吧，但我们就没有想过老子仅留下五千言就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了吗？巴别尔的情况也是这样，他只一本《骑兵军》就足以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了。在某种意义上讲，巴别尔也是被文学史“清洗”的作家，在苏联的官方文学史中，他由于政治的原因被清除，在“白银时代”的文学时中他由于不属于任何一个文学流派而被学者们忽视。在当代俄罗斯发行量甚大，几乎是大中学生教科书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符·维·阿格诺索尔主编）中，作者写到了勃洛克和阿赫玛托娃，写到了布尔加科夫和帕斯捷尔纳克，写到了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还写到了纳博科夫和索尔仁尼琴，但恰恰就没有涉及巴别尔。我不得不说，这非常遗憾。从这方面，也可以说，文学总是在文学史之外的。但是巴别尔小说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是任何文学史都埋没不了的，其实早在1930年，巴别尔尚处写作活跃之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界就意识到巴别尔作为小说家存在的巨大价值。当年，《新世界》杂志发表了许多外国作家（主要是德国作家）的来信，这些书信是对征询苏联文学意见的反馈，在大多数回信中，巴别尔都是名列第一。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选一百位世界最佳小说家，第一位就是巴别尔。博尔赫斯盛赞巴别尔，说他的短篇小说《盐》写得很优美，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卡尔维诺也为之着迷。
根据巴别尔自己所作的《自传》，我们对他得以有如下了解：1894年，他生于敖德萨的犹太商人家庭。在父亲坚持下，他在十六岁之前，致力于钻研犹太语、《圣经》、《塔木德》。家里管束极严，少年时就读于敖德萨商业学校，这所学校的法语教师瓦东先生，是法国人，富有文学天赋。他教会了巴别尔法语，以至于巴别尔能对法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倒背如流，这奠定了他的文学品位。
从商业学校毕业后，他去了基辅，1915年又去了彼得堡。在彼得堡，他没有居住权，见警察就得逃。从这一年起，他开始向各编辑部投稿，可他总是吃闭门羹，所有的编辑都劝他去找家店铺当伙计。可这个倔强的敖德萨人于1916年底去见了伟大的文学导师高尔基。高尔基对他说：“敬爱的机灵鬼，作家的道路，布满了钉子，多数是大号的，不得不光脚走这条路。会出很多的血，并且会一年比一年流得多……”高尔基在1916年11月号的《年鉴》上第一次刊发了巴别尔的几个短篇小说。随后，他的导师这样教导他说：“很显然，您不能详细了解任何东西，先生，可猜想了很多……还是到人间去吧……”
高尔基的“打发他到人间去”的决定是英明的，1917年直至1924年，巴别尔先后在罗马尼亚前线当兵，在契卡、教育人民委员部、粮食发放处、反尤登尼奇的北方军、第一骑兵军、敖德萨省委等部门服务，在敖德萨苏维埃第七印刷厂任印刷出版编辑，在彼得堡和梯弗里斯任采访记者，等等，等等。直到1923年，他自己承认“终于学会了怎样明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又写得不太冗长”。那时他重新开始写作。在“人间”的经历真正给予巴别尔生活的伟大力量，从而使他的小说轻而易举的脱离了空洞的想像，超越了低级的生活经验。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巴别尔为什么在评价青年纳博科夫（其时流亡德国，笔名西林）时说：“写是会写，只是他没什么可写。”
通过《骑兵军》和他留存的照片，青年巴别尔与“我”的形象至少应该有如下重叠的部分：
1、“架着副眼镜”，“这可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巴别尔《我的第一只鹅》）
2、“文书先生”。（巴别尔《潘·阿波廖克》）
3、“是个性情平和的人”。（巴别尔《一匹马的故事》）
爱伦堡给予巴别尔这样一个速写：“他身材不高，敦敦实实的，总是戴着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他平凡至极，几乎不像一个作家。他的朋友帕乌斯托夫斯基说，巴别尔给他第一印象就不是一名作家，“他全然没有作家千篇一律的特点：既没有悦目的外表，也没有丝毫的造作，更没有思想深刻的谈话”。他们相处越久，帕乌斯托夫斯基就越觉得巴别尔不可捉摸：“他是一个过于复杂的人，一个能纵观一切、明了一切的人。”他与哥萨克及马交上朋友，与俄罗斯农民攀谈，他也与马尔罗和托马斯·曼深入交流……在彼得堡时，他租住在一位工程师家中，他在《开始》中风趣地回忆说，“当她丈夫从单位回来，见到我这个神秘莫测的南方人时，便吩咐妻子，收起过道里的所有大衣和套鞋，并锁上从我房间通往餐厅的门。”天啦，他们把巴别尔想像成怎样的人啦？
对于写作的态度而言，巴别尔接近另一位小说大师——居斯塔夫·福楼拜，他总是写得很慢，甚至很痛苦，总是无法对自己感到满意。他自己说：“写时很困难，但喜欢反复修改。”他对自己要求苛刻，在他发表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短篇杰作之后，他对自己的写作越发谨慎：“到了今天，我才开始接近职业化，我会查问自己，已经出版的成千上万篇坏东西上，不应该再添加一页废话。”他一方面他打趣地说，人生就是为了快乐，为了同女人睡觉，为了在炎热的时节吃冰激凌；但另一方面，朋友们总是看到他在大热天，赤身露体地在从事写作，并没有吃冰激凌。在巴黎短暂的访问中，他也是一直从早到晚地在工作。他自况道：“我像充满灵感的犍牛似的在这儿劳动，我看不见世界……”爱伦堡极其钦佩地写道：“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能为工作找到无人知晓的洞穴。这个罕见的‘乐天派’像个苦行僧似的劳动着。”他对自己的工作环境要求不高，只要有一张桌子、一个本子和一支笔就行了。他没有红木家具，没有书橱，没有秘书，他可以在饭桌上写作。在莫洛坚诺沃农村时，他租了一间鞋匠的房屋，那儿根本没有桌子，他便伏在鞋匠的工作台上写作（见爱伦堡《人·岁月·生活》）。而有趣的是，巴别尔也开玩笑地说到他的朋友爱伦堡的工作条件，恰恰与他相反：“不过伊利亚·爱伦堡却喜欢在车站写作，反正是挨着喧闹的汽车马达工作，爱伦堡的所有佳作，都是在他每天早晨光临的咖啡馆里写出来的。”
在出名之后，有一大批崇拜者甚至编辑会对巴别尔进行围追堵截，那时他就像一只鼹鼠一样把自己藏起来。帕乌斯托夫斯基回忆说，为了继续修改文稿，巴别尔“想尽了一切办法——骗人，躲进一个难以想像的僻静之处，只求人们找不到他，别打扰他”。他喜欢离群索居，闭户不出，他曾经在巴黎的郊区住过几个月，从法国老妪手中租住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作凶犯，别尼亚·克里克（巴别尔小说《敖德萨故事》中的黑帮人物“国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晚就像对待坏人一样把他锁在屋子里，免得他把她给做了。
他写完一些作品之后，总是沉寂，一段时间不再发表任何作品。因而有一些批评家说他是“沉默派大师”，“巴别尔的沉默”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苏联流行的一个批评术语。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巴别尔无不幽默地自嘲说，他在新的体裁——沉默上大有成绩。他在一篇文章说：“为什么我近些年很少发表作品？我一直努力打碎自己，学习如何写得更深入。”
1935年，在巴黎召开了作家保卫文化代表大会。苏联代表团如期光临了，但没有小说家巴别尔、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大会的发起人、法国作家们像苏联大使馆提前请求：一定要让《骑兵军》的作者巴别尔和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参加大会。迟到了两天的巴别尔被拉入会场，立即发言。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发表了爱伦堡的报道，它无不自豪地描述了作家的行状：“巴别尔没有读自己的发言稿，他愉快而流利地讲着法语，在总共十五分钟的发言里，他用自己尚未完成的几个短篇小说不断引起听众的笑声。人们在笑的同时也明白，发言人通过轻松的故事说明我国人民和我国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已经有了面包，有了房子，甚至还戴上了勋章。但是这对他是不够的。他现在还希望有描写他的诗……’”巴别尔无可挑剔的法语和幽默风趣的发言赢来了阵阵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