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成君在答《滴撒诗歌》编者问①中，提出并清晰阐释了他的诗歌主张——“干预”，即“干预时事”。对此，我同声响应。
他提出的理由是“文学的属性所决定”，况且“每天都会发生让我有干预冲动的事件”；那么，凡是“不符合常理，不应该这样，你内心波澜起伏，你愤怒、悲伤、唉声叹气、想喊叫、想咒骂，那么，这样的时事就是应该予以干预的。”他进而认为，“干预的内核是批判。直接的批判或隐晦的谴责”。为争取最大的干预效果，他主张“迅速的”或“直接的”；语言上“艺术化的直白”类似口语化。对此，我也赞同。
而更令人钦佩的是作为诗人的韩庆成。他不仅提倡、推动以诗“干预生活”，而且，践行理念尤为可贵，或者说，他的“干预诗”创作起步更早。
“干预”亦作“干与”或“干豫”。宽泛理解，它与“关涉”、“关系”近义；严格说，其本义应该是过问或参预“他者”（并非自己）之事。“干预诗”即特指以批判、揭露为本色的诗歌，颂歌不在干预之列。1970年代末，学术界有人把干预生活视为向XX事业攻击固然简单、机械化，而有人将干预生活包括对消极方面的揭露与对积极方面的歌颂这两方面，可能有为支持“干预”而从策略上的考量，但说到底是和稀泥，因为，如果歌颂也属于干预生活，那干预生活的概念就是多余的。
洪子诚先生认为， “干预生活”的口号在1950年代中期提出后，“文学创作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要求创作加强其现实政治的“干预性”，更多负起揭发时弊、关切社会缺陷的责任。这些质疑和批评现状的作品，旨在重新召唤当代已经衰微的作家的批判意识。另一种趋向，则在要求文学向“艺术”的回归，清理加在它身上过多的社会政治的负累。后一种趋向，在内容上多向着被忽视的个人生活和情感价值的维护和开掘。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反对的趋向，事实上，在作家的精神意向上是互为关联的。社会生活的弊端和个人生活的缺陷，其实是事情的两面。而个人价值的重新发现，也正是‘革新者’探索、思考外部世界的基础。”②其实，“后一种趋向”已经与干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同样以为，强调“干预生活”是针对近年来诗歌中，多有回避现实矛盾冲突和粉饰生活的倾向提出的，这并不是说，把揭露、批判作为诗歌的全部任务，而是强调诗人应该有必要的担当，尤其须戒绝趋炎附势或者安贫乐道。
一、庆成君的“干预诗”是基于同类诗传统之上的执著与探索，且有新元素
诗歌，无论是中国的“言志”、“缘情”，还是西方的“模仿”、“表现”，事实上均涵盖着“干预”的元素，因为创作环节中的“志之所之”或情感生成无不与“外物”有干系。所以，干预与诗的关联，在中西方皆古已有之，只是表现不同，称谓也有别。
在中国这个诗的王国，“干预诗”大体脉络如下：
1、从诗“可以怨”到“美刺”流变
可以说，孔子是有关诗“干预”现实的很早的提倡者。《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其中的“怨”即包括讽谏上流。“怨而不怒”作为诗歌的社会功能之一，也形成了中国早期“上”与“下”之间互动的雏形。《国语·周语上》记召公谏厉王时有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到汉代，开始流行以美刺论诗。清人程廷祚指出：“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诗论十三再论刺诗》）或“美”（即歌颂）或“刺”（即讽刺），如《毛诗序》“美盛德之形容”或“下以风刺上”。但《毛诗序》明确提出以美诗为“正”，以刺诗为“变”。可见汉儒这种以美诗为正宗，而把刺诗作为变调的理念，令人可气又在所难免。我以为，“美刺”本身还可以合二为一地解释成“善意地讽谏”，一度有统治者主动“观风”、“纳谏”，大为受用。
唐代贯穿着以诗直谏的风尚，干预成为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王长华、赵棚鸽在《<毛诗>美、刺与唐代谏诤精神》中认为，《诗序》“强调以《诗》"谲"谏,郑玄完整地继承了这一观点。但在唐代,孔颖达则极力突出"直"谏的价值。这一变化既是唐代政治现实的反映,又对唐代的谏诤精神产生了强大而持久的影响。贞观群臣乐以直谏议政……这一精神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广泛影响。”③
明见《宋代美刺观倒退小议》认为“由唐发展到宋,表现为崇美排刺的倒退势头。宋代美刺观的倒退是当下的政治气候使然:‘文字狱’诗案肇始于也大盛于宋,迫于政治的威慑,本来是美刺并重的诗学观到宋代只剩下美而不刺了。”④
薛富兴认为，元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水岭，“社会政治秩序动荡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士的没落”“引发了民间文艺兴盛……大众审美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明是古典社会异代新声之酝酿期,小说与戏剧同时获得大发展,审美趣味开始世俗化、享乐化；清是整个古典文化的盘点期,戏剧与小说都臻于极境”。⑤
当然，这并不是说，此后“美刺”即消失；而是说，文学在不断被打压中，失去上下沟通的应有作用，直到旧制度垮塌。
2、从“为现实，为人生”到“暴露”的厄运
辛亥革命后的19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提出“为现实，为人生”的宣言，其实，在那前后，无论是人文主义诗人（如胡适、刘半农等），还是现代主义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等），他们或美刺、或揭示“问题”、或批判，更不用说是“革命”诗人（如：郭沫若、殷夫等）则公开以文艺为战斗武器了。毫无疑问，干预生活实际已经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理念。是表达忧患意识、担当社会责任的可贵体现。而且，这在现代派乃至近年来的后现代主义中也一直没有消失。
不过，到上世纪40年代，如“九叶派”、“七月派”等诗，其“揭露”主题在“国统区”依然可以大行其道；相反，在“解放区”却出现对艾青、丁玲等诗人或作家的“暴露”倾向予以严厉回击的事实，甚至有作家因为文学创作而被处死（如王实味）。就此不必展开。
3、“干预生活”口号的提出与波折
“干预生活”的口号在建国初“双百方针”之后的“百花时代”提出，缘于50年代初苏联文学界清算“无冲突论”⑥，肇始者是秦兆阳、唐达成等人，他们从大力推荐前苏联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作品（如：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 长和总农艺师》），到依托《人民文学》直接倡导“干预生活”，并发表了一系列揭示现实矛盾的作品。
唐挚（唐达成）在《必须干预生活》中指出：“一个作家在创作时, 难以抑止地要把自己对生活的意见, 通过自己的形象倾诉出来。……要倾全身心去支持他所爱、所赞成的东西，要倾全身心去鞭打他所恨、所憎恶的事物。……作家,必须是热爱自己的人民和生活,必须是大胆干预生活,用全心灵去支持一切新事物的猛将！”⑦
何直（秦兆阳）也说：“干预生活, 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 解剖)生活, 而且在生活里对生活有所行动。这样的作家,除了经常被一些正面的、 先进的事物所激动以外,也必定会被一些尖锐的冲突、一些阻碍现实向前发展的落后事物所激动。”⑧
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干预生活”从理论到实践都被描述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⑨，被指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了“揭露生活 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此后，歌功颂德的政治抒情诗一直是主旋律。直到1970年代末，才又引发“伤痕文学”大讨论，并波及到一些诗歌，如叶文福、熊召政、曲有源等，多年来依然屡遭批判，甚至被监禁。
而1990年代以降，文学在被边缘化的同时，也幸运地进一步获得了自由化。在相对多元的文化背景下，诗坛又出现了一些比较大胆直陈社会矛盾、揭露时代弊端的作品，而且，当下的干预类诗歌明显有深化，庆成君的“干预诗”基于此也水到渠成。
二、韩庆成“干预诗”特点解读
干预生活的诗是庆成君的创作主干，这与他的创作理念高度一致。
1、干预是庆成君的重要情结，这种干预情结来自作者对社会方方面面的留意与忧愤，所以也使得其笔下的诗路数呈现出多样性与开阔性
整体考察就会发现，庆成君的诗绪大多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游走，除了直接关注政治事件，由此生成干预诗之外，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网络浏览中，抑或在旅游观景中，都会形成他“干预诗”上面所说的特有风格。
如《百年》是站在当下反思辛亥革命的文本，感悟到“第一枪”无论是“打早了”还是“本来就是走火”都表现出对历史教训的有意义总结。
《网络语言》揭露出舆论界被严格监控并由此衍生出更为荒诞的现实。对诸如“天安门广场”此类的特殊词汇网络自动提示“不能使用”。把天安门的“安”改成“暗”，于是OK了，可谓绝妙的反讽。
《DMZ》是作者去朝鲜旅游中感悟，作者面对“三八线”这个“实行军事管制的旅游区”，感受到了和平的脆弱，特别是作者“看见一个民族如何用他的坚韧/走向黑暗/无数的心/变成钻碎的石头/被装在弹弓上/等待发射”——在穷兵黩武又一党专政的体制下，其民众只能在麻木不仁中被利用，成为子弹，也将成为炮灰。读后足有令人心惊肉跳。
可以肯定的是，诗人只有满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有时时刻刻关注现实，只有胸怀理想，执著愿景才能有如此全广角的干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