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在紧邻局域网机房一侧的8平米斗室，我正忙着整理汉唐网文稿，省文物局人事处负责人敲门进来，扼要告知：“上面已研究决定，今天起，由你接任《文博》主编，得马上征集稿源，保证明年第1期按时出版”。看看手表，时针指向下午5时15分许，距离结束全年工作还有45分钟。想起胡风名句“时间开始了”，晚辈领受的惠泽，似乎更多的是淡定。
《文博》创刊于1984年7月，最初由陕西省文管会和陕西省博物馆共同主办，创刊号由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任陕西省人大主任的马文瑞先生特为杂志题写了刊名，主办方还特意在“封二”安排了“黄帝手植柏”与“黄帝陵”照片两帧，以示人文之始和华夏先祖的荫福。其时，笔者参加文物工作尚不足三年，正值年轻气盛，玩性毕露，业余涉足之地少不了影院、棋社、旱冰场、文艺沙龙，乃至邻里和朋友家的麻将坪，全然想不到二十二年后会接手这份杂志。
接手，意味着“坐冷板凳”时间的开始。
曾经，“时间开始了”，是1949年金秋的响亮之句。然而不经意间，也成了造句者命运多舛的隐喻。翻过这一页后，新的“时间开始了”，这就是80年代的“改革开放”——伴随这一国策的施行，人文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千气象，译制片、新电影、电视剧频频亮相，《上海滩》和《渴望》连续剧曾造成万人空巷。各类报刊杂志亦如雨后春笋，目不暇接，一时间陡增至1万多种（包括民报民刊）。其中注册登记，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达千余种。
《文博》作为起步较早的省级专业期刊，在头十余年的砥砺、精进中，推出了为数可观的高水准发掘报告、简报和学术论文，披露了许多令世人赞叹的文物与考古新发现，展示了文博前辈、学界名流、业内专家、院校教授和一大批青年学子的最新科研成果，为推动国内文博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勾勒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赢得了海内外学者和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1993年8月24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馆长马泰来先生来信赞誉《文博》“虽由地方博物馆主办，重点在陕西，但能放眼全国，文章水平亦不在全国性三大考古文物期刊之下，可以说是考古期刊中之翘楚”。1995年12月6日，首届全国社科期刊奖在京揭晓，《文博》在参评的1933种期刊中评价居前，斩获“全国优秀社科期刊提名奖”。据悉，首届全国社科期刊奖共评出“优秀奖”21种，“提名奖”48种，合计占到参评期刊总数的不足百分之四。时任《文博》副主编（主持工作）的王丕忠先生欣然赴京领奖，并发表《获奖感怀》，郑重承诺，将“一如既往，保持《文博》的严肃，严谨，不媚俗，不欺世，高品位，高质量，坚守这方‘净土’”（详见《文博》1996年1期）。
进入本世纪后，由于体制、社会和市场的种种因素掣肘，《文博》一度陷入低谷，实际发行量由曾经的几千册，降到笔者接手时的不足500册，重新起步的窘境，已不言而喻。面对尴尬局面，我反复告诫自己：沉潜，低调，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通过悉心考察、调研、尝试和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文博》坚定了“以保护、研究和宣传人类文化遗产为宗旨”的学术化办刊导向，确立了“推崇思想品味，提倡人文关怀”的办刊理念，同时引入合作办刊机制，联手兄弟单位优势互补，以期“共创文博科研服务平台”。
仰兄弟单位支持和全体编务人员的不懈努力，渐趋恢复生机的《文博》杂志，不仅在栏目策划、版式设计、印刷质量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发行量也不温不火地呈阶梯式逐年上升，截止去年抵近2500册，并成功入选“最受海外机构用户青睐的中国期刊发行排行榜”前50名榜单（该榜单由“中国期刊海外代理公司——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于2013年9月首次公开发布）。这个结果，凝聚了几代人的学术耕耘成果和编辑人员的心血，也是作为文物大省的陕西交给社科期刊界的一份合格答卷。目前，中国大陆有正式刊号的各类杂志9000余种；其中，具国际影响力的人文社科杂志约700余种。《文博》作为其中的一员，至创刊30周年，已经出版180余期（含增刊），发文3000余篇，被摘引以万计。
回望接手《文博》的八年，一时感慨纷杂，走笔艰涩。自忝列主编至今，所作所为，极尽普通。即使惯常看重的30周年临门，亦无“开个座谈，图个吉庆”之想。以为它就是个普通日子，重温一下“时间开始了”即可，捎带回顾人类的“杂志历史”亦为承情、感谢和志念。
从人类第一本杂志——法国人萨罗于1665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学者杂志》诞生起，外文杂志已抵350个年头；从第一本中文杂志——1815年在马六甲出版的《观世俗每月统计传》算起，中文杂志已届200年历史。步入21世纪的今天，在互联网信息化浪潮的波涌中，纸媒杂志的历史使命已然式微，但以千百年来积累的人类阅读基因而言，杂志的原始生命力一如人类与生俱来的吃饭、走路、劳动、休憩习惯，必将长久地存在下去。相信这一点，亦即相信“时间开始了”。开始了，就不会轻易结束；于《文博》，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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