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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第六期:访谈录·当代诗歌的意象

发布: 2015-4-09 15:48 | 作者: 刘全德



        提问:刘全德,《延河》诗歌编辑部 
        回答:夏午,诗人
        
        刘:在普遍的印象里,中国当代诗歌似乎一直拖着一条农耕文明的尾巴,“村落”可能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当代诗人最难绕开的意象,自从中国文学开启现代性历险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注定要面对这一问题?
        夏:意象作为诗歌中的“基本物质”,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从农耕文明到现代文明,纵然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并不影响米、面作为人类生存主食的地位。工农业的现代化会导致“村落”的减少、缩小或变种,但不会消失。天要下雨,人要吃饭;有地球,便有地球村。为什么要绕开,要绕到哪里去?要绕到月球或者小王子生活的B612星球吗?既然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米、面,在工人那里可以演变成千变万化、美妙无比的美食来,诗人何以不能化腐朽为神奇,将“村落”转化为精彩纷呈的谜面?
        
        刘:在古典诗歌中,我们不止一次领略到:中国古文明的底蕴隐伏在乡村世界。然而,在当代历史波浪式的阶段性进程里,我们见识过太多无法与中国乡野世界真正相匹配的肤浅庸俗甚至虚假不堪的“乡土抒情”,此间产生的诸多作品也不可避免地丧失了内在精神的独立性,就个人而言,你怎样估价这二者之间的失衡?
        夏:我熟悉农村,因为我生长在农村。19岁之前,念书之余,我便和父母到田里做农活,除草施肥,防洪抗旱,拔秧栽苗,春种秋收,没有一样是不会的。高中时学习王维的《渭川田家》,极喜欢“斜光照墟落”和“相见语依依”的清新朴素,但我无法理解“穷巷牛羊归”、“田夫荷锄至”的闲逸之情。因为我切身的乡村经历告诉我所有的农活都疲累不堪且没完没了,一如西绪弗斯式的惩罚。所谓的“现代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靠天收”的农业现状,这增加了农民的生存成本与生存风险。后来知道,王维并不是农民,他是个官员,虽遭贬降,依旧有奴仆使,有别墅住,有马车坐。种田于他,不是营生,而是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闲逸于王维是真实的,对于真正的农民或我这样进城务工的农民,则是虚伪矫情的。我担心有一天再也吟不出“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这样的诗句来,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越来越多越大,农村则越来越少越小;另一方面,年青人进城务工,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的留守在经济落后、文化封闭、环境恶劣的村庄。谁还有心情欣赏吟唱“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这滋味很复杂。诗人爱诗,也爱乡土,但莫名其妙、虚浮矫情的“乡土诗歌”,我实在不敢恭维。
        前几年,如雨后春笋夜间冒出来的乡土诗人、乡土诗歌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乡土诗歌研讨会,着实让我吃惊不小。非诗的力量、非诗的意图介入了诗歌创作,生产了(不是产生了)一大批有知识无文化、有欲念无原则的奴隶。他们从分行的文字中获取声名和利益。我对他们保持本能的警惕,因为诗人不仅是“倾听语言的召唤”的人,更是坚持自己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人,拜倒于高举“乡土诗歌运动”鲜明旗帜之下的诗歌写作,没有骨血,何来灵魂?这不是失衡,而是失神。
        刘:海子是当代广受喜爱的诗人,他的纪念日在2012年还引发出诗歌之外的话题,诸如理想主义的陨落、80后一代突然爆发的怀旧情绪等。但是,假如我们仅从海子构造的诗歌意象去看,会不会感觉略显单调、沉闷?你对海子诗歌意象的生命力和其后续继承的可能性持何态度?
        夏:海子永远25岁。我不会对一个25岁的年轻人要求太多,也不会强加诸多原本不属于他的东西。在安庆读书时,我去看望过他的父母,也去过他坟前祭拜,但自始至终没有喜欢过他的诗,只记得初读到他“秋天到了,王在写诗”这句曾让我嗟叹过他的骄傲与孤独。
        意象由物象而来,每个诗人都会赋予象不同的意,其生命力视诗人的功力和运气而定。“太阳”在夸父那里是光明亮堂的理想家国,在莫奈那里是否定真实的色彩印象,在波德莱尔那里是浪漫主义的不落之日,在海子那里则是以梦为马的天堂之光。意象的可能性与丰富性皆呈现无限可能,而这相对于意象世界秘而不宣的存在而言,又是有限的。我无法想象,无能描绘。
        
        刘:一般来说,我们决不否定一个诗人回归古典的乡土诗歌意象的努力,比如像杨键这样的诗人目前就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在他们对面,中国日益具有严重意义的城市化并未催生相应的具备城市气质的诗歌形态,你对当代诗歌一直匮乏城市意象是怎样理解的?
        夏:我保守地喜欢一部分杨键。他诗中有对田园失去的疼痛与责问,也有对传统精神的守护与延续。柏桦说“他在表面的温静里有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的英雄气概以及大悲咒式的悲悯情怀”,这是我喜欢的气息。
        城市非一日建成,具备城市气质的诗歌形态更非一日能形成。这句话,从逻辑推理上看起来没有问题。问题是,何谓具备城市气质的诗歌?城市气质又是什么样的气质?是谁将乡土与城市这两顶对立而虚空的帽子戴在了诗歌的头上?作为一个进城的乡下人,我写的诗是乡土诗歌还是城市诗歌?我不讴歌乡村,因为我曾非常努力才从那里逃出来。我极少批判乡村,因为再怎么丑陋、贫穷,也注定是我永远的故乡,是根。尽管有一天,她将不得不从祖国的版图上退缩到我的心里。我不赞美城市,因为没有蓝天白云,挖土机、汽车经常吵得我无法静下心来读书。我也很少批判她,因为我正在她的屋檐下躲风避雨。我一点也不喜欢今天这种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城市就是灰色水泥的森林,农村就是封闭落后的泥泞。城市化、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希望有一天,城市不像现在的城市,乡村不像现在的乡村。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哪怕做个农民,觉得自己不仅活着,而且活得有尊严。我也一点都不喜欢评论家给诗歌贴标签,这是很懒惰很不负责任的做法。我写自己见到的、听到的和感受到的。我写小东西。我写日常。既写农民忧心“一泻千里的水流,没有大海可葬身。”也写“我们朱镇藏龙卧虎的四路公交车:/每十分钟一趟,常年无休。” 诗是对词语的看护与发现,诗人是词语的看护者与发现者,诗歌是很自然的意外之美,这意外培育不出来,若此时是匮乏的,就让它匮乏吧。诗歌是无为的艺术,急什么。
        
        刘:假如与西方现代诗歌做个对比,你认为中国诗歌在意象构成方面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夏:我不知道。摸着石头过河的人,脚是滑的,气是虚的,心里是没底的。既然波德莱尔和博尔赫斯们都能从中国古典诗歌里汲取意象的营养,我们也可以;前提是诗人别成为一窝蜂。那像赶集一样蜂拥着往一个地方去的人,也不是诗人。诗人首先要找到自己,有了这个自己,才能写出自己的东西。归根究底,这无关意象的继承与发展,而是思维的洞察与判断。
        
        刘:中国当代诗歌在某些具体意象的构造和使用上似乎一直陷入二元对立的怪圈,好与坏、光明与黑暗这些诱发对立的规训话语总是缠绕其中,诗歌的判断于是日甚一日滑向浮躁。这种论战性很强的思维模式更适合于政论,而不是诗歌艺术,诗歌中的二元对立话语在某种程度上僵化了当代诗歌意象的活力。在你看来,这种人为形成的对立的诗歌意象,其优劣之处分别在哪里?
        夏:诗歌先于评判,但当下的诗歌评判则不是。一方面,诗歌评判成为部分不懂诗歌的评论家贴标签的无知行为。譬如“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意识形态”之于女性诗人写作的讨论,“地域诗人”、“打工诗人”之于某地一批诗人写作的论断,以偏概全的诗歌评判比比皆是。大量对号入座的标签式写作,造成对诗歌的误导与伤害。另一方面,懂诗的人未必善于或未必在意写下对一首诗的理解与诠释。诗是一种神秘的存在。诗人无法也没有义务解释什么是诗,而是发现与命名(重命名)。我更愿意将诗放在美学范畴来理解。感受美,一如听啁啾鸟鸣,不必懂鸟在说什么,好听便好。意象的唤醒与重新挖掘在诗人那里,任何人为形成的对立的诗歌意象,百害而无一利。
         
        刘:你最喜爱的诗歌意象是什么,它是怎样进入你具体的诗歌写作过程的? 
        夏:我没有最喜爱的诗歌意象。但我必须承认,我的诗里出现过太多的“花”及与其相关的词语。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名字里有“花”,我不自觉地使用了这个再普通不过的词。用过之后,才发现它已然出现在我写下的诗稿中。我要警惕这一点。另一个意象则是“病”。市桥秀夫有本书叫《人人都有病:图解人格障碍》,朱德庸也有本漫画集《大家都有病》,这是一个有病的时代,每个人都是病人。我也是,并为此写下《病历书》和《梦游症患者》系列。这是现实的映照,像阳光一样直接,来不及解释。也不需要。
        
        刘:假如我们把意象简化为一些语词,你能否列出你诗歌写作的一些关键词?在你运用诗歌意象的过程中,怎样对待“脏词”?
        夏:动词比名词危险。尽管“太阳”、“月光”、“少女”、“草地”、“花朵”这些名词承载的意象要承受被滥用的嫌疑,但着迷于语言练金术的独立诗人一定会警惕地对待思维定势的惰性与“习惯用语”的惯性,并对发现这些习惯性词语的新秘密保持不倦的追求与极大的热情。动词对诗歌的精练、张力与美感负有责任。譬如“僧敲月下门”、“白日依山尽”、“月出惊山鸟”、“随风潜入夜”、“风吹草低见牛羊”、“野渡无人舟自横”、“惟见长江天自流”……这里的动词“敲”、“依”、“惊”、“潜”、“见”、“横”、“流”,细细品来,每一个都使诗歌无限贴近事物本来的面貌,即“传神”。我用过很多动词,却并没有“推敲”好;这使得我常常陷入沮丧:我尚未写下经得起推敲的诗。未得到,愈加加深了我对诗歌写作的迷恋。但词语并不是诗歌的全部。诗歌需要气息与气场,这听起来似乎是很玄的东西,属于意会的范畴。这么想,觉得“心领神会”真是个好词,就像人们常说的那句“你懂的”。
        语言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语言的情况直接反映我们生活的情况。“脏词”在口语中比比皆是,呈现在诗歌中属正常现象。我不反对诗歌里有“脏词”,我反对未经选择与推敲的,不恰当、不准确的“脏词”。这有悖诗歌对词语的基本要求。
        
        刘:在你的写作实践中,有没有一些本来漂浮不定的词语,也许,其中的某一个还最终成为你诗歌中较为常见的意象?你能否回忆一下这种意象的获得途径?
        夏:2000年到2003年,我拒绝使用“花”、“花朵”,被用滥了。初写诗,还找不到新的切入点去使用,便选择了放弃。至2009年再次提笔写诗,我使用这个词语,把当初的谨慎都抛到脑后了。在《与子书》中,“花”是宁静内敛的美好品性。如:“别怕,别怕。闪电是孤独盛开的花。/请记得,把我埋在最细最小的花树下。/请记得,最甜的甜莓都开着最细最小的花。/她长得慢,她结果少。她从来不懂,取悦于人。”在《春天里》,“花”是独特的个性彰显。“我确信,如果你们是人,我就是一株植物。/你们善于从修剪中得到隐喻的快乐,我则习惯/处变不惊。天要下雨,你们要去动物园。/爱干么干么,只是别管我,要开什么花。”我是个健忘的人,我庆幸这一点。我阅读过的大多数东西都忘记了,剩下一些零碎的、不成体系的东西留在了我身体里,常令我有捉襟见肘的不足感。为了弥补这不断面临被遗忘、被忽略的“过去时”缺憾,我一直期望习得无中生有的诗歌锻造术。
        
        刘:你对某一个具体的诗歌意象的使用是随机的还是有意为之,对意象构成的意境指向是否进行较为严格的控制?在你个人的写作体验里,写作诗歌的持久动力是情绪表达的的未完成还是意象的未完成?你有没有进行过任务式的(指令性的命题)诗歌写作,那时,你的意象秩序处于何种状态?
        夏:世界本身便是一场巨大的隐喻,这使得意象呈现无穷的态势。我是个想得很慢、写得比较快的人。写到稿纸上或输入电脑里的过程,基本上只是把腹稿誊写一遍的过程。但腹稿的模糊性决定了誊写的不准确性。况且,我想要写的与我最终写下的总是有距离。坐摩天轮的经验告诉我,当自己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时,便产生因紧张、刺激而无比兴奋的情绪。写诗的经验则告诉我,当我失去对词语的控制时,便有了坐上摩天轮的感觉,风险与快乐并存,且趋向于正比关系。我可以控制一两个意象的选择,却没办法控制词语的排列组合与摩擦挤兑。诗人有时拿诗一点办法都没有,还说不清道不明为什么;有点像恋爱。
        意象永远处于未完待续状态,但它不是诗歌写作的目的与意义所在。我不迷恋意象。有人说,不是我在写诗,是诗在写我。这说法类似于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都忽视了“诗”与“山”的存在;实际上,是一厢情愿的自恋。我写诗,因为我需要。我需要有一个地方安置被现世伤害或爱怜过的灵魂。相对而言,更私人化的诗歌语言拥有这样的先天优势,它更容易构建光芒四射却不被外人觊觎的心灵乌托邦。因为这,我不接受任何指令性的命题诗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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