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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的消逝与找寻

发布: 2015-4-09 15:55 | 作者: 符喆



        相比较于早期新诗,80年代兴起的新生代诗歌正在努力逃离着政治牢笼的束缚。这一时期更注重于寻找人的“存在”,开始转向对主体意识的关注,即,关注现代人的心灵困境:对于生活意义的困顿,对于他人感情的冷漠,对于自我价值的迷茫,对于两性感情的不安,对于原有价值判断和理想追求的质疑……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歌多选取平凡人生活中散落的点滴来展现个体:一个漫无目的翻动书页的午后;一个承载着过去或甜或苦回忆的老旧日记本;亦或只是一缕散落的阳光。对于这些生活细节的关注和浅唱风吟,淡淡哀愁的情感格调使得诗歌中弥漫着浓重的小资情调,再加上与传统语言表达方式迥然不同的非逻辑、非线性形态的意象组合,就使得新生代诗歌越来越成为一种小众化的文学品读。但事实上,这种新的诗歌形态并不是完全去除了政治的社会因素,他们只是把大的政治现象埋藏在单个主体的生活和思索当中,这种叙述方式相较于之前的新诗更为女性化。诗歌正在由“男性化”般豪迈壮阔,担负社会职责的正统价值向温婉细腻,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发展困境的“女性化”视角转变。这种转变我们姑且称之为诗歌的“女性化”转型,它为新生代的女性作家登上时代舞台提供了非常自然与和谐的土壤,当代女性诗人的成就也让新诗坛刮目相看,夏春花的诗歌无疑是体现这些的一个非常好的例证。

        一、童话世界的崩塌
        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他们心中的世界都是童话,夏春花却一直也不曾撇下这种童贞:阳光下欣欣向荣的植物,小溪边温柔可人的动物,母亲永远是慈爱的,孩子永远是天真善良的,爱人们的喃喃细语是永远都听不厌的美妙音符……夏春花当然也不例外,她眼中的生活应当是甜蜜的,人们追求和紧握的也应当是甜蜜的糖果。糖葫芦一直在被孩子们追逐,而手中也一刻不停地紧攥着糖果。在这个世界中“王子和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生活理应处处都是甜的,包括其中的一切,那么“我亲爱的甜莓……是甜的。”
        多重的童话意象充满在长长短短的诗行中,让每一行诗句甚至每一次语言的应用都飘洒着蜜糖的芳香,这样清澈纯真的文笔也是夏春花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张虹在论述顾城诗歌的时候总结出顾城所使用过的一种表现手法,即“因意取象法”,就是利用想象,即知觉与表象的功能,然后以错觉或幻觉去感受这些知觉之中的表象,完全抛开作为客观实在的客观物象。夏春花正是基于自身对于世界的应有之象的想象而设计出了这些童话场景。在她的笔下出现的所有的生命都像是魔法存留在人间的见证:孕育着的可以是小刺猬,我可以是一株植物也可以是一只蜗牛,美人鱼她依然还存在……正是这些童话的存在才使她诗句中不仅有着女性的柔美更兼具孩子的纯真,那份即使麻烦再多也不会让孩子失去的童贞。“可以用木耳代替耳朵去听电话吗/如果小气泡变成了大气球会怎样/为什么不生个红色妹妹代替蓝色超人/问题之多,并不影响生活之美好。”(夏春花《狐之疑》)这样一颗童贞之心让她对于童话恋恋不舍,但她毕竟不是孩童,作为细腻的女人和敏锐的诗人,这种贪恋致使她们对于一切的丑都极度敏感。
        于是童话的世界正在面临崩塌的危险,植物是美丽的但是正在被人类践踏,动物正在日渐的残暴,母子之间永远有着无法跨越的代沟,爱人之间似乎永远有不能解开的绯闻……原本美丽的世界正在向着它的对立面发展,似乎魔鬼在与天使的较量中取得了优势。她在《梦游症患者》中这样写道:
        一日千里。在途中
        她吃下六颗糖果:
        “瞧,生活是甜的。”
        它可以医治深入人心的苦,与痛
        
        这只是暂时的
        在船底,在车上,在山中
        巨石如鹰,盘旋在头顶
        他们一刻不曾放松紧握的拳头
        毫无疑问,夏春花很清楚所谓的童话只是自己在梦中的一厢情愿罢了。梦醒之后压力和冲突一直都在,个体心中的苦与痛也一刻都不得减轻。即便是如此,夏春花还是对那些昔日的城堡依依不舍,正如顾城始终认为自己生活在童话中一样般,她写到“而我们如此贪恋舌尖上那一点甜”。就是这还未融化的一点香甜让诗人忍不住的心疼,忍不住的呼喊;她不仅自己愿意保留这份纯真她还想重建起一个纯真的童话世界。如此“它也握有甜美的糖果/转身离去时,有那么一瞬间/她想剥下糖衣,把所有的甜/一一赠予正在身边的旅人”这是诗人像保住那个童话世界的最后一点努力,是女性母性心怀的最好表达。

        二、在混乱中迷失后的自我找寻
        街道上挤满了风。
        乱蓬蓬的,不听话的孩子,满地跑。
        乱糟糟的,酒鬼碰倒了酒瓶,奴隶爱上了祖国。
        乱哄哄的,猫玩起了线团,革命党人和精神领袖玩起了躲猫猫。
        乱成一团了。风挤满每一条街道。挤啊挤,
        到处都是嘈杂的声音,到处都是纷杂的人群。
        到处都是不相干的事物。
        到处,都找不到你。
        ——大风歌
        事实上,童话世界坍塌后并没有谁有能力建造起一个可以与之媲美的美丽新世界。于是童话的断壁残垣就必定成为一片“荒原”,为了表现这种现状,后现代作家、艺术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从内容到结构的荒诞混乱的解构方式。
        在《大风歌》中意义的混沌在这短短的八行诗中非常明显。仅仅一个“乱”字就出现了四次,再加上“嘈杂”“纷杂”等词汇更是使这个世界呈现出飓风过后般的凌乱与破败。这些凌乱甚至是带有点荒诞性的:酒鬼打翻了构成了构成他们他们世界另一元的酒瓶;奴隶竟然会爱上了最为压迫他们的国家……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事物就像是进入了镜子的反面,整个世界南北两极颠倒了过来。也许在这里老鼠真的可以爱上猫。
        意象的杂乱是本诗的另一特征,这些杂乱的意象既是意义的混沌更是语言逻辑的凌乱。语言的凌乱是取决于作者所采用的“象征隐喻法: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它体现着诗歌艺术的中心”。可以说诗歌对于内容意象与语言形式的统领一直是让其他文学形式望尘莫及。夏春花更是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利用意象营造出混乱的世界场景,完全打破逻辑结构的句义组合也营造出跳跃着的语言节奏,更有利的打破人们对于内容决定形式的权威迷信,打破原以为正确的价值认同。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异曲同工的是,这种混乱不仅仅是视觉的挑战显而易见,荒诞意义的构造同样骇人听闻。好多超现实的意象,被认为是不存在的,但又让人感到真实,其秘密就在于这些不真实的意象其实都是一直在人们生命里的真实记忆,这些意象中的一个词一个字都可以帮你想起它来;就像一把偶然的钥匙帮你打开了一片天空一样,你一下看到了那个熟识已久而全然忘却了的全新的光明。这便是诗歌形式所带给人的强烈震撼。
        这种外在世界的混乱是由人类自我心灵的迷失造成的。中国诗人很早就开始了寻找自我的路途。只不过他们找到的自我各不相同。大多数朦胧派诗人找到的“自我”实质上是大写的“人”的代称, 是“人民”的代言;而新生代诗人的“自我”从本质上说只代表他自己,就像是顾城说的那样“哪怕变成一只昆虫, 我也要找到我自己的声音, 说自己的话。”(顾城《从自我到自然》)夏春花则写道“我确信,/如果你们是人,/我就是一株植物。/你们善于从修剪中得到隐喻的快乐,/我则习惯/处变不惊。/天要下雨,/你们要去动物园。/爱干么干么,/只是别管我,/要开什么花。”(夏春花《春天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 他们都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诗人,信守个人的创作原则, 不与社会妥协, 也不与时代妥协, 始终沿着个人的生命轨迹前行。

        三、撕裂在二元世界中的痛苦子爵
        卡尔维诺在《我们的祖先》中塑造了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子爵,正是揭示出人性中并存的善与恶两个方面。如果个体身上的“恶之花”全部凋零那么即使是最为美好的“善之花”也必定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其实卡尔维诺更要告诉我们的是处于对立的善与恶的二分只有同时兼具在一个生命个体中才能构成一个正常的人,而一切这种看似对立的二元因素共存是相辅相成的必然因果,而不是一道可做可不做的简单选择题。卡尔维诺用看似荒诞的讲述所道出的事实却以另一番模样真实地体现夏春花诗中,并且是无处不在地存在着。
        夏春花在《一群人》中这样写道:
        一群人拖着身体去广场上
        听一个人讲故事:
        要把独立意志植入棕熊的右脑
        就要给望风的猎狗以诱人的蒜香骨
        ——北风可不管这些
        它吹啊吹。一群人扭着身体
        在广场上
        摩拳擦掌,甩胳膊甩腿
        大广播适时地高喊
        生命在于运动的口号
        一群慢慢热起来的人发现
        借集体运动也可获得短暂的快感
        她则发现,这快感
        无关法律、责任与美德
        对越来越恶劣的气候
        也毫无影响
         “瞧,越来越多的人
        正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涌来”
        哦,这也没什么。不过是
        更多的,更大的
        一群人
        无数场乱糟糟的集会就时刻发生在我们周围,在诗人看来它既是一场集体的狂欢又是一场集体麻木。人们在虚拟世界的狂暴叫嚣,却又在现实世界中循规蹈矩;人们为着所谓的自由聚在一起,却又只是听着一个人的独唱;人们为着一个目的高叫着聚集在一起却发现他们的快感与任何目的都无关。处在地球村中的现代人,地理距离正在一步步缩小,聚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这本应是以群居方式生存的人类摆脱孤独感的最好方式,但普遍缺乏安全感的现代人却因为这种群居而更加不安,人们害怕与陌生的人接触,我们在人群中迷失自己,我们最经常地感到孤独……弗洛姆指出,这正是群居力量的消失,人们不再能从简单地群体生活中获得自身的满足,于是他们开始求助于其他方式:用浓烈的酒精麻醉自己,用吸食鸦片获得极度的快感,用集体狂欢来掩盖自己的孤独……在夏春花看来现代人正在把这种集体狂欢当做精神鸦片,于是人是越聚越多,但那只是一群人而已,不要忘了“狂欢是一个人的寂寞”人们在这个欢腾的群体中时却依然是各自怀抱着各自的寂寞,对他人的戒心,因此这群看似聚在一起的人却永远也不能成为集体。既然在夏春花的眼中二元的对立永远不会消失,现代人在饮鸩止渴之后自然是要跌入更大的深渊中不得被救赎。
        另外诗人自身也陷入另一个无法跳出的二元泥塘。同时兼具女人与诗人双重身份的夏春花,既具备着母性那对所有人无条件的细腻关怀,也怀抱着男性那对所有人批判严厉的社会责任感。她以女性的童话的心境塑造着可贵的美好却又用男性那冷峻的清晰头脑亲手把一切砸个粉碎,揭露出世人的伤疤,“我提防你们,所有美好的人类” (夏春花《蜗牛之歌——给自己》)但正是这样一种方式才使得一切都更加深刻,就像她自己形容的那样“她曾在涨潮的浪尖上/拼命扎向大海深处”(夏春花《二元论》),可以说只有经历了被推上浪尖的激越才能体会到扎入海底的深邃,只有把美丽的东西砸个粉碎才能体现真正的悲剧的壮美。因为人类只有在最痛的边缘才能体会到最快乐的满足。所以诗人们都疯狂的追逐着这样悲剧的美,并一遍又一遍地塑造且亲历着这种美。于是美丽的童话终归是要解体,只有这样才是诗人能表达出对这个世界的最真实的描绘,才是诗人最为追求的诗歌之美。
        在一个极为平常的“巴山夜雨”时,我知道了“夏春花”这个名字。那灵魂自由流浪所留下的每一段痕迹不但让她沉醉,也让我着迷。
        
    参考文献:
    [1]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9:(1)
    [2]张虹.浅论顾城诗歌的艺术特点[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3)
    [3](美)艾·弗洛姆.爱的艺术[A]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4](意)伊塔洛·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A]——我们的祖先.译林出版社,2008. 
    (符喆,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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