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来自夏午的诗句，出自《要命的事》一诗。“美，是件要命的事”并非耸人听闻，它至少可以理解为一个布罗茨基式的决断：美学高于伦理学。这里包含着一种作者对美的规律的尊重：在写作中，美，是第一的。诗人凌越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你既不想贸然破坏创作本身的规律和纯洁——没有把握在创作中敏锐准确地体现道德感，而现实的许多问题又让你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至少有一种不那么痛苦的选择在等着你——向桑塔格学习……决不在创作中轻率地挥霍道德感，以降低自己小说和诗歌的艺术水准为代价。”[ 凌越：《现实世界，诗人何为》，参见http://ent.sina.com.cn/x/2005-07-19/1515784434.html]这便是一个挑战：美，而非道德（或伦理），决定了文本有没有可能是完美的。罗兰·巴特所说的及物写作与不及物写作之分，我们在此作出本文语境里的理解：及物写作，就是粗鄙的、挥霍道德感的写作；而不及物写作，则完全是以美（快乐的美）为准线的写作。
小时候初读朱生豪译《罗密欧与朱丽叶》，有关春梦婆的一段文字，让我颇感震惊，这段文字有那时的我从未见过的奇特：
她的车辐是用蜘蛛的长脚做成的，车篷是蚱蜢的翅膀；挽索是小蜘蛛丝，颈带如水的月光；马鞭是蟋蟀的骨头；缰绳是天际的游丝。[ [英]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见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文集》，卷二，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年，第145页。]
它带来的冲击是长久的，以致于今天，我依然对当时的阅读情景和惊讶之情记忆犹新。当然，按照卡尔维诺的指引，我知道了凯尔特人的神话里有小精灵的传统，这些文字出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之手，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我读夏午的诗时，突然很多回忆的窗户被打开了；我同样惊讶于她的文本：我这次细致地读她的诗歌，不但打开了回忆，也打开了现在的窗户。这一排排的诗篇，白纸黑字，一个词，一个标点，它分节的方式，它的句子，它的精确而快速的决断和小小的冲刺，轻盈的跳跃，悄悄的呼吸，微甜的快乐，小巧的耽溺，透明的昆虫翅膀的震动……从前，谈及诗歌，我还相信诗人的创造，但我现在更相信文本的生产。但凡说到文本，不存在创造的文本，而只有符号学的生产：一种来自后结构主义的编织。编织是技术意义上的，也可以说是巧心织成的，这巧心也可以说是慧心和天赋。同样可以按照布罗茨基说的，他的诗歌来自上帝，但编织的才能同样来自上帝，只是我们中国人不习惯于这样说罢了。
编织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我非常沉迷于巴特的一段话：“诸多整体语言之间的杂乱违碍已不再是种惩罚，经种种群体语言的同居，交臂迭股，主体遂臻于醉境：悦的文，乃是幸福怡然的巴别，通向成功的巴别。”[ [法]罗兰·巴特：《文之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我曾对这段话作了语体意义上的理解，——按克里斯蒂娃的说话，叫做引文的马赛克，我愿意理解为汉语诗歌的种种言语杂居一起，无论是口语、书面语、欧化的语言、古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等等，都可以“杂于一”（柏桦的说法）地出现在一个文本里，而以某种言语，比如口语，为主——这里，我试图作出另一种解读：文本的目的即是通往成功的巴别塔；这巴别塔的建造，除了语体之外，还应该从价值方面作出理解。各种要素在一起同居，这种同居无涉道德，而只有一点：悦的文。
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样的诗歌才是有价值的诗歌？雷武玲在《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精神之诗》一文的开头便问道：“我们如何判定一个诗人，他的全部写作，或他的某一首诗的价值和意义？……我的基本依据是什么？”[ 雷武玲：《现实生活中的个人精神之诗》，萧开愚、臧棣、张曙光编《细察诗歌的层次与坡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71页。]按卡尔维诺的问法，应该是：在2000年以后，什么样的诗歌才是有效的？换成他妻子的话说：卡尔维诺认为，2000年以后的文学应该保存哪些价值观？[ [意]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参见该书前言，第1页。]如此说来，有些价值观在2000年以前便存在的，而且是作为传统存在的。
在夏午的诗歌里，她为我们提供了哪些可以称之为价值的、赋予启发的、在我们这个时代难能可贵的东西？这是我最感兴趣的地方。我试着把她的文本分列出几个小小的要点，每个要点，以一个关键词的形式抽象出来。尽管这种做法可能失之粗暴和生硬，但至少可以作为梳理和省察她的诗歌的一个角度和方法。
首先是身体。我是在与主体相对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它并非90年代末以来所谓的狭窄的身体写作，而是一个视角。因为在夏午的诗歌里，有明显的身体特征，并有明显的拒绝主体建构的倾向，拒绝镜像的他者。在一首诗里，她试图破除某种主体的镜像：
海边一年，她常感波涛在体内不停翻滚
山中一年，安静蓬勃的青苔从石头爬到脸上
海边的她不是山中的她，都不是她
时间摇摆，自然不是个副词
——《时间摇摆》
那个“她”是什么？是一个镜像？一个虚假的想象的主体？雅克·拉康在《助成“我”的功能的形成的镜子阶段》一文提出，人在形成自我意识的早期，不过是个镜像，那个镜像并非自我，而是一个有别于自我的“他者”。[ 参见[法]雅克·拉康：《助成“我”的功能的形成的镜子阶段》，《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89-96页。]这个有临床基础的见解，对两千多年来不断建构的越来越复杂的主体起到了瓦解的作用。打碎镜子，这已经成为结构主义以来经常谈及的问题。这个问题，和中国禅宗里的破执何其相似！“她”在哪里？“她”是谁？那“海边的她”、“山中的她”不过是个符号自我，而非真的她。
在夏午的诗里，很多时候，镜像似乎已经自觉被她清除，主体呈现出坍塌的景象。读者在她的诗里很难找到主体的踪迹，找不到认识论意义上的那种价值，找不到道德，剩下的是赤裸的生命——身体。那个主体的“神”哪里去了？死掉了，拆解了，真理也崩坍了。在另一首诗里，她说，“迷恋与灵魂无关”：
露水、清风、明月和不再年轻的小爸爸
苦菜花、甜玉米、酸山楂和浓淡相宜的普洱茶
鹰翅、虎骨、刺猬的尖刺和白象的长牙
我深深迷恋这些漂亮的
可能也是暂时的
与灵魂无关的事物——特别是
这一刻，躺在我身边
你明朗、恰到好处的身体
——《迷恋与灵魂无关》
既然与灵魂无关，那就是打碎镜子之后，还剩下身体。我一直认为，诗人应该恋物。原因就是，镜像消失，灵魂不再作为写作者探寻和爱好的对象，不再是写作的目的。让灵魂从文本中消失——夏午做得也是这样坚决：那些迷恋，只与生命有关，与物有关，与身体有关，惟独与灵魂无关。不要再说灵魂，只问生命如何。那露水、清风、明月、小爸爸、那些漂亮的短暂之物，那明朗、恰到好处的身体，哪一点与灵魂有关？与主体有关？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枕草子》，真是奇妙，这本书在一千多年前，已经打碎了镜子。随手翻到一页可见：
漂亮的事是，唐锦。佩刀。木刻的佛像的木纹。颜色很好，花房很长，开着的藤花挂在松树上头。
六位的藏人也是很漂亮的。名家的少年公子们，没有穿惯的绫和织物的衣服，却因了职务的关系随意的穿着，那麹尘色的青色袍子，是很漂亮的。……
——《枕草子·漂亮的事》[ [日]清少纳言：《枕草子》，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139页。]
可以说，这本书的作者清少纳言真算是古今文学史上的奇才了，在10世纪末的时候竟然可以写出这样的文本。也许会有人说，那是因为受了白居易诗歌美学与李商隐的文体的启发，才有了这样的奇特文本，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了。我以为，就夏午的文本而言，可以与《枕草子》互参，本文后面还将就此继续论述。
就夏午的这种文本而言，在当代具有符号学所说的标出性特征，即它是属于边缘之美，并非主流。主流的，可以理解为一种普遍的，被广为接受的。从普通诗歌读者来说，他们接受主流的当然没有什么值得质疑之处，关键问题是，这种诗歌文本，即便在当代的诗歌写作者，甚至包括所谓的著名诗人那里，整个诗坛构成的另一种写作意义上的主流，对这种美形成了挟持，令其标出——同样，也可以不客气地说，对这种写作形成了蒙蔽。至于各种主体性写作，由于篇幅有限，不再在此一一查考分析。需要强调的，夏午诗歌文本的身体性特征，从理论上说，属于一种后现代主义景观，这种身体性的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尼采。尼采哲学的核心，即在于身体性，所谓生命的强力意志。他宣告上帝之死，其实便是主体之死，一切价值都需要重估。自然而然，在文学里，很多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价值准线，也随之被颠覆。作为尼采信徒的罗兰·巴特，便标举文本的身体性。
其次是快乐。快乐，这成为夏午诗歌的一个关键词。打碎镜子，你才快乐。不谈忧伤，不谈苦难，远离悲惨的状况，这成为当代文本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伊格尔顿带着谴责的语气，说出了某种现存的、传媒时代不容置疑的美学趋向：“人体是非常时髦的话题，不过通常是色情肉体，而不是饥饿的身体。对交欢的人体兴趣盎然，对劳作的身体兴趣索然。”不过他又饶有兴趣地说：“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根据人类没有生殖器官这一不言而喻的假定而进行的，这真有意思。”试想，在文学中，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的古典诗歌，长期以来，对南朝宫体诗的态度说明了一切，同样，只要对中国诗歌史稍作考察，便可以发现，身体是消失的。我们可以断定：在中国，同样存在与西方相类的主体存在，因这个话题太大，本文没有办法就此展开。话说回来，伊格尔顿就乐趣问题，话锋陡转，这样说道：“乐趣并非天生就有腐败性。相反，乐趣是不折不扣的贵族信条。传统的英国绅士厌恶令人苦恼的劳作，竟不愿正确地发音。”[ 这几处引文参见[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5、8页。]
显然，快乐与身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夏午的诗歌里，从反面可以辨明她对这一点的态度。张枣年轻的时候曾对柏桦说：“我发誓，一辈子也不写一句感伤的诗。”[ 柏桦：《张枣》，北岛编：《亲爱的张枣》，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3页。]这让柏桦感动不已：过早地开悟，识破了天机。快乐，至少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快乐的态度——一个确认事物价值的标准，从身体出发，体认万物，也即采用尼采式的透视主义散点观察，而非传统的从主体出发的聚焦观察。万物因此呈现出碎片状，而不是统一性。当我判定夏午诗歌的身体性特征的同时，其实也确定了快乐的特征。第二个是写作本身是快乐的，文本编织过程，是一个精确地游于艺的过程，是一种享乐主义的态度：沉湎于文本自身。
她的《菠萝蜜》文本的身体性，即采用了透视主义的方法，也即主体坍塌之后，身体登场，用身体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尺。确切说，是身体的快乐。身体成为与万物交欢的奇妙媒介，是生命活生生存在的证据。
照例是吃罢晚饭出门散步，你在左边，
我在右边。风比昨天大了点儿。我比昨天
多了一点甜。这习惯，已成自然——
……
再一次，我吃了你剩下的：流淌着汁液的
菠萝肉——酸酸甜甜的，多像你
刚刚被雨水淋湿的身体。
——《菠萝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