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顾颉刚先生辞世三十周年
一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开始关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的这样一群人：无论政权更迭，还是战和交替，他们都受到应有的尊敬，并且可以安心治学、成就斐然。
当然，在我们传统的记忆中，这些人是很难留下身后名的。因为对于大家从小所受的教育而言，1949年前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期，之后反对的，之前必定要赞扬，之前受到褒奖的，之后必然无条件面对批判。学者自然也不例外——如胡适、傅斯年与张君劢便是典型。
在对于这一批学者的解读中，我却发现了一个有些与众不同的身影。
和其他学者不一样，他没有留学背景，但是他却是当时人文社科领域顶级的学者之一，尤其对于民俗学、历史学的开创性贡献，无人能及。其率先成立的“禹贡学派”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标杆性队伍，对中国现代学术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和其他学者也不一样还在于，他不左不右，不党不私，既不与人商榷，也不加入派系，在1949年之前，他曾任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与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社长，并兼任复旦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兰州大学与北平研究院的教授；在1949年之后，他仍以复旦大学教授的身份兼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务，甚至在1959年还一度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副部级），终身获得最高学术荣誉与社会地位的他，却不卷入任何政治斗争与学术争端，以一个学者的治学良知叩问学术、追寻真理。
和其他人更不一样，请注意——他没有“宁折不弯”的执拗，也没有文人们先天俱来的软骨病，他具有真正的名士风度，这无疑是一个在人品上是一个严于律己的完美主义者。晚年，他曾以“要无恨于此生”而自况——譬如抗战军兴的1943年，教育部长朱家骅邀请他为总统蒋介石撰写“献九鼎铭文”，“迫于压力，不得不答应”（程千帆语）的他在铭文中却暗含讽语、针砭时局，令蒋介石羞愤难当；“反右”时，学术界纷纷批判胡适，他被迫站出来“揭发”胡适的罪状却是：“胡适写东西时桌上资料乱七八糟，成何体统！”——政治问题娱乐化，以消极面对无限上纲上线的极权政治，他不愧为当代思想史中第一人。
这样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在现在这个一边怀旧，一边遗忘的年代里，却总是被蒙蔽、被遗忘，甚至被涂抹，但却从未被遮掩。
他叫顾颉刚，其实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书生。
二
莎士比亚有一句话，怀疑是大家必须通过的大门口，只有通过这个大门口，才能进入真理的殿堂。
这句话用来勾勒顾颉刚的一生，再合适不过，因为他的学问就是从怀疑开始的，“疑古”是他一生最为光鲜的成就。
五千年的中国史，众说纷纭，各家之言层出不穷，顾颉刚从小所受的教育，却非来自于四书五经，这是他缘何敢于“疑古”的原因所在。很多书上都介绍，其幼年成长，皆源于其祖父从小给他讲的神话故事，在这些天马行空的神话中，开启了顾颉刚的历史之门——或者更精确点说，从小培养的怀疑精神，便是在这些神话的故事里酝酿了。
推翻历朝历代的“三皇五帝”系统，是顾颉刚年轻时代的一大创举，我无法想象，凭借一个苏州年轻学子的气魄，如何拥有这样的能量？我也并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刚有这想法的那一年，顾颉刚竟才十七岁。
十七岁，是一个怎样的年龄呢？
十七岁的丘吉尔，在哈罗公学作为成绩最差的学生，屡受排挤；十七岁的戴震，虽然“全举能辞”，但也只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少年读书郎；再看看十七岁的作为孤儿想讨一口饭吃的孔子，竟然被季氏家的门客阳货活活地轰出门外。
后人解读十七岁的顾颉刚，往往认为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因为对于约定俗成历史的否定，用常人眼光看，往往出于两点，其一是做学问全凭胆大，出言不过大脑，这样的学者在古今中外都有，而且不少；其二是妄图一言而惊天下，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样的学者，外国有，中国更多，古代不少，当下学坛还甚——但是，顾颉刚却不属于这两者。
顾颉刚真正产生这种“破伪求真”理想的，是在阅读完一本叫做《古今伪书考》的书，作者姚际恒，是清代康熙年间一位愤世嫉俗的浙籍学者，作为清初“疑古派”的代表人物，姚际恒走的并不远，更重要的是，《古今伪书考》并未直指历史深处，而是只论及文学史上的掌故纷争。
但是，通过对《古今伪书考》的阅读，敏锐但年幼的顾颉刚却从文学史推而广之，发觉了中国历史中的乖讹之处，于是他做出了如下的判断：
读了以后，我的脑海里起了一次大革命。这因我“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看为战国、秦、汉人所作的，被他（《古今伪书考》）一阵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了。我向来知道古人的著作毫不发生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顾颉刚，《古今伪经考》序）
因为读书所以怀疑，古今中外治学者并非没有，但因为读到某一本书，而能够如此推而广之地将问题连带到不同的领域，甚至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学术系统产生怀疑，这就不得不令后人佩服他的判断力。事实证明，顾颉刚的判断力是准确的。
他提出的理论，叫做“层累造成的上古史”——这是一个颇为胆大的推论，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上古史，是后人你一言我一语堆砌起来的，而不是通过文物实证所奠定的，再说难听点，上古史其实就是一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根本没有历史学的价值。
那么，前人基于上古史所做的一切探索与所有研究，都是空中楼阁而已了。
顾颉刚十七岁时的勇气，究竟来自于何处呢？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底，我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临近十二月的江浙一带，正是绵延渐冷的雨季，当时由于买不到从上海回北京的火车票，我辗转到了苏州，清晨微曦在苏州城内游荡，忽然在老巷子里发现了一块钉在墙上的木板：顾家花园。
忍不住源自于内心的兴奋，轻轻地拍敲顾家花园的木门，由于正值清晨，车少人稀，我的敲门声忽然惊起苏州老巷内的一阵此起彼伏的狗吠。同行的友人劝我快点回家，“苏州的狗欺生，是会咬人的。”
“到了顾家花园，哪有不进去的道理？”
继续敲门，有人应声，是一个清矍硬朗的老人，年龄约在花甲上下，但眉宇间气魄不凡，询问来由后，我自报家门，自己是周华斌先生的学生，路过顾家，前来拜访。老人一听来了劲头，赶紧指着屋门口的额顶介绍，这是你师爷周贻白先生的墨宝，我赶紧用相机拍下，老人又自我介绍，他本是顾家的长孙，名叫顾行健。
原来顾家花园里还有顾家的哲嗣居住！我的欣喜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拉着同行的朋友慌忙问候，朋友本是商人，不晓得顾颉刚是何方神圣，但看到我如此谦恭，料想见到了非同一般的人士，于是匆匆地跟着我一道致敬。
“祖父原来就居住在这间屋子里，现在我九十多岁的父亲还住里面。”顾行健先生指着身后一间小屋，小声地向我们介绍，因为屋子狭小，一有动静四周都能听见，我们也怕大清早惊扰到还在熟睡的老人。于是蹑手蹑脚地站在门外。
“以前祖父念书的时候，在这屋子里很是刻苦。”顾行健先生继续向我们介绍，“我祖父的祖母与祖父是他的启蒙老师，他们给了祖父很好的教育，关键在于我的太祖父既是一个维新派，也是一个对于神话有着很深研究的学者，在我太祖父的指引下，我祖父在四五岁时就一方面受到反封建、反传统的‘启蒙’影响，一方面又受到‘神话’的教益，这为他后来‘疑古’奠定了最开始的思路。”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句民谚仿佛在世界学术史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反映出它的真理性，无论是少不得志，还是大器晚成，只要这个人“三岁七岁”时对了，那么他一辈子也就对了。顾颉刚终其一生的治学，竟也是从“四五岁”时的启蒙教育而奠定的。
“祖父小时就很聪慧，有神童的称号啊。”顾行健先生热情地送我们到大门口，“谢谢你们还关注顾颉刚。”
我忽然发现，我们闲聊许久，竟然未曾提到顾颉刚三字。只是到了临别时，老人才提及这三个字，当然，对于我与顾行健先生而言，是否提这三个字，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顾颉刚是谁？”我朋友忽然冒出这么一句，“是刚才那个老爷子的爷爷？”
我说是。
“算年龄，那活着得有一百零几了吧？”朋友问。
我在心里细细一算，还真是一百零五岁，不多不少。
三
一百零五岁，恰是一个世纪多一点的年岁，但在这个新世纪里，顾颉刚仿佛越来越不为人所知了。
我相信，“顾颉刚是谁”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我朋友这样的商人之口，纵然在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里，若非民俗学、人文学的同行，知道这个名字的，恐怕不足十一。
记得“五四”九十周年时，看见一群北大新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北大红楼参观时，发出了“废名是谁”的疑问，一下子引起了诸多同路而来老人们的气闷。是的，在我们喊着怀旧、喊着启蒙的年代里，真正的启蒙，离我们不是近了，而是远了。
废名作为新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尚且不为人所知，顾颉刚作为深居书斋的学者，知之甚少，则丝毫不以为奇了。
但是，顾颉刚又是不该被遗忘的。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的严谨治学态度，确实影响了以其为核心的“禹贡”学派，并建树其理论，丰富其内涵，为当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树立了典范。或许，我这样说，大家无法理解，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历史地理学本身是一个陌生的范畴。
但是，谈到《山海经》，相信大家就都颇为熟悉了。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上古史的认识，多半来源于这本三万多字的小册子，读过这本书的人都知道，且不说作者不知何许人也，书里的内容也都荒诞不经，语焉不详，关于这本书的争议，从古到今从未停止过，甚至还有学者称这本书乃是来源于遥远的古巴比伦，然后经由印度商人带入中国，当然，这些说法只会为这本传奇的小册子增加更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砝码，却不会起到考镜源流的解密意义。
但却就是这样一本书，成为了先秦以来中国地理学的典范性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