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20-30年代的“小国文学”研究为例
一
历史地看，外国文学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起于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1917年的“新文化运动”，属于“西学东渐”浪潮的产物，此阶段以“译介”为主，旨在将西方现代文明传入中国，起先为严复开创的科技翻译，其后逐渐有了以林琴南主导的文学文化类翻译，“译书”遂成为了外国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主要传播形式，并一直延伸到民国初年。“进入民国，翻译西书仍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 而在第二个阶段，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学人开始有选择地关注于一些“弱小民族文学与小国文学”（下文简称“小国文学”） 作品，并期望能够从中获得相应的文化、政治经验。而“中国化” 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趋势，并为后世外国文学研究奠定了逻辑方向与基本思路。
学界一般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起点是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27年，郑振铎在这套中国人自己编纂的世界文学史中高声呼吁“介绍世界的文学”乃意在“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以谋求我们与人们全体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流通。” 并明确主张应该在外国文学研究的同时，不应忽视“本国主义”的立场，即既要研究国外的文学作品，还要创作出受其影响的本国佳作。由于郑振铎的影响力与《文学大纲》的普及范围之广，因此当下学界有一种趋势，认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滥觞即在于此。
但笔者发现，今日中国（当然也包括香港、台湾地区）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化”理论、实践及其得失，实际上与郑振铎的主张有一定距离，从逻辑上很难构成与其一脉相承性。自上世纪开始，几代学者所不断开辟、开拓的外国文学研究事业，其“中国化”的目的更多是对外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创作、理论生成机制、思潮流派与历史趋势的探讨、探究及总结，而并非只是为了促使本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因此，若单纯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视作是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则难免牵强附会之嫌。
鉴于如上问题，本论拟以“小国文学”为研究核心，从早期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出发点、研究主旨入手，力图站在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史的高度，重新爬梳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发展脉络，追寻其逻辑起点，并解答如下三个问题：一，“小国文学”研究何以构成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二，“小国文学”研究有什么样的特点？三，当下外国文学研究应从“小国文学”研究中吸取什么样的精神资源？
一
之于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史来说，《文学大纲》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后世研究者仍不能忽略郑振铎这一说法的时代性，该书首版的1927年，正是“小国文学”译介、研究在中国风行并日渐成熟的年代，因此，追寻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逻辑起点，从“小国文学”这一研究对象入手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小国文学”肇始于鲁迅、周作人（下文简称：周氏兄弟）合著的《域外小说集》，该书首版于1909年，分上下两册，这也是目前有案可查的、中国最早的外国文学作品选本。这套书一共收录了16篇外国小说，其中除却3篇美、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说之外，其余13篇则为捷克、波兰、匈牙利、挪威、丹麦与俄国作家契诃夫（Anton Chekhov，1860-1904）、安德莱夫（今译安德列耶夫，Alexander S. Kaun. Leonid Andreyev，1871-1919）的小说，由于日俄战争战败，社会革命一触即发，俄国沦为“小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域外小说集》出版之后，紧接着的“新文学运动”又大大推动了世界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小国文学”这一研究重心始终未被当时学界所忽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918年至1921年）曾系统推出过挪威、芬兰等作家作品（如《易卜生专号》），茅盾、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1921年10月，第12卷第10号）也推出了不少“小国文学”的代表著作。这些“专号”中反映了外国文学研究者们的研究立场。在《小说月报•被损害的民族文学号》引言中，茅盾这样说：
凡在地球上的民族都一样的是大地目前的儿子，没有一个应该特别的强横些。没有一个配自称为“毫骄子”！所以一切民族的精神的结晶都应该视同珍宝，视为人类全体共有的珍宝！而况在艺术的天地里，是没有贵贱，不分尊卑的！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正的正义的公道。
不同的杂志推出陆续一系列“小国文学”研究的“专号”之后，向“小国”获取文学经验这一“中国化”的路数一再被研究者们所明确，即从已经独立建国的“弱小民族”与“小国”的作家作品、理论思潮中，梳理出可供己用的文学经验，“被侮辱被损害民族文学”、“小国文学”与“弱小民族文学”等语汇，也自然成为了当时中国文学界频繁提及的“关键词”。
如上种种尝试，只是“小国文学”研究的前奏。宏观地看，这既是晚清至民国以来“西学东渐”的必然，亦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阵营因“五四”而形成了短暂联合的结果。在1930年代末，这一联合的阵营终于因为国家道路的选择、政府顶层设计的差异与日寇的入侵而分崩离析。在1920-30年代，因为政治主张不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派系，但历史地看，“小国文学”研究在当时确是一次超越了政治主张的共同文化实践，其研究者亦横跨不同政治阵营，既包括鲁迅、殷夫、茅盾、董秋斯、徐懋庸、穆木天、张闻天、周扬等左翼作家、翻译家，也包括李赞华、王平陵、杨昌溪、汪倜然、谢六逸等“民族主义文艺”学者，也有赵景深、巴金、梁实秋、孙伏园、胡适等“自由主义派”文人。正因他们的共同努力与实践，才体现出了“小国文学”的时代性与共性。
笔者认为，这种共性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作者与刊物的跨阵营交叉，另一是研究对象的一致性。这两点实际上体现出当时学界在“小国文学”研究上的合力，也反映了今后外国文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在分歧。
首先，“小国文学”研究在1930年代进入到了成熟阶段，“左联”期刊与“民族主义文艺”期刊均开辟了“小国文学”研究专栏或专号，共同形成了研究的主力军。波兰作家显克维奇（今译显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匈牙利作家裴多菲（Peitofi Sander，1823-1849）等人的代表作时常被《文学》、《译文》、《文学界》、《奔流》与《莽原》等左翼期刊推介并迅速传播，成为了当时中国名噪一时的汉译名作。
与此同时，有着国民政府官方背景的“民族主义文艺”期刊如《现代文学评论》、《矛盾》与《前锋周报》等亦推出了“小国文学”作家作品，如范争波、王平陵、李赞华、朱应鹏与杨昌溪等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同时也撰写了不少“小国文学”研究稿件，有与左翼文学一争高下的态势。原本水火不容的两大文学阵营，竟会在同一历史时间做出同样的文学选择，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
而且，在《现代文学评论》中可以看到“左联”党团书记周扬的稿件《巴西文学概观》，左翼作家马彦祥的《高尔基与杰克伦敦之比较研究》也发表在《矛盾》杂志上，而在左翼期刊中，亦偶然也可看到赵景深、叶灵凤等亲近“民族主义文艺”或“中间作家”等人所撰写的“小国文学”研究论稿。从表面上看，这是对“新文化运动”时“小国文学”研究热潮的精神赓续，但从本质上讲，这种迎合不同政治阵营的需要的研究实践，实际上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分歧。
茅盾曾认为，这是有官方背景的刊物“以敦请的威胁的利诱的各种手段招致中间作家去投稿”的结果，并认为一些官方学者将一些欧亚国家的文学列入“小国文学”范畴乃是“自作多情”，其实历史来看，这一说法难免有失偏颇。在当时的语境下作家实际是自由投搞的，左翼期刊曾也刊登“中间作家”的来稿，尤其像周扬、赵景深、欧阳予倩这样在不同政治阵营中都属于社会名流的作家，几乎不会存在被“威胁”一说，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为《现代文学评论》投稿的周扬，属于左联的主要领导，亦非所谓的“中间作家”。
其次，“民族主义文艺”研究者与“左翼文学”的实践者都关注于“小国文学”，甚至同一或几位外国作家、作品，都曾先后或同时被不同政治阵营的文艺期刊所译介、评述，体现出了研究对象的一致性。
譬如《现代文学评论》杂志1931年第1卷第4期刊登了赵景深的译文《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但在1929年，左翼翻译家梅川就曾先后将裴多菲的诗作翻译并发表于左翼刊物《朝花》第11期与《朝花旬刊》第4期上，与此同时，另外一份左翼期刊《奔流》杂志也刊登了左翼作家白莽（即殷夫）关于裴多菲作品评论的译文。除此之外，《矛盾》杂志第3、4卷合期的“弱小民族文学专号”上曾推出过朝鲜作家的作品，而几乎相似的朝鲜作家、作品又被左翼期刊《大众文艺》第二卷第四期与《译文》新一卷第一期所译介、评述。
类似于此类在研究、译介对象上横跨政见、打破对立的一致性，除却上举两例之外，还有不少例证，本论不再一一列出。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坛的一个共同主张：期望能够通过对其他已经独立建国或是正在进行独立斗争的“小国文学”中获得可资中国民族借鉴的文学经验，如巴西、丹麦、苏联、捷克曾与中国何其相似，缘何它们民族独立之后可以迅速的走向繁荣与发展，而中国却继续陷入内乱当中？
正如夏志清所说，当时的中国文人，最大的目标就是用自己的知识来改变中国社会。因为这既由当时文学政治性的趋势所决定，也是时代所迫。但凡将文学与中国时局相联系，势必就会以文学为杠杆，以政治为支点进行思考与探索。当时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与捷克马萨里克（T. G Masaryk，1850—1937）民主革命的相继胜利，朝鲜也爆发了民族独立的三一运动，“反殖”成为了二十世纪初世界的政治主潮，许多长期受压迫的民族通过革命的手段独立建国，这给长期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带来很大的刺激。在这样的语境下，无论是左翼还是官方的文人，自然都会从“小国文学”中借鉴经验，这也不难理解了。
综上所述，1920-30年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界延续了“五四”以来对于“小国文学”的偏爱，试图以刚刚获得或是正在进行民族解放的国家（或民族）为研究对象，来解读该国的文学，以期望获得对中国社会有帮助的经验。这一学术实践打破了左翼与官方之间的政治壁垒，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青睐，其得失影响至今。
二
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后，国共由合作走向分裂。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也被高度政治化了，左翼政治力量与国民政府官方对于“民族独立”的看法出现了本质的分歧，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政治力量认为，中国要想民族独立，势必要先进行阶级革命，推翻压迫底层民众的“买办阶级”，进而才能真正的获得民族独立；而作为执政当局的国民政府则主张，民族主义意味着中国各民族必须紧密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齐心协力实现民族的救亡、独立与复兴，此时的“小国文学”研究，虽然进入了成熟阶段，但其实已经出现了分野。
从结果上，两种主张之间差异不大，但从过程上看，两者之间却有不可弥合的鸿沟。前者高举“弱小民族文学”、“小国文学”大旗，旨在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买办阶级的双重压迫；而后者力图在全世界弱小民族、新生国家中求觅共性，为党国体制寻求合法性，并在“民族文艺运动”中进行实践。因此，不同的政见者虽同时进行“小国文学”研究，并在文章、期刊中表现出一些内在性差异，但就广义范畴上成熟阶段的“小国文学”研究而言，仍有两个共性特点不容忽视，一是政治性，一为时代性。
首先是政治性，其中对裴多菲的译介、述评便体现出了“一个对象，两种视角”的政治特征。譬如《现代文学评论》所节译海维西（A Hevesi，1886-1953）的一篇论稿认为，裴多菲的伟大在于其对于民族、国家的热爱，“深信自由可以解放世界，因此追踪于法国革命思想之后，唱出爱国和政治的猛烈的歌声来”，并在“译者附志”上注明，“我国关于裴都菲的论文尚有以下几篇可供参考”，其中包括茅盾、梅川与白莽等左翼作家、翻译家的作品。在该刊主力作者杨昌溪看来，以裴多菲为代表的匈牙利文学表现的是工业发展、民族独立之后的国家意识形态，“欧洲的机器工业勃兴，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促成了弱小民族的独立运命。因此，每一个弱小民族赖以维系民族精神的小说、戏剧、诗歌、民间故事等都伴随着民族独立运动而兴起了。”
但在白莽、鲁迅等左翼作家眼里，裴多菲被打上了另一重符号，他们所赞颂的裴多菲，乃是基于阶级斗争的社会革命，而非对于民族、国家的热情。裴多菲的译者白莽作为“左联五烈士”被国民政府处决，他发表在《莽原》终刊号即第二卷第五期（1929年11月）的几首裴多菲诗作自然也成为了遗稿。白莽遇害之后，另外一位左翼翻译家孙用翻译了裴多菲的另外一部长诗《勇敢的约翰》，并邀请鲁迅担任校对人，鲁迅在《勇敢的约翰•校后记》中如是写道：
作者的事略，除译者已在前面叙述外，还有一篇奥国Alfred Teniers做的行状，白莽所译，登在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一本的《奔流》中，说的较为详尽……（省略号为引者所加）无论怎样碰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正如作者虽然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个诗人和英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