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阿尼玛》及当下台湾青春小说
那些长久生活在土地里人的记忆，那些声音、气味、形状、色彩、光影，这么真实，这么具体，我因此相信，也知道，岛屿天长地久，没有人可以使我沮丧或失落。
——蒋勋，《少年台湾》，2012年
1999年，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系博士蔡智恒以《第一次亲密接触》为代表作横空出世，被学界誉之为“汉语网络文学旗手”，在海峡两岸一时风头无二。有趣的是，截止至2014年，除却笔者独立完成的《新文学档案：1978-2008》之外，国内几乎无一本文学史著述将蔡智恒列为可以载入文学史的作家。但在2000年前后，关于蔡智恒及“网络小说”的研究论文却层出不穷，在两岸学界已然产生轰动效应，数量竟达到四五千余篇，好事者竟以“蔡学”相称。如“赛博写作”、“多媒体文学”、“诗化网络小说”攀升为当时文学批评的热门关键词，而“轻舞飞扬”、“荣总”与“卡布奇诺”等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语汇也在中国大陆“小资一代”中云集了海量的拥趸。在一片熙熙攘攘的热闹批评声里，“网络文学”一词悄然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方向。
事实上，若将蔡智恒的作品与“网络小说”画上等号，则有失公允。因为在《第一次亲密接触》之后，蔡智恒已经成为了一位人气爆棚的畅销书作家而不是网络写手，他本人也告别了BBS。在出版产业化的格局下，图书出版者已经不容许他作为一名网络写手而存在，而必须要及时变身为商业作家。因此，尽管其后期的作品写作风格与《第一次亲密接触》相类似，但这些作品不再是在网络上走红，而是先印刷成为正式的出版物之后，再走红于出版界，可以这样说，在2000年之后，蔡智恒基本上与互联网无关。
我一直认为，“网络小说”一词本属无稽之谈，《第一次亲密接触》仍然是青春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改变了作家成名的方式，但未改变小说的本质，读者所能感知到的只是写作者遣词造句的特立独行。因为以现代诗的形式完成长篇小说，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并无先例。因此，《第一次亲密接触》以及蔡智恒在之后所创作出的小说如《槲寄生》、《蝙蝠》等等，所实现均的只是一种文体的突破而非文学本质的转变。简而言之，蔡智恒所带给华语文学世界的只是叙事学的创新而非文学的创新。
暌违近四年，2013年蔡智恒携新作《阿尼玛》（麦田出版，2013年）重出江湖，该书延续了《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语言风格，依然是校园民谣加青春舞曲式的“蔡式悲喜剧”。据笔者统计，该着刚刚上市不久，即在台湾出版界刮起“蔡旋风”，在诚品书店、金石堂书店等岛内图书电商营销巨头的排行榜上，该书曾一度排在首位。而此时互联网上的文学场早已分崩离析，台湾与大陆的网络文学世界已是明日黄花，这愈发证明了，“网络小说”只是一个被误读的名词。“青春小说”才更能概括蔡智恒的创作路数。
“青春小说”是笔者在本文中特定的一个概念。此处“青春小说”之“青春”，并非只是个人的青春期或恋爱结婚等具象、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而是对整个台湾“青春期”的回望——即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至199４年民进党登上历史舞台这段时期。在类似于梅芳玲笔下的“少年台湾”的历史阶段里，逐步走向现代性的台湾成就了无数台湾人心中的心灵故园。小说家笔下的“故园”是一种怀旧，但他们却处于走向开放、民主、全球化并且本土文化不断被确立的新台湾。
因此，这类小说也可以看做是对台湾传统精神的追忆反思之作，这既可以是对人生的回望，亦可以说是对世道的检省。笔者认为，以《阿尼玛》为代表的当代台湾“青春小说”，反映了1960-1970年代出生的台湾作家的特殊情结：“故园”意识与全球化、现代性进程之间的纠缠与矛盾。这批作家与上一代作家如苏雪林、席慕容、余光中等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出生于台湾，对于台湾的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表达与反映，很好地赓续了自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叶石涛乃至陈映真的台湾作家的精神品格，并在张大春、施叔青、朱天文等精于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作家身上吸取经验，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观与思维方式，成为了台湾地区文学走向现代性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这里所谓之“故园”精神，不止是传统意义上的台湾“原乡人”情结，而是在台湾实行多党执政制度之后，并且在经济全球化、两岸走向和平与电子媒介的“后三民主义”时代下，台湾人自身的一种“飘零离散”（disapora）与“无归属感”的心情写照，即对于“老台湾”的追思，反映了“新台湾人”局促与不安的群体心理。这与台湾地区在国际舞台上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台湾文化自身的薄弱性有着密切、直接的关系。
本文拟以两个部分来完成。第一部分即从《阿尼玛》的意义出发，阐释本文所定义的当代台湾“青春小说”以及《阿尼玛》如何表达出当代台湾青春小说的精神诉求。第二部分用以阐释其他台湾青春小说家如1967年出生的骆以军、1978年出生的九把刀与1965年的出生颜忠贤等人的文学创作并与蔡智恒的作品相比较，进而归纳爬梳当代台湾青春小说的总体状况与未来的发展路向。
一． 《阿尼玛》的意义
毋庸置疑，蔡智恒爆红于文坛，乃与网络传播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虽然我对“网络小说”这一概念有不同意见，但“网络”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理应受到应有的重视。网络改变了人与人的交往方式与信息的传播形式，颠覆了先前的人类社会的结构形态，形成了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框架。任何在互联网上被呈现的文字都无一例外的成为了数据，可以一瞬间内被全人类所共享。
因此，研读蔡智恒的小说，则不能忽略这一重因素。尽管网络不能改变文本的本质，但却可以异化文本的传播范式。《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诗化语言”实际上是电子公告板上的语言习惯表达法，即“单句成段”的“版聊”。在《阿尼玛》出版的2013年，人类的网络技术早已从电子公告板流行的Web2.0时代过渡到web6.0的大数据时代，绝大多数电子公告板都已经关闭，但是《阿尼玛》却依然延续了《第一次亲密接触》的语言风格，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读《阿尼玛》会让人产生一种怀旧而非潮流的历史感。这会给今日的年轻读者以难以言表的疏离感与间离效果。
从叙事的总体特征来看，《阿尼玛》自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它以早期网络时代的语言为表述形式，这在当代台湾青春小说中绝对是独树一帜；另一方面，它又以独特的“故园”情怀，反映了1960-70年代一代人对于以大学校园为核心的台湾“故园”的眷恋，深层次地展现出了作家的“故园”情怀。
与蔡智恒其他的作品不同之处在于，《阿尼玛》是一部校园爱情小说。“阿尼玛”（Anima）与“阿尼姆斯”（Animusu）本是两个心理学词汇。“阿尼玛”是男性心中的完美的女性形象，而“阿尼姆斯”则是女性心中完美的男性形象。通俗的讲，就是我们常说的“梦中情人”。
小说的主人公“蔡修齐”（实际上是蔡智恒次子的名字）是一名1990年代初期在台湾念高中的学生。在忙于“联考”的复习期间，他在公交车上邂逅到了一名同龄女生。这位女生在他每次下公交时，都会小声地提醒他：“下车小心”。
这位几乎每天都能在公交上邂逅的女孩，被蔡修齐称之为“栀子花女孩”。当蔡修齐考入当地某大学就读时，尽管总能遇到不同类型的漂亮女生如杨玉萱、张秀琪与Jenny等等，但他却总觉得“不来电”，心心念念那个陪他在联考前曾给过他小小温暖的“公交车知己”，最终命运给了他机会，蔡修齐在校园里偶然遇到了这个女孩。
在日常生活里，男女主人公“见面-离别-相遇”的模式在正常的情感交往中并不鲜见，在世界文学作品中，这类套路亦被时常呈现。因此，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故事其实相当简单，情节也不复杂，但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引发巨大反响，本身并不在于其情节繁琐复杂或语句华丽精湛，而是在于蔡智恒凭借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勾勒出了一副让1960-1970年代台湾人“集体怀旧”的想象空间。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一个人在最艰难的时候，来自异性的关怀比来自同性的关怀更具有效力，也更容易深入被关怀者的内心深处。“联考”是台湾地区的大学入学考试，其艰苦程度不亚于中国大陆的高考。因此，之于主人公“蔡修齐”而言，如果没有“栀子花女孩”的陪伴，那么他的青春生活中就只有乏善可陈的两点一线与各类试卷、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