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一凡——《今天》资料附言
发布: 2015-5-14 19:43 | 作者: 鄂复明
二
一凡自三岁起，因受外伤，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先后两度长达十五年睡卧石膏床养疴，其间只受过三个月的正规小学教育。一凡靠阅读大量书籍，以顽强的毅力自学成才。6岁便已阅读《西游记》，10岁以前将家中书籍甚至包括《鲁迅全集》这样的大部头著作读遍，为了矫正自学中不可避免的误读，竟下决心通读了一本字典。一凡被亲友们誉为神童。他13岁时编著的儿童文学书籍《新少年故事》，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一凡保存着这一时期与出版社往来的文稿、信件及稿酬单据。
我在一凡的遗物中，找到一份他在文革后期写给街道办事处的求职简历，还有一份他父亲在一凡被捕后写给单位领导的检查。内中详尽地叙述了一凡幼年致残的缘由，以及少年时期刻苦读书自学成材的经历。尤其是一凡的父亲， 在一凡以重罪被捕的惶恐之刻，竟然将爱子之心舐犊之情的拳拳至意跃然纸上，在那一严酷时期众多荒谬的悔过文稿中堪称独步。如果没有这两份文稿，有关一凡青少年时期传奇般的经历，很可能就如同我们那一时代众多的史实，也将流为传说。
一凡成年以后，长期为《文字改革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世界知识出版社》等部门从事校对工作，参与过《红楼梦》、《聊斋志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修订本第一册）等书的校对工作，因其业务精湛，在某些书籍中担任最终校次。但一凡始终是个编外人员，尽管他的父亲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中任职高层，却未曾给他谋得职业转正。文革期间，年近四十岁的一凡竟被街道工宣队划归到受管制的五类分子之列去参加“宽严大会”。他的“求职简历”应该是这一时期所作，面对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一凡极为罕见地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也幸而为我们留下了唯一的一份自述简历。
严格地论起来，1935年出生的一凡与我们不能算是同代人。一凡的父母，在上世纪
二十年代，同为浙江义乌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长期从事地下党派活动。一凡自己在伤残初愈的少年时期，也曾跟着父母随军北上，历经艰苦的军旅生活，后在大连参加小学建校劳动时受伤致残，再度卧床九年。一凡在自谋生路的校对工作之余，一直担任地区街道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工作，所以在那篇《断章》中，一凡踌躇满志地对北岛说：“你知道，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在一凡经商时，他们不知从哪弄来一辆破旧的上海牌卧车，让我找个工友帮助修理，我去取工具回来，看见先我而到的工友，正与一凡聊得火热，原来他在这里遇到了小学时代的少先队辅导员。
我与一凡相识甚晚，到他病逝不足十年，但在频繁的接触中，却从未听他讲述过自己的故事。包括一凡入狱两年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也不像我所见过的那些社会活动家们，把这当作如同“黄埔N期”的显赫标识，交谈起来两眼放出异样的光彩。我从他遗留的寥寥数篇文稿中，所勾勒出的一凡是个甚至可以称之为时代楷模的典型形象；我在同一时期结识的曾致力于《今天》初创后来成为《星星画会》主力的马德升，在原工作单位曾被树立为“先进人物”；毋须讳言，今生今世我所有值得结交的朋友们，无一例外的都是在这同一教育体制下长成的，诚如北岛在他的作品中所言“我们的生活都是从这淡蓝色的封皮后面开始的”……
并非热衷于异端思想的一凡,却因公安部主抓的政治大案而入狱，涉案之人与他并无过深交往，即便是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文革时代，结案时也仅以“知情未举……教育释放”，两年后文革结束时彻底平反。我曾就此与他同案的徐晓讨论，她却反问我：“你说呢？”看来她也从没搞清楚过。可是这两年牢狱之灾带给一凡的则是巨大的身心摧残，我听芒克讲，一凡入狱前以残疾之身拄单拐可以骑自行车远行（我想他在文革时期收藏的部分资料，就是亲自往返于海淀院校完成的），扔掉拐杖能徒手爬上景山……出狱后则一直瘫痪在家，再次摔伤后就只能靠双拐勉强挪动。牢狱于一凡，是他赖以维系生命之理想的幻灭与坍塌，再现了“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儿女”。
三
在一凡遗物中有一份写于1981年未署名的信件底稿，内中有这样一段：
“在你以前或是以后，我都不止一次地被人称为心目中的‘上帝’。但今后我再也不愿当任何人的上帝了。因为任何上帝到头来总不免像亚瑟的上帝一样遭到一锤子的下场。还是像我的名字一样，当一个凡人吧。不过，望你相信，我今后不会辜负一个‘人’的称号……”
也许，一凡疲倦了，自幼年起头顶上那“神童”的光环，更有可能的则是牢狱之灾带给他信仰的破灭。一凡也真是“言必信，行必果”，直到有一天，我差点向他发起火来。那天我刚坐下，还没摊开资料，一位老太太风风火火的进来，将一把零钱杵在一凡面前，然后慢条斯理的报账：“××个油饼，××碗豆浆……”我惊讶了。老太太走后，一凡用他那一贯的火上房也不着急的慢腾腾的语调向我解释：他让闲散的老太太，利用院内的走廊办了个简易托儿所，并兼管代购全院的早点，由他来记账管理。我愕然了：一凡你怎能这样虚掷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生命？
《今天》停刊后，一凡当然仍旧有他永远做不完的事。他开始深感（除政治因素外）资金匮乏对一个文学刊物的困厄 ，那一阶段，他多次向我念叨过“以商养文”的思路。他首先盯上了文改会的文印设备（一台手摇速印机），我想，这可能是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我还听说一凡后来经商时，父亲曾特意叮嘱过：家乡的亲人们太苦了，让一凡有机会多多帮助他们。我确实看到，除了他家的保姆外，公司里来了几个他的子侄辈。义乌这一历史名邑，历朝历代为国家贡献出无数名公巨卿，却祖祖辈辈贫困至今。如今的义乌成为举世闻名的小商品集散地，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不知一凡去世后回归故乡的那些亲属，日后是否有所作为，如果他们事业有成的话，一凡的公司，从时间上来讲，也可堪称其滥觞之地。
一凡承揽了文改会内部的油印任务，又通过他的私人关系找些外单位的油印零散活计。工作人员只有一名高中毕业的待业学生（文士杰，后来秉承一凡的风格，把一个子虚乌有的“加州牛肉面大王”品牌，做得风生水起，但他也承担起对曾经的女友，《今天》成员崔德英患精神病症后终身的扶养义务），还有他家的小保姆凤英（一凡去世后以干女儿名义刻在墓碑上）也抽空来帮忙。他请我作技术指导，同时兼管财务（当然都是义务的），我深感给《今天》管账时的简陋和无知，为此还专门自学了一些财会业务知识，建立的账本完全是按照正规的财会条例。
那一段的惨淡经营，回想起来真是啼笑皆非。一凡向文改会申请了300元借款作为启动资金，然后每月给工作人员（小文和他自己）按时发薪，但他私下里却让我把他自己那份“工资”又返回到菲薄的“营业”收入中以维持运转。
我不忍有拂一凡天真的憧憬，但对他的“经济活动”也实在是不看好，文改会主管行政的贾处长也时时向我抱怨一凡的想入非非，大概是看我的头脑还算清醒。不承想这一年多看似荒谬的经营活动，对于一凡却是一次热身。在接踵而来的经济大潮中，一凡得风气之先，率先成立了民营的“北京三月服务公司”。
一凡的公司名义上是以残疾人为主体（记得挂靠单位是东城残协）的免税单位，汇集了被抛散在社会底层饱受贫困和歧视的无业群体，内中也不乏一些打着残疾人旗号，借此发小财的精明人士。一位相交多年的残疾朋友后来愤愤地对我说：“……扔下双拐他都能跑”。我还真是见过此君，听到某一紧要信息后，竟下意识地从沙发上起身就能走到门口，却又赶紧返回拄上双拐，不好意思地回头笑笑。
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初始，竟是比我多年前看过的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中描述的“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还要匪夷所思。那时国民经济的物资牢牢掌控在各级部门手中，所谓“双轨制”尚遥遥无期，传说中的钢材（如角钢、盘条等）又轮不上一凡这类小公司去分一杯羹。然而这为数众多的群体，却将他们的智慧发挥到极致，比如：他们将自己的货源定位在某种物资的包装物——麻袋。试想，哪种物资不需要包装？集装箱那时闻所未闻，纸箱尚不堪用，而麻袋不属于统购物资，没听说倒卖麻袋犯罪的。麻袋利润虽小（据说只有几分钱），但需求量成千上万，也很可观，于是，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倒卖麻袋的经济热潮。那些天，我在一凡那里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有关麻袋的交易，但从未看见过一个麻袋成交，倒是听说不少人预付了定金，却在某个传说的环节上功亏一篑，闹个血本无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