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魏晋自传中人的自我呈现
自传文学作为文学世界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不仅蕴含着一个民族自我表达的言说方式和时代背景的映射，同时更是深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本。个体命运在历史洪流裹挟下的无常遭际，个人化的生命体验隐喻着的时代集体无意识的感受、氛围，浮沉起落，升迁贬谪，喜怒哀乐，皆在自传中得以触手可及的真实呈现，这些带着先人生命体温和脉搏跳动的篇章，令后人在倚靠文字勾勒出其人生平原貌和精神追求的同时，也对人物背后流动的巨幕背景有了窥一斑而知全貌的间接认知。
中国的自传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且甫一登场，就筑起令后世仰首观止、顶礼膜拜的奇峰，此后经由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的开拓与发抉，由是踵声增华，渐形成中国自传文学品貌多样，风格迥异，众体皆备，瑰丽如画的传统。中国的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主要是在公元前先秦至魏晋这段时期，唐以后进入辉煌期，因此，将中国的自传文学放置于先秦至魏晋这一时间区间来审视和考察，尤其能深刻地感知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形成过程和文人自我呈现方式多元化的渐进式发展历程。
一、“自传”一词在中国的首创及其在世界“自传”语汇中的时间坐标
与西欧所用的autobiography一词语义完全吻合的中文的“自传”一词，最早出现在公元800年左右的中国的中唐时期——陆羽（公元733？-公元804？）的《陆文学自传》一文中，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自传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纪元。Robert Folkenflic在他所编的The Culture of Autobiography[1]（《自传文化》） 一书中曾对“autobiography”一词从语源学角度做了深入地考证，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1786年，“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这一以“autobiography”为词根的形容词形式最早出现，“autobiography”以及其同义词“self-biography”在18世纪后半页在英国、德国偶得一见，法国则一直到19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使用。而据日本学者中川久定的考证[2]，以卢梭的《忏悔录》为先导的欧洲近代自传，形成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页，和“autobiography”一词的出现时间，大致吻合。
由此可知，中国的“自传”一词的出现，较之西欧，早于其千年。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上，自传文学在中国的诞生却远远早于“自传”这一标志性语汇的出现。中国的自传在最初出现时，是以置于书籍之末的序中登场的，称为“自序”、“自叙”或“自述”，目前历史上有记载的当推司马相如的《自叙》，惜其早已亡佚，所幸文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采录得以流传至今，但其作为自传的存在显然已随历史湮灭。但这可视为自传入史的重要例证。
故现存的已有公论的中国自传文学滥觞当推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一篇。从这以后，‘自序’就作为书籍的序言形式，世代相传。”[3]15
那么，中国自传文学从问世之日起就为其传统奠下了怎样的底色和基调呢？郭沫若在其作于1928年的《我的童年》的《前言》中的一段话或可为此做以明晰的注脚：“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奥古斯丁）和Rousseau（卢梭）要表述甚么忏悔，我也不是想学Goethe（歌德）和Tolstory（托尔斯泰）要描写甚么天才。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4]郭沫若的概括中透露出西欧自传两种广为人知的主要类型：自我忏悔剖白型和卓越天才展示型。而正如郭沫若所言，在中国的自传文学传统中，则多是在描述自我生命轨迹的同时，凸显人物在历史浮沉、命运升降中的精神追求和灵魂坚守。
二、中国自传文学的发轫期——两汉
现存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自传——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有关自我的叙述就如上文所言。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置于他所著的举世闻名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130卷之末，是全书的序言。作为史学世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是西汉（前202年－9年）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东巡至泰山，并在山上举行祭祀天地的典礼，即所谓“封禅”大典。司马谈当时因病留在洛阳，未能从行，深感遗憾，抑郁愤恨而死。他所要论著历史的理想和计划，便留给儿子司马迁去实现。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天汉二年（前99年），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5]3295)，是年十一月，出战匈奴的大将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令皇帝认为他是在诋毁这次讨伐的主力李广利，而李广利恰是皇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因而司马迁被捕入狱，判死刑。天汉三年（前98年），李陵被灭族。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依据当时律法，这是他唯一可以保全性命完成著述《史记》之宏大理想的屈辱选择。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6]发愤著《史记》，这便是历史上举世著名的司马迁“发愤著书”这一典故的由来。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作品中对于悲惨的人生经历都有所描述，可作为《太史公自序》的参照读本。汉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史记》完成。
《太史公自序》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围绕《史记》谋篇布局的思想和具体内容展开，只有起始的五分之一的内容，是具有自传色彩的部分，然而正是这部分内容，奠定了《太史公自序》作为中国现存文献中自传文学滥觞的历史地位。
《太史公自序》开篇即追溯司马氏之始祖，及至其父司马谈，引其“六家要旨”，之后才谈到自己的诞生、求学、游历、仕宦、致罪、著书。这样的叙述顺序，为以后的自传开创了传统，规界出后世自传的基本要素——家世背景、出生时地、求学经历、仕宦之途。
作为自传的《太史公自序》，并非简单的司马迁个人人生经历的记载，而是包含了广袤深邃的历史文化元素的精华文本，因之反映了自传作为一种文学类型产生的文化心理动因和社会历史承载。
第一，文人士大夫恪守本职，传承历史，沿袭家世，光宗耀祖的文化使命感。众所周知，《史记》不仅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产物，更是他子承父命的产物，汉代史官作为文人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因此可见一斑。《太史公自序》中的话很好地呈现了这一思想：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5]3295
第二，先秦儒家哲学的深刻影响植根于其思想中，产生了深重苦难是凤凰涅槃的命运先兆的文化心理暗示。《太史公自序》中有一段重要的叙述：
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於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於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5]3300
引文中的句式和叙述模式，与《孟子•告子下》中著名的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从句式到语言、思想逻辑上如出一辙。而综观司马迁在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下“发愤著书”的彪炳千秋的巨大成就，足可为孟子名言之明证。
第三，先秦“三不朽”思想的在其脑中打下的深刻烙印。“三不朽”的说法最早见于春秋时期鲁国左丘明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前549年)和《国语•晋语八》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于上代，惠泽被于无穷。”[7]这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命题。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著述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此三者是可以永垂不朽，流芳百世的。司马迁在写给好友挚峻的书信《与挚峻书》中引用了这一说法，尽管对于立言和立功的顺序有所调整，劝好友放弃隐居，积极致仕。从日后司马迁遭遇深重苦难也要完成《史记》的著述来看，对于“三不朽”的人生价值观的遵崇，贯穿了其一生。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在谈到《史记》的写作时写道：“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8]其以立言方式追求不朽的动机，昭然若揭。
第四，自我个体生命特异性的自觉认知。这是中国自传传统的重要特征，川合康三先生在其著作中有如此论断：“如果说西欧的自传是以一个人在回顾个人历史时发现自己与过去之我有异为契机的话，那么中国的自传则是以发现自己与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不同为基点。就司马迁而言，正是公众社会对自己的排斥，才促成了他对自己异于众人的觉醒。”[3]19而这一心理机制的产生，又并非单纯缘于司马迁本人的人生经历，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源流，其根源是战国时屈原（前340年－前278年）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9]，在被周围世界的排斥、否定和孤立中，从而看到自我的独特价值所在，进而寻求可能的方式令自我的价值得以实现。结合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屈原的极力推崇，可见其将屈原的人格追求引为同调的价值取向。对于屈原的推崇，并非司马迁的个人行为，在先秦后，这成为文人士大夫的一种集体认知。因而可以说，对自我个体生命特异性的自觉认知成为催生自传形成的关键因素，并由此成为中国自传文学传统的主要特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