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集》里的七位作家，我是要称阿姨的，她们与我母亲同辈，又在不同阶段同事，有的直长达大半生。在我自小到大的记忆中，她们不同深浅地留下印象，是相当亲切的。
欧阳翠
幼小的时候，由于贪吃，经常犯积食的毛病，很令大人头痛。有一日，母亲从欧阳翠阿姨处取来一味偏方，将一种不知如何调配而成的药剂，敷在肚子上，用纱布缠起来，一夜过去，早晨醒来，硬鼓鼓的肚子真的软和了。在三四岁的年龄，照理是记不了事的，可我偏偏就记得，大约是这偏方实在太神奇了，对小孩子来说，几乎是仙术一般。当我读这本书稿之前，我并不很了解欧阳翠阿姨，原来她经历过相当不平凡的人和事，那都是和中国新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章节有关。而我向来以为这只是一位富有育儿知识的阿姨，不止是持有各种偏方，更记得有一回，母亲怀我弟弟的时候，她到我家来，对我母亲说，她很喜欢听婴儿的哭声。至今还记得母亲与她相视的表情，带了惊喜，仿佛忽然间领受了一件馈赠——婴儿的哭声。这件馈赠大约只与母亲有关系，对其他人来说，婴儿的啼泣往往要嫌吵闹的。两个母亲就这么微笑地相对着，感受惟她们独有的喜悦。
罗洪先生给予的印象，永远和一件东西联系在一起，就是冰。那时候，一般市民家中多没有冰箱，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五十年代从军队南下进城的新市民家庭，连桌椅板凳都还是从公家租赁，上面钉着编号的铜牌，更谈不上冰箱了。夏天到冷饮店买了棒冰雪糕，返回途中便匆忙吞食，不及到家坐定后专心消受，实是一大憾事。一个暑日的傍晚，一架三轮车停在我家后门，走下罗洪先生，穿一件蓝布旗袍，夹一卷毛巾毯，径直走入我家房间，将毛巾毯在桌上摊开，里面裹着一匣冰块。她常听母亲说起两个贪嘴的女儿，吃冷饮无可餍足，于是，便给我们送冰来了。冰块哗啷啷倾在大海碗里，罗洪先生坐都不坐，卷起毛巾毯就走，三轮车还停在后门，好让我们及早享用冰，在这大暑天里，冰很快就会溶化。可是，这冰并不像通常以为的那么迅速融化，而是相当坚硬。我和姐姐忙活了一晚上：用冰块拌西瓜，镇绿豆汤、橘子汁，或者纯吃冰块。这才知道，平日里冷饮店里出售的棒冰是机制冰，经过加工，横剖面可见丝丝纹理，原生冰块就是这样密实的一块。在我眼里，这些阿姨们都是与母亲同样的年纪，事实上，如罗洪先生，可算是母亲的前辈，直接从“五四”走来。然而，坐在她跟前，你又忘了这一茬。就和所有的有福气的奶奶一样，家里有一个曾孙辈的孩子穿行着。她呢，也和所有的老奶奶一样，不出自家门，便知天下事，与你通报着邻家失窃的事端。但她到底不是一般的奶奶，而是一个知识者，得科学与启蒙正传，对人生抱清醒乐观的态度。近年来，她开始着手处理身后事务，一个知识分子，要说有什么遗赠，无非是书籍，却是伴她一生的挚友，我竟也获得一份，一套中华书局的《李太白全集》。书中夹一信，字迹端正娟秀，嘱我“读一首二首诗”，如何清逸远致，就又流露出旧学的背景，是新学的发轫之渊源。
在1959年的《上海文学》上，欧阳文彬先生就对我母亲的小说写作了评介文章：《试论茹志鹃的艺术风格》。我从母亲的遗物中，看见一份发黄的校样，“《阿舒》和阿舒的《第二步》——和茹志鹃的对话”，校样上有文彬先生写给我母亲的几行字，内容关于这份对话。对话发表在翌日，1962年3月7日《新民晚报》，署名为“黄碧”，想来是欧阳文彬先生的笔名。那时候，母亲和文彬先生，一个作者，一个评者，正当风华年代，前途远大，却戛然止于1966年。在那黯然的日子里，母亲对文字这样东西感到了茫然不解，她卖掉了家中的书籍，懊恼自己走入写作的行业，倘若她掌有更为实用的技艺，比如缝纫——有一阵子，她迷上了缝纫，忙着将旧衣服拆开，重新剪裁，然后埋头在缝纫机上，嚓嚓嚓地踩着踏板，看着机针走下一行行线路，人生的虚无感便抵消了一些似的。那一年，我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离家远行，劳作的辛苦，收成的薄瘠，景色与心情都是荒凉的，十七岁生日在苦闷中来临。母亲就想，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可以鼓舞我呢？思来想去，她还是想到了书。母亲决定送我一本高尔基的小说，人生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人间》，它含有着告别“童年”，走进人生的意味。1971年，书店一片萧条，哪里能搞到一本《在人间》呢？母亲想到的是欧阳文彬先生的书橱。文彬先生没有《在人间》，但是她向母亲敞开书橱，尽母亲挑选，答应给她任何一本书送给女儿我。最后，母亲选中了苏联女作家薇拉·凯特玲斯卡亚的长篇小说《勇敢》，写的是苏维埃政府召集青年去往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无论是题材还是精神都与我的处境有对应之处，区别在于一个是理想，一个是现实，就只这一点，差之分毫，失之千里。而我却想象母亲翻检欧阳文彬先生书橱的情景，经过困惑怀疑的日子，又一次与文字、书籍亲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要说，这也是母亲和欧阳文彬先生交往的所在，在她们双方，都有着安身立命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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