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序里说，他在用中文写就、评说中国经典的《管锥编》之外，尚有讨论西方典籍、“以西文属草”的文稿，原来打算作为“外篇”写定。可是《管锥编》的稿本尚未完全整理出版，计划中钱先生这部西文著作更未能成书问世，实在深可惋惜。然而人事倥偬，钱先生虽有构想却未及濡笔的著作，又何止这一种。犹记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刚刚认识钱钟书先生时，他来信中自谓“宿愿中之著作，十未成一”。[ 引自钱钟书先生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一日来信。] 不过话又说回来，钱先生确曾发表过不少英文论文，文字优雅精妙，这一点可能并非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但我们要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著作，就不能忽略他著作中这一重要部分。
钱先生早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在《清华周刊》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包括用英文撰写的作品，其中展露出来的学识和才华得到诸多师友的赞赏。他早期英文论著中比较重要的一篇，是为李高洁（C. D. Le Gros Clark）翻译苏东坡赋撰写的序言。那篇序作于一九三五年，当时钱先生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也就在那一年，钱钟书考取庚款，与杨绛结婚后，一同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深造。据杨绛先生回忆，李高洁知道钱钟书到了牛津，还“特偕夫人从巴黎赶到牛津来相会，请我们夫妇吃晚饭”。[ 杨绛，《我们仨》，90页] 钱先生那篇序并不长，总共不到十页，但却清楚勾画出唐宋文学流变以及苏东坡诗文的特点。钱先生首先指出，宋代相对于唐代更注重学问和道理，具有批评精神，但宋人“好寻根究底而不好玄思推理，多好奇心而少神秘感”（inquisitive rather than speculative, filled more with a sense of curiosity than with a sense of mystery）。总体说来，宋人的好学穷理“缺乏想像而又沉闷乏味”（A prosaic and stuffy thing theirs is, on the whole）。[ The Prose-Poetry of Su Tung-p’o, trans. Cyril Drummond Le Gros Clark, Foreword by Ch’ien Chung-shu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5), p. xiii. 以下引用此序文，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钱先生说，宋人之注重学问和道理，一方面表现在道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在文学批评的兴起，所以宋代产生大量诗话，宋诗也有言理的风气，有善于刻画的特点。钱先生借用德国诗人席勒（F. Schiller）著名的说法，认为唐诗是素朴的（Naïve），而宋诗则是感伤的（Sentimental）（xvi页）。他在序文中对宋人批评较多，说宋代诗人大多讲究才学，“最可恼大概就是他们的显示学问和好用典故，这使得欣赏宋诗即便在中国人当中，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的一种奢侈（the luxury of the initiated）”（xvii页）。但钱先生接下去突然笔锋一转，说苏东坡完全超越宋代文学一般潮流，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天才。他评论说，东坡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的诗文从自然中来，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而相形之下，其他同时代诗人们字斟句酌、注重技巧，就显得小家子气，好比“近视者只见细节却大体模糊（mere fussiness of the near-sighted over details）”（xviii页）。钱先生赞扬东坡写诗作文似乎不假思索，不费力气，像大自然一样丰富多产，好像他随意挥洒，便可以做出好诗文来，真所谓“有上帝创造的万物在此（Here’s God’s plenty indeed!）”（xix页）。熟悉英国文学的人一定知道，这句话出自十七世纪诗人和批评家德莱顿（John Dryden）之口，是他赞扬《坎特伯雷故事集》作者诗人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话，钱先生把它借用来评论苏东坡，真可谓天衣无缝，再妥帖不过。接下去钱先生进一步论证说，在诗和文这两方面，东坡还只是发展前人的成就，但是在赋这一文类中，他却有许多前无古人的独创，是“自庾信以来最伟大的赋家”（xxi页）。钱先生讨论宋代文学和苏东坡作品，在好几处地方都拿欧洲文学里的例子来做比较或佐证，这已可以约略见出他后来《谈艺录》和《管锥编》的写法，而他这篇序的英文写得文采飞扬，舒卷自如，常常暗用英国文学中一些名句，更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读钱钟书的学术著作，我们看见他不仅引用中国的历代经典和各类书籍，而且大量征引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好几种西方语言的著述。在近代中国的大学问家中，大概很少有人像钱钟书那样真正掌握那么多不同的西方语言，对西方学术和文化传统有那么深刻的了解，那么深厚的修养。现在一般读者都知道钱钟书的小说《围城》、短篇《人．兽．鬼》和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也有许多人知道他的《管锥编》、《谈艺录》和《七缀集》等学术著作，但是知道钱钟书英文著作的人，大概就不是很多。然而钱先生上大学时，在清华读的是外文系，而且当年考清华，数学只得了十五分，由于英文成绩远远超出一般大学生水平，国文成绩优异，清华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先生才特别破格录取了他。清华毕业后，钱先生在光华大学教英文，后来考取庚款，到牛津留学也是研究英国文学。一九三八年学成归国，钱先生在清华、蓝田师院等处也是任英文教授。抗战胜利后，钱先生在一九四五年担任中央图书馆英文总纂，编英文《书林季刊》（Philobiblon），每一期都撰有论文和书评，有大量英文著述。一九五二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钱钟书和杨绛都调到文学研究所外文组，任研究员，后来钱先生因为清华同学乔冠华推荐，又被调去参加英译毛选的工作。据杨绛先生回忆，一九五四年钱先生翻译毛选的工作告一段落，回到文学研究所，当时文研所“外文组已经人满，钟书挤不进了”，所长郑振铎就把他借调到古典文学组，要他选注宋诗。杨绛先生回忆说：“钟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杨绛，《我们仨》，188页。] 我引这段话是想说明，钱钟书精通数种欧洲语言，英语尤其佳绝，他本来的志向是要做西方文学研究，在中文之外，还要撰写英文著作。钱先生后来用现代白话文创作的小说《围城》以及用典雅的文言写成的《谈艺录》、《管锥编》等学术著作，当然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研究做出的辉煌贡献，是我们了解他、研究他必读的书。但如果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英文著作，对钱先生的了解就总有所欠缺，对他的成就，也总是认识不足。现在国内学习英文的人越来越多，水准也逐渐提高，应该有不少人能直接读英文原著，可以欣赏钱钟书优雅灵活的英文文笔。如果有技艺高超的翻译家把那些著作译成中文，使更多读者能阅读欣赏，那当然更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