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的朋友告诉我这很不寻常，竟然十一月下了整整一个月的雨。本该秋装争妍斗艳的时候，却是零度的冬天，湿漉漉的街道。在这样一个晚上，我和《一片冰心在玉壶》文章里提到的陈旭麓先生长女林林姐姐来到位于淮海中路的顺风旋转餐厅，璀璨闪光的城市夜景徐徐移动，仿佛一场悠长的梦幻，远方有一处霓虹灯广告牌，打出“Hi 魔都”。总有一些时刻比如这个晚上，过去与现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真幻莫辨。真实的，也许仅仅是顺风旋转餐厅的上海菜，味道正宗无比，提示着美妙的饮食人生。我们却在餐桌上回首：令人感慨万千分的是两代交情、百年人事、各自的家庭历史。波乱起伏的岁月里，死亡的残酷、爱情的凄美，淹没在21世纪大都会灯红酒绿的背景里。
走在静安寺的街道上，我才真实地感觉到，1920年代母亲的故居早已无处寻觅。幸好我此行并非是寻根之旅，再说我也不是一无所获。通过与亲友的谈话，我大致了解到母亲童年在上海长到七八岁，然后寄居苏州。她毕生气质不那么北京，饮食习惯接近江南，应该与此有关吧。我又听说母亲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至少有两个男生追求她，其中一位曾经指着天上一轮皎洁的满月对她说“你的脸好比天上的月亮”，引起母亲的不悦，她想“我的脸有那么圆么？”我想这段轶事属于母亲曾经对我提起的那位研究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不会说话断送了这段缘份，只知道后来他去了美国。还是上大学回国探亲的时候，母亲就告诉过我，她年青时其实也可以去美国留学的。人这一生往往就是一念之间的事，母亲在1946年选择了去解放区，第一次去美国探亲看我是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母亲参加了革命，也就算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后来与亲戚们走动很少。即便是曾经很亲近的七舅回来探亲，她也没有见面。我当时很不理解，如今倒是会觉得，很多情境下，也许相见不如怀念。
记不清是九十年代的哪一年初春，我被朋友推荐到一家传销公司，据说在南方当时很火，要到芝加哥拓展业务，一位朋友和我就成了最初的发展对象。虽然我再三推辞，公司总裁坚持请我们去休斯敦参观公司，盛情难却。三月的芝加哥还是冰天雪地，休斯敦竟然有些闷热的感觉。华人当时还不多，中国城也不成规模。介绍公司产品的是一位上海帅哥，长身玉立，口若悬河。会后共进午餐，随便聊天，我恭维他是南人北相，非富即贵，他告诉我本来就是北人南下，籍贯天津。我因为他单名一个“齐”字，顺口问道：“那你知不知道天津有个齐家？”他说“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母亲是齐家的呀！”敢情我们是亲戚，只是他自己搞不清是哪一支的。因为他的主要使命是劝说我们加入，我又要赶飞机回芝加哥，没有来得及多闲聊。回到芝加哥后，因为最终没有答应加入他所在的公司，就没好意思再给他打电话，从此就断了联系。
后来我和母亲提起此事，才知道她的舅舅和姨母中，至少有两家到了美国。我也回忆起八十年代初，曾经有一位表舅来找她帮忙，让他的儿子被所在单位放行自费留学美国。这位远房表哥后来如何。我也一无所知。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很遗憾和这些或远或近有关联的人没有任何联系，许多个人史家族史就是这样渐渐散失的。
齐家如此，于家更是如此。母亲去世后，家兄去榆树县探访，据说在那里有一栋魁星楼，是为了纪念这个曾经出过“一门五进士，叔侄两翰林”的关外望族，然而半个多世纪来，后人早已都不在此地。
二
战争在1946年开始，第二年母亲在战乱流离中生了一个男孩，不久就夭折了。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母亲说，大哥前面还有一个真正的大哥，可惜没有活下来。母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平静，长大以后我才能够想象，那是怎样一种悲痛的过程。我从一记事起，就看到一个身体很病弱、精神很强大的母亲，总能平静从容地应对处理各种局面，虽然她偶尔会在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失声痛哭。童年时如果母亲哭泣，我会不知所措。成年后我逐渐明白，她在经历那么多事情以后偶尔需要宣泄。然而其实我并不是很清楚母亲的经历，除了亲身感受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养大四个男孩子的不易。我并不清楚也至今不是很能想象她究竟有怎样的经历，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她曾经选择或者幻灭。
不止一位熟悉母亲的人说起过，她当年人漂亮、反应机敏、性格认真，虽然努力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穿着十分朴素，在革命队伍里仍然显得十分扎眼。晚年母亲曾经告诉我，她那时开始感觉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理想主义，又有了几个孩子，渐渐失去了工作的热情。具体的原因或者契机不得而知，时间在父亲为避祸离开人民大学前后，母亲辞去公职，回到家庭。这在当时，不仅仅意味着失去相当一部分经济收入，而且是对体面的社会身分的放弃。终其一生，她既非党员也不是公务员。燕京大学毕业生几十年加起来总共也不过九千多人，以母亲的资历，本来至少是讲师，很有可能是副教授。她的选择，不知道是自愿还是不得已，她自己没有明确说过，我也就无从揣测。不仅当时，几十年后还有熟人表示难以理解。幸运的是，她也就因此躲开了接踵不断的政治运动，不仅不曾挨整，还节省出许多时间与生命留给孩子与自己。当然这些只是事后回想的一种自我安慰，当时生活各方面的艰辛往往是我们难以想像的。随之而来的饥馑年代里，我被母亲带到这个世界，不要说吃奶，据说连米汤都没有喝够。我在上大学二年级时，每天喝大半桶牛奶，大概是缺啥补啥吧。
女性的坚韧，往往在苦难降临时充分显示。在文革中，母亲不仅从容接待一拨又一拨的调查者、审查人，守护丈夫和孩子，而且经常安慰与鼓励处境艰难的朋友或者下一代的孩子们。儿时情景里，时不时有数人昂然直入、神色严厉、面无表情，声调仿佛审问，临走大多会气势平和了许多。我一直不明白她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长大以后，她依然谆谆教导我要自尊、要不卑不亢这些听上去让人耳朵起茧子的老生常谈，不过她似乎是一直深信并且履践着这些话。我在认识自己无可救药的任性和意志力薄弱的同时，不免感受到母亲的意志力和自我克制的强大，可是这样幸或不幸，又有谁知道？
更为难忘的记忆，是那些夜半来访者走过黑暗的楼道，轻轻敲三下门，然后人影一闪就进了屋，所以后来我看电影比如《永不消失的电波》里地下工作者接头的场景觉得非常熟悉。而温馨的是进屋以后的悲欢，或坚强或软弱的真实流露。几天前在饭局上遇见一位才女校友，先谈音乐后聊诗词，交换微信不久，她读了我的文章，告诉我胡华先生的公子是他的姑父。胡华先生的名气很大，主要因为他主编的教科书是所有大学生不得不修的课。但是如果因此而以为胡华先生像他主编的教科书一样正统无趣，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是蒋中正的老乡，一口很不容易听懂的浙江普通话，文质彬彬、温和有礼，身材修长、注重仪表。文革的夜晚里，他是那些经常来串门的人之一。我依然能想起他有些沙哑的笑声，也记得他曾经说到激动处热泪盈眶。在我的印象里，他其实是个多情并且热爱生活的人，从青年到中年时期的风流，在禁欲的时代相当另类，也给他留下了一堆孩子。于是在晚年他把关爱都投射在孩子身上，成了一位慈祥的老人。
三
有的记忆，你不常想起却从不曾忘记；有的人，你此刻见到下一次不知何年。没有想到从上海到南京，如今可以这样轻松地当日往返：上午十一点钟还在浦东，下午一点半已在南京地铁上。看到“浮桥”站，我想起少年时每个月寄一封信到那里，有时候信封也是我写的。我又想起十八年前我曾来这里探望姨母，那时她身体还很健康，也很健谈。看过了一家三代人的照片之后，她送我走下灯光昏暗的楼梯，依依不舍地道别。我也没有想到这一别就是这么多年，姨母已经八十六岁，是家里最后一位健在的长辈。不久前听说她身体不太好，令人欣慰的是一见之下，精神矍铄、风度依然。
在高速成长时期，南京也不复古都风貌，走在街上感觉和北京上海街头没有什么两样，熙熙攘攘的现在都市感觉。在这样的地方和白发苍苍的老人共话家族往事，仿佛游走在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之间。第一次确认：外祖父出生在腊月二十五日，去世于1980年10月4日，享年87周岁，算农历虚岁却是89岁。第一次知道，他在四十年代末曾经是法院的书记官。第一次听说，一个多世纪前的某一年，北京曾经流行伤寒，外祖父的母亲和三个孩子因此死去，他是唯一被治愈的幸存者。这些遥远的事情，既很私人，也闪烁着历史的尘封里微微光线。我是在一家医院里见到的姨母，她高兴得连午觉都没有睡。我告诉她，我开始在写回忆父母的文字，也在追遡母亲家族的历史。她告诉我，在革命年代她的出身成为重大的历史包袱，压迫半生。因此她虽然和外祖父外祖母生活在一起，为他们养老送终，却很少和他们谈起往事。那是一个努力改造思想、争取进步，对这种负有原罪的出身遗忘还来不及的年代。不过姨母告诉我，外祖父留下了一本回忆，记录了自己的生平，只是目前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我在阅读史书，也在网络上寻找家族史的片麟只甲，以后也会去祖上居住过的地方，感受一下那里的风景。我告诉她，寻找个人与家族的痕迹，其实是为了寻找历史。于家八代人在历史长河里的起伏变迁，本身仅仅是微不足道的涓滴，但也是人不可能两次走入的河水。
我是第一次这样在行走中书写，一种独特而令人茫然的感觉。尤其是此时此刻，我住在一家酒店，窗外是深深的雾霾，朦胧间可以看见北京城区的小胡同。虽然经历过不知道多少次拆迁改建，但是还有不少过去的痕迹。俯瞰那些铺瓦的屋顶，虽然有可能是“树小墙新画不古”，但是形状上依旧当年。这个早晨，电视报道是“一二九运动”八十周年纪念日。父亲一生最得意的事情，是他十七岁时就在一二九运动中担任重庆学联主席。然而母亲记得最清楚的，却是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时带来的欢欣：战争终于结束，关于和平的希望、关于未来的梦想，曾经照亮她的青年时代。那一年她住在大佛寺一带，我今天就要走过那里。在行走中我们走过长辈的华年，也在慢慢写下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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