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梵高身处一个画家转型的时代，是被贵族养起来画画，还是为了自由画些卖不出去的作品？梵高选择了自由，于是梵高只能去世后逐渐名声渐起，成为世界的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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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捧着梵高的小画，猛说好，又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好法，观众可能说：喂，等一等，你说不出道理，凭什么说好？
是的，遇到这么问，我又想跳楼，又想投河。而且跳楼投河也说不清。我知道，人喜欢答案，凡事有个答案这才踏实，这才放心。可我不关心答案，宁可找问题——这些天想想，这幅小画确实是个问题：
第一，梵高初学，本事有限，实在玩不下去。
第二，算了，他只好停在半当中。
这就是我着迷的“问题”。不消说，没画完的画，别说好不好，根本不算作品。红烧肉没煮熟就端上来，花衬衫没锁边就卖给你，不像话。美术史千万张画，哪有画不下去就算了不起？没有。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都有异数，遇到大天才，历史会放他一马，甚至被天才带向新的历史。梵高活着时，历史不理他，但他撞上一个关口，就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印象派画家正在干历史陌生的事。
所谓前卫画家，就是事情做得忒早了，历史看不惯，看不懂，看不见。我们今天看梵高，多好啊，没问题啊！可当时看来，梵高完全是在乱画，别说沙龙，连印象派的破展览也没他的分，他生前大概只有一次非正式“展览”：他瞧见毕沙罗他们写生回来，赶紧奔回去，拎着自己的画搁在路边，献给哥们儿看，就像现在考前班的小子巴结美院本科生一样。
美术史对印象派有太多说法，都有道理的。今天我借梵高这幅小画，把标准放到很低很低，单从一个角度说事，就是：
“未完成的画。”
未完成的画：海边的渔夫
“未完成”对应“完成”。十九世纪前，几百年，逾千年，不管什么画都有“完成度”，都有可遵循的标准。其中有过度完成的，譬如《蒙娜丽莎》，有刚巧接近完成的，譬如哈尔斯那幅男孩的肖像，但你很难在十九世纪前指出一幅画，说：
啊呀！这幅画没画完？！
到了印象派，绘画渐渐偏离老规矩认定的“完成度”。他们未必清楚到底画到什么地步，才算完、才算好，他们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但他们的大胆妄为，不是激情啊、创新啊这类空洞的指控，而是，简单说：画家的角色变了。
十九世纪之前的几百年、几千年，不管宫廷画师还是小画匠，大致属于服务行业，这种高级服务和社会维系着严格的供求关系，换句话说，每幅画是“任务”，都是“订件”。
注意，不是“商品”。商品对应假定的市场，“订件”，是有实实在在的主人指定你、委托你，弄一件作品，然后放在早就安排的位置上。古代画家可不是自己高兴画着玩，而是为各自的东家服务的。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雕刻与壁画全是城邦、教堂、广场、宫殿的摆设。十五世纪到十八世纪，王公贵族的需求多样了，肖像画之外，逐渐衍生了历史画、风俗画、风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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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拿破仑加冕礼》，是新皇登基的大场面，绝对国家一级工程。画完了请拿破仑看，拿破仑背着手走来走去，没话说，然后，对画家脱帽致敬——大卫是新朝的文化部长，不晓得是画了这幅画当上呢，还是当上后才能拿到国家工程。据说他非常专断，还整死过人。
那位意大利十五世纪壁画家格佐里，特意把自己的脸混在《博士来拜》的人群中，还竖起四个手指，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拿到四百弗罗林佣金。当时一个画家的全年生活费，据说才四五个弗罗林，格佐里要把这笔大赏金永久留在画中，告诉后人。
伦勃朗的佣金是多少呢？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夜巡》是阿姆斯特丹警察公会的订件，画完后，公会不喜欢，他从此倒霉，生意清淡，穷下来；哈尔斯六七件最辉煌的大画是国民卫队的订件，画里的军官，有名有姓，军旗和徽章，有根有据，现在挂在他度过晚年的养老院里：他死后，遗物是三条被褥，一个食物柜，一张桌子。
类似的案子讲不完。我们今天瞧着名画大叫：艺术啊，艺术啊，其实都是订件——你拿了四百弗罗林，哪有不画完的道理！
那么，难道画家不为自己画画吗？有的。早年伦勃朗画他太太坐在他腿上，举杯欢笑，显然为自己画的，他晚年清贫，境界却是高了，老是画自画像。委拉斯凯兹的《宫娥》和《侏儒》系列，也不像是指定任务。不过他的人就属于皇家，再怎么玩儿，作品归属皇家。
古人有没有未完成的作品呢？有的。安格尔的一幅贵族青年肖像，画到一半，俊公子死了；另一件贵妇人小肖像，背景画好了，不晓得什么缘故，脸部和大裙子不画了。
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也有不少未完成的画，现在作为文化遗迹展示。大都会博物馆有两件，四分之三还是单色稿，使我知道十六世纪的颜料和作画程序，和十九世纪完全不同。
好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幅“没画完”的画也可以被接受，被赞美？大致要到印象派。但历来说起印象派，都在艺术上谈是非，关键一步，其实是艺术的功能变了，供求关系，供求方，也跟着变。粗粗概括：进入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成功，法国共和政体出现，资产阶级抬头，现代文明确立。贵族、教堂，仍然需要画家，但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也爱买画。买主一变，市场也变，绘画的需求、主题、趣味，大幅度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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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大致不谈这些，唯在艺术上做文章。直到二战后出现“艺术赞助史”，这才揭示“谁养艺术家”——这个命题，倒是受了马克思学说的影响——很简单：宫廷画家，宫廷养，伦勃朗、哈尔斯加入画家同业公会，才能对外接活儿。印象派时期——也许再早一点——个体画家出现了，直白地说，就是单干户。我在纽约，美其名曰是个“自由职业画家”，交税时，个人身份填写的是法律名词，叫做“self-employed”，就是“自己雇自己”的人。
总之，十九世纪中期的画家群体不再是领取任务的人，而是等有钱人来买。现代意义的画廊，画商，开始登场。作品卖不掉，卖不高，画家宁肯受穷，由着性子自己玩。既是自己玩，画什么，怎么画，画到哪一步算完，当然自己做主。
这个过程，我，还有我的老师一辈，都经历过。虽然和欧洲的情形不同，但“文革”中的画，全是指定的：上面要你画，求之不得，上面否决了，你得认，上面要你改，你就得改。我那时知道米开朗基罗也得遵教皇命改大作，我算什么呢，那就改吧——好了，“文革”一过，艺术家的尾巴纷纷翘了起来了，不听话了，虽然各人处境不同、性格不同，翘法也不同。简单说，十九世纪正是欧洲艺术家翘尾巴的时代：我要这么画，我画没画完，你管得着吗？
漫长艺术史，画家的身份从巫师、奴隶、工匠、同业公会会员、宫廷贵族画师，一步步变成自由人，“自己雇自己”——观众或许会问：艺术家给养起来接活儿好呢？还是独立自由好？
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不好。给人养着，出一种艺术，自己养自己，出另一种艺术。达·芬奇的时代出不了梵高，安迪·沃霍尔的时代出不了伦勃朗。有人要，等人要，各有甘苦，大家知道，梵高最动人的冤案之一，是卖不出画。但事情或许被弄反了，我们忽略了顶顶关键的问题：在他的时代，没人要他画画。没人对他说：嗨，文森特，画个男孩站在海边好吗！或者说，画个向日葵给我家里墙上挂挂！
没有，一个也没有。
自由造就了梵高，自由弄死了梵高。梵高死后，那位太太买了他两百多幅画，其他散失了。二战前后，欧洲画店很容易买到梵高的画。他画了六幅向日葵，其中一幅给日本人买去，二战时美国人轰炸大阪，那件向日葵炸没了。八十年代日本一家公司又买回一幅梵高，价钱是战前的几百倍。
如今谁不崇拜梵高的向日葵？那幅海边的小子，有人喜欢吗？我不知道。杜尚有句话：“一件艺术作品的名气，取决于被谈论的次数。”一百多年来，关于梵高的谈论数不清，这幅小画有人谈吗——我要纠缠它，我的讲述也未完成。
（转自《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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