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语”与“普通话”
《红楼梦》里，北京的金钗曾笑话南京来的金钗将“二”发音成“爱”字。如果南京方言作为标准发音，那这种“二”与“爱”的不分，国人应当然视为当然了。
据说，在当年定以什么方言作为标准发音时，有人提出南京方言，有人提出武汉方言，有人提出成都方言，还有人提出......；当然都没有中选。倘若其中某一个真被采纳了，而成为标准发音，那结果会是如何？
随着社会发展和交流的需要，中国汉族在一百多年白话文运动传播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现代共同语，旧称“官话”。所谓共同语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发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它扬弃北方话中过于特珠或乡土的成分，吸收其他方言的有用成分,因此比任何方言更加丰富、系统和完善。
为什么要用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大概是中国文明是从北方的黄河文明延伸到南方的长江文明，最后又扩展到珠江文明，而且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朝代的统治中心都在北方的缘故。为什么要以北京语音为标准发音？这大概与最后几个朝代都定都北京有关。
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都认同这种共同语，但由于各种原因，叫法却不同。在大陆叫“普通话”；而在台湾则叫“国语”。到底哪一种叫法更好？
以笔者看，各有利弊。“国语”，即国家之语，响亮简明，显得结构正规，具有很强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但政治意味稍浓，似乎有凌驾中华其他少数民族之上的劲头；而“普通话”则不如前者响亮简明，似乎有点随意，但显得比较中性，惟我独尊的气势少一点。 与此相应，对文字而言，大陆称“中文”，而台湾则称“国文”。这两种用法也各有特点。
二、“繁体”与“正体”
“爱”字没有心，“厂”里没有货......， 这些说法是当年台湾对大陆简化字的辛辣嘲讽。的确，繁体的爱情的“爱”字中间有个“心”字；而繁体的工厂的“厂”字里面有个“敞”字；经过简化以后，这个 “心”字和“敞”被去掉了。台湾流行这种说法之际，正是大陆大搞阶级斗争，不抓经济生产的年代，倒是相当形象生动，尽管充满政治的敌意。
公平而论，象大多数文字一样，汉字的简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例如美式英文与英式英文相比在拼写上就有所简化。汉字的简化并非完全始于官 方的政令和强迫，其实在民间早有自发的行为。从学术观点反对汉字简化的人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其破坏了汉字本身的内在结构，本身蕴义以及审美形态。但不少 人反对这种简化，一是因习惯的力量，在情感上接受不了；二是泛政治化。其实，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当时的国民政府也着手推行简化字运动，后因政治的变局而作罢。大陆推行简化字运动之后，台湾当局当然不愿步其后尘，顺势便以维护正统文化的卫道士自居。
中国人最讲所谓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其中一个有意思的名称之争就是：大陆将传统汉字叫“繁体”字；而台湾则称之“正体”字。这“正”字很有玄机：既然我是“正”，那你一定是“偏”，甚至是“邪”了。
笔者原则上不坚决反对汉字的简化，但一定遵守汉字本身造字的规律。如将“宋庆龄”的“龄”简化成“令”字，那也太极端了。幸亏大陆的汉字简化运动，有错即改，见好就收，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会再继续下去，也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从今天的眼光看来，相当部分的简化字还是较合理的，对人们来说，还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例如新加坡实行简化汉字，人们很快就习惯了。若再全面恢复繁体字，彻底取消简体字，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过去人们老担心简与繁形成两个系统，双方难以沟通。其实，受到简化字熏陶的大陆移民到了海外，阅读繁体字的各种刊物一点问题也没有，只不过书写起来就麻烦了。还好，在今天电脑高科技的条件下，汉字的简繁互换就只是按一下键盘的问题。
我想，也许应该中和一下，也就是说，对于书法和重要古代典籍的出版采取简繁两版并用的方式。
三、“垃圾”与“乐色”
原来不知道大陆标准普通话的“垃圾”与台湾标准国语的“垃圾”发音完全不同：普通话把它叫lājī；国语则将之称lèsè，听起来就象“乐色”。
与台湾友人相处久了，接触台湾的广播影视节目多了，在再加上查看台湾出版的字典，便发现在标准“普通话”和标准“国语”中，不少常用字的发音都不一样。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是“我和你”的那个“和”字：在大陆读成hé，台湾则读成hàn（汗）。此外，还有一些例子，如：“滑稽”，大陆读huáji，台湾读ɡūji（古稽）；“液体”，大陆读yètǐ，台湾读yìtǐ；“携带”，大陆读xiédài，台湾读xídài；“一艘”，大陆读yīsōu，台湾读yīsāo；“曝光”，大陆读bàoɡuānɡ，台湾读pùɡuānɡ；“包括”， 大陆读bāokuò，台湾读bāoɡuā；“通缉”，大陆读tōnɡjī，台湾读tōngqī；“挟持”， 大陆读xiéchí，台湾读jiāchí；“悬崖”，大陆读xuanyá，台湾读xuanái；“说服”，大陆读shuōfú，台湾读shuìfú，等等（当然，上述这些读法在两岸各自双方都同时有人采用，我们所说的是双方字典的规范标音或职业播音员的规范发音，并非指各地方言〕。
开始，我很奇怪，以为大都是 闽南方言的缘故，后来才发现，台湾出版的国语字典就是如此标定的。问了台湾友人，他们告知，在学校读国文时，老师专门强调这些都是正确的读音，从前在大陆 的那些读法则是错误的。最有意思的是许多外省人父母说话的发音，同现在大陆的普通话发音一样，他们的子女则因上学而纠正了从父母那里学来的发音，改说一口 标准的国语。如若坚持原来的发音，就会被笑话，被认为是没有教养。
后来，从学者翟华的考证更确知：1945年10月台湾光复，日语的“国语”黯然退出，台胞急着要回复祖国的语文，要说国语，要认汉字。1946年4月2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台湾国语会的标志性贡献是编订《国音标准汇编》，作为推行标准国语的根据。1946年5月1日起，由“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日在清晨7时， 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当时的学校教师现听现学现 教，使广大的学生也能及时学到国语，学习标准的国音。这位齐铁根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京片子”，连词“和”读hàn（“汗”）就此在台湾深入人心。
大概上述垃圾等字词的发音也是当时纠音的产物。于是，笔者还专门翻阅了由台湾国语日报社出版，齐铁根先生所主编的《注音详解古今文选》，果然不少词的发音与现今大陆不一样。
在声调标准化方面，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也有不少区别，如“综合”的综字读去声，即第四声（大陆读第一声〕；“侮辱”的辱字读第四声（大陆读第三声〕；“伪造”的“伪”字读第四声（大陆读第三声〕；“企业”的企字读第四声（大陆读第三声〕等等。
念“和(he)”，而非要纠成古语的“和（hàn）”，恐怕就过于牵强。例如：在古语中，将“游说”和“说客”读成shuì，而口语中的“说服”读成shuìfú，就显得太生硬。果然，一次听台湾某名主持人的节目，她在一字一板时用“说服(shuìfú)，但在下面脱口而出时，却用“说服（shuōfú）”。
在台湾，“癌”字最容易引起误会，因为它的读音竟与“炎”一样，都读成yán。这样一来，就麻烦了，“癌症”、“肺癌”与“炎症”、“肺炎”的发音一模一样，因发音之差造成误诊，岂不冤枉！后来，笔者特别留意了这些发音，发现不少台湾播音员也将“癌”读成了ái。这大概是有了教训了吧？！
有意思的是，美国洛杉矶中文电台的播音员们，因某些字的读音，经常遭到来自两岸听众的责难。例如：某次，一位来自大陆的节目主持人，将“口吃”读成kǒuchī；一位来自台湾的听众来电话指出，怎么光天化日之下念白字，应该读kǒujī。为此，还引起一场小争论。
更有意思的是，不仅音调，两岸在某些用词方面竟有截然相反的理解，如“窝心”一词，大陆理解为“憋气”，而台湾则认作“快意”。
究竟正为何音，有学术的门派 之争在里面。举一个例子。在大陆，多年来，关于计量单位问题，一直是变来变去，搞得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对于来稿，常无从下手，不知该以什么计量单位为 最标准。查有关的计量单位标准，版本不同，内容都可能有异。为什么？就是名词命名委员会的成员看法不一，今天你在委员会力量占了上风，那么，定名就倾向于 你，明天他占了上风，那就再改过来。就像人死了，装在带拉锁的棺材里，想起来了，就出来看一眼。
这让人想起一部五六十年代的国产动画片，讲述一个昆虫学家，在家里的捕蝇网中意外发现一个带着翅膀的昆虫，他喜出望外，说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昆虫种类，他视这昆虫如宝，养在试验室里， 观察和研究它的生活习性，著书立说，梦想着什么伟大的成就。他的行为诡秘被他的同事－－另一位昆虫学家看在眼里，嫉妒心油生，在他命名此昆虫为希利奥多斯 后，那位老兄不服，例举数条理由，著以10倍 于他的文字推翻他的命名，命名那昆虫为多克斯•希利奥多斯。就在他俩为命名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们的老师－－昆虫界泰斗，发了话，你们两人的结论都不 对，我已著书百余万字驳你们的结论，你们的命名都错了，据我的研究，这种昆虫应该叫多克太•希利多克太！一时间三人争得天翻地覆，甚至大打出手，没有了一 点儿学者的斯文。正在他们斗得不可收拾的时候，那位昆虫学家的小儿子跑进来，爸爸，你看到我捕蝇网里的那只苍蝇吗？现在到处在灭蝇，我好容易就找到那么一 只，学校让交的，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三个大人，听了，全呆傻傻地愣在那里。
这是题外话，一个荒诞的故事而已。文字这东西，世界地域如此广大，民族又如此多，多样化的文字，多样化的方言，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为了地域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更好地沟通和交流，有一个统一的规范和标准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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