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乙的经历在“70后”作家中显得有些特别：从警察、编辑到作家，最终选择以小说为业，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又改变了他近乎癫狂的写作状态。作家的人生也如同游走在虚构与现实之间，他坦诚地在去年出版的随笔作品《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中留下了很多关于生活和写作的线索，在文学价值之外，这部作品也是通往阿乙内心世界以及领会他的小说意境的秘径。
近几年，阿乙不时在聚光灯下收获鲜花和掌声，但他的谦卑和对文学的热爱丝毫未减。谈到文学，阿乙说，“我想最终，我是它的仆人”。3月，他的又一本短篇小说集《情史失踪者》即将问世。值此契机，本报记者两次与阿乙深谈，从身世和故乡、梦境和想象，直到虚构与现实间的思考。
人物小传
阿乙，原名艾国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
他的作品有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随笔集《寡人》；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自传小说《模范青年》；短篇集《模范青年》 (台湾宝瓶)；小说集《春天在哪里》等。
曾获《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奖(《寡人》)；《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南方日报》中国文学现场2月月度作家；《人民文学》“未来大家TOP20”；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联合文学》20位40岁以下华文作家；《东方早报》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周刊》青年领袖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作家阿乙去年去了美国。一群作家在华尔街参观，他注意到“一对特别土鳖的男女”，“一看就不是夫妻，男的穿皮鞋、夹公文包，带着厚重的手机套，风尘仆仆的样子，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幻觉，这就是在洪一乡的我。如果还在那里，我可能已经当上了中层干部，带着情人来纽约，男的一路在给女的介绍，就像一个美好世界的导游，但他实际上也是第一次来。他突然停下来说了句，一生一世，只为与你擦肩而过。这话一下子把我惊到了”。
华尔街上恍若隔世的这一幕令阿乙回忆起来倍感唏嘘。从警察、编辑到作家，阿乙最终选择以小说为业。他说，立志去纽约时，正是在那特别土的洪一乡，“当地没几幢房子是二层的，派出所在一栋民居的二层，一层是餐馆，没有柏油路、水泥路，路面上只有泥槽。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被放在那么一个地方，我那时发誓一定要离开，当时觉得纽约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那么我一定要去那里走一趟。”
阿乙将“逃离”县城的经验视为通关，并为自己设定了“省城———沿海———直辖市———首都———纽约”的路线图，凭着对写作近乎殉道般的癫狂，一路顺风顺水地走来。直到2013年，一场大病突如其来，劫后余生，但治疗所服用的激素让这个曾经消瘦的文学青年胖了30斤。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停止对文学的追求和思考。
阿乙对自己的“满月脸”惆怅而惶恐：“有时候真想大哭一场，但又觉得没有必要。”一天理发时，他注视着镜中的胖脸足足有半小时：人何以变成这样？变得自己都不认识了。他说自己终生都在焦虑，但多年来仍说不清楚自己是因写作而焦虑，还是因焦虑而写作。
写作、踢球和抽烟曾是阿乙人生的三大乐事，如今唯有写作一项。纽约书展时，阿乙自嘲不知道哪位“恩公”点名把他拉了进去。“以前想去纽约走一遍，写一个长篇，这两个任务都完成了，人生没什么可后悔的。”阿乙如释重负。
文学青年的通关之路
他曾是在传统父权下成长起来的压抑少年，曾是忍受8年单恋煎熬的小镇落寞青年，也曾是乡村派出所郁郁不得志的苦闷警察———这些生活经历，都成为了日后他写作中的重要景观与丰富底色。
1997年，警校毕业的阿乙被分配回瑞昌公安局，两个月之后，他被分到了更偏远的洪一乡派出所，那是一段无处安放的青春。21岁的阿乙某天独自走过一座山峰，在山顶，他看见远处绵延的还是山，洼地里生长着和这边一样的房子，如果没有离开，他将和温柔的姑娘在此生儿育女，生活一辈子……时光暗沉，黑夜像两只巨臂将要箍向他，他赌气地发誓，现在就出发，去镇，去县，去市，去省城，去沿海，去直辖市，去首都，去纽约。他在脑海中想象着飞机飞过哈德逊河，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上留下阴影。这一场景与近20年后阿乙第一次去纽约看到的一模一样：“在纽约，高架桥上车来车往，街道清澈得可以照见人像，飞机的影子像鱼儿游过夕阳照射之下的摩天大楼玻璃墙。”他写下这样的句子。
阿乙在多部作品中提到同事间一次打麻将排座次的经历，这几乎成为了他逃离洪一乡、逃离本名“艾国柱”的契机：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坐在北面，主任坐在西面，副主任坐在南面，作为科员他则坐在东面，因为某人手气不好，大家起身按照顺时针方向挪动了一次位置。于是二十多岁的科员坐到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座位，三十多的副主任坐到四十多岁的主任座位，四十多岁的主任“退居二线”，坐到了五十多岁老同志的座位。“牙齿变黄，皮肉松弛，头顶秃掉，一生走尽，从种子到坟墓。”
这段县城生活的经历，被阿乙安置在自传体小说《模范青年》中，书中的“模范青年”是他的警校同学周琪源。毕业后，两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周琪源近乎执着地充实自我，学英语、写论文，想要离开县城却又被现实所吞噬，结婚、生子，染上疾病最后郁郁而终；“我”则不顾家里的阻挠，以一种被视为莽撞的姿态出走，成为文字工作者。“如果没有出来，我可能是不幸的那一个。”阿乙说。
阿乙的首部长篇小说《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灵感也来源于警察经历和社会新闻：19岁的少年在高考前夕杀了美丽、优秀，同时身世可怜的女同学——一个常人心目中的完美宝贝，以此来刺激警察更有力的追捕，制造出一场围捕自己的行动。
小说的英文版被直译为《一场完美的犯罪》 (A Perfect Crime)。《当代世界文学》杂志的书评人撰文指出，隐藏在血液中的道德之谜涌出，《一场完美的犯罪》中混合着厌世、逃避现实、媒体怪兽等令人不安的元素。阿乙将视角投射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和法律变革。一如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发条橙》中营造的抽象且残酷的世界，阿乙对人性有着更深层次的洞察，青年犯罪动机之丰富令人深感不安。
阿乙则将这种丰富性归因于警察经验，这段经历让他变得异常敏感。“人对国家机器会有敬畏、恐惧、谄媚等非常复杂的情感，大部分作者只会选取其中之一，但在我的小说里可以看到真实的市民与警察的关系，因为我既当警察又当市民，写作就是将这些微妙的东西写出来。”
离开县城之后，有一次，阿乙梦到自己回到了瑞昌，在县里谋得职位，亲朋们无不关切，赞许他的回归。他在梦里落下泪来，醒来发现身在北京才安下心来。“无疑是噩梦。”他这样写道。
阳光猛烈，万物显形
关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阿乙在《不真实感》中描绘了一个“阳光猛烈，万物显形”的场景：“保安躲在阴暗处。卖煎饼的汗如雨下。高架桥上车水马龙。你拿着一张CT图，想到医生说，肺那里密密麻麻，阴影有点重，我们医院太小，你去大医院吧。”那实际上是他的真实写照。
阿乙将焦虑定为人生中第二档次的情绪，第一档次则是当怀疑自己得了肺癌时，检查持续半年，手术前，阿乙在一只手上写“别紧张”，另一个手上写“是又怎样”，他神经质地反复看着，如同等待判决的犯人，“那时太恐怖了”。
病中的文学青年呓语般的碎片被收录在去年出版的《阳光猛烈，万物显形》中。这本随笔集收录了从2011年起的156篇文章，约半数是生病的创作。这种缓慢的碎片式写作是阿乙对卡夫卡式写作的践行，“没有读卡夫卡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推开文学那扇门。”阿乙曾这样表示。如今谈起这部带着一道坎似的宿命感的作品，他只轻描淡写地说：“原先的节奏是一年出一本书，住院导致两年没出书，就攒了这样一部随笔集。”
对“死亡”，阿乙曾有100种描绘，《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里好几次提到死亡、遗书、“掉了”这样的字眼，在一篇名为《等待》的短文中，阿乙写道：“穿着呢子料制服的死神走进来，摘下手套，坐在空荡荡的最后一排，一言不发地端详着他。”
作家坦言，33岁以前他根本没考虑过死亡。但那一年，60多岁的父亲得了重病，母亲身体也不好，他突然觉得人生与墓碑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那种摧毁是致命的。”
阿乙擅长自我分析，前一阵他老是怀疑自己要死了，身体的疲惫导致反应迟钝，不想说话，走在路上觉得随时会昏厥，令人更加惶恐，他下意识地将这些与死亡挂钩。“只要疲劳就会有这种感觉：代表死亡的白袍老人就要来了，撒旦如影随形。我害怕在公众面前出丑，但内心深处，这种恐惧逐渐加剧。”第一次与阿乙见面，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家中，与陌生人见面也难掩紧张和戒备。这些都让人难以与印象中那个意气风发跨过山和大海，从洪一乡一路抵达纽约的文学青年挂起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