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陈洁搬完初一后下放去了云南西双版纳，1979年陈洁在知青大回潮中回到上海，进了大中华橡胶二厂。她工作积极，入了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 天厂里会不要她。1993年她40岁时，厂里效益不好让她下了岗。在这之后她申请过不少正当的工作，可总是被嫌没技术或年龄大而遭到拒绝。她花了积蓄摆过 服装摊，可因生意太冷清而不得不收摊。
她感到命运的残酷，但为了读书的儿子和病中的父母，她还得把日子过下去，继续找工作。后来陈洁做了家庭服务员，从那儿又做到了居委会主任，成了1998年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期间所表彰的下岗后再就业的榜。
但更多的知青一代下岗后没能攀升到居委会主任这一级，尽管它在城镇中连芝麻官都算不上。北京女工章桂英是69届的初中生，有著与陈洁一样的年龄和教 育。她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9年，回北京后在一家化纤厂干了14年，1992年39岁时下了岗，而家中的知青战友丈夫已久病长期卧床。
章桂英痛哭过，找过上级、上级的上级、直至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可回答都是千篇一律：改革必然伴随著个别人眼前利益的牺牲。最后，下岗后的章桂英干上了 家庭服务员。北京男工赵永旺的经历则最好地说明男知青一代下岗的可能遭遇。他是68届初一，去阿西榆林插了10年队，回北京后在运输公司开了14年的三轮 摩托"小蹦蹦"，爱人也是知青。
当赵永旺的公司在1993年因私营运输业的崛起而被从前门挤迁去丰台农村时，他下了岗，才40岁出头。他看过一年大门，摆过半年菜摊、一年水果摊、一 年多水产摊，最后开了个修鞋摊。陈洁、章桂英、赵永旺的下岗经历清楚地说明：知青一代过去久经的苦难，正是他们今日可持续发展苦难的源泉。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还在於时代的发展让国家也没有选择。
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可中国落后与贫穷的人口基数太大，因此在只争朝夕的速度内使社会平均的结果就只能是下降式的知识份子劳动化，而不是上升式的劳动人民知识化。
当毛泽东在文革的狂热中把这一理想推到顶点，再加上累积如山的就业问题，城市的知识青年就别无选择地下放、为就业问题牺牲、为革命的平均主义向贫下中农看齐。
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改革不力。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 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如改组、以市场机制来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 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的时代变了，但这代人的贫穷没变：下放时他们甚至挣不够?口，而下岗后直至1990年代晚期他们难以养家，平均每月只能领到250元。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45万右派份子比知青更惨。但两者的不同在於：右派是同代人中的一小部分，因毛泽东人为的政治偏好而遭流放；而知青是同代人的绝大部分，因时代的压力而下放下岗。
改革也使不少知青的父辈提前退休或下岗，但父辈们大部分时间已享有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下岗或提前退休时已在老年的边缘。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 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进入1990年代，文革后的一代也有不少人下了岗。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 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 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统治下没有受罪，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
正如辛灏年指出：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和90年代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
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搬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很多成了教 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整体命运的例外。他们靠的是自强不息，而不是社会的正常赐予。还有些人有过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 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1980年代初年，他们没有大专文凭，晋升的阶梯就已被推倒。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混得不错的人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却从下乡到下岗，国家向他们强加了30年的艰难，因此，国家应该向他们补偿。国家不能以改革要牺牲个别人眼前的利益为藉口而置他们于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