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貫之”：讀張隆溪《一轂集》
发布: 2016-4-21 15:28 | 作者: 葉揚
（三）心存天下
作者這一代人，是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折騰”不斷的艱難歲月中成長的。由於作者好讀深思，培植了深厚的文化底蘊，所以即使後來去國離鄉，長期在美國攻讀、執教，也從未失去那一份濃郁的鄉國之思。明朝東林黨人那一副著名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正可為之寫照。讀《一轂集》裏的文章，隨處可以體會到作者這一種對於現實的濃厚的人文關懷。
例如上面已經提到過的“論夏洛克”一文，在對於莎翁筆下的夏洛克這一人物的豐富形象作了剖析之後，作者筆鋒一轉，談到了當時國内的文藝創作：
說到這裡，不能不想到我們的文藝創作中塑造的一些人物形象，他們很少能給讀者和觀衆留下深刻印象，大部分原因就在於缺乏生活的真實性和豐富性，卻像是某種抽象屬性的圖解説明。正面人物一定是高大魁偉的完人，集天下美德于一身，若非全知全能，也至少能完全掌握真理，最後總能化險爲夷，把一切矛盾解決得乾乾淨淨。反面人物又總是外形和内心都一概醜惡無比，兇殘而愚蠢，最後當然是被英雄所征服。這種把概念擬人化造出來的人物，按照某種理論原則搬演出的寓言故事，對於廣大群衆已經失去了任何感染力。我們的藝術要能打動人，真正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就必須深入到現實生活當中，從現實而不是從概念中去尋求刻畫人物的方法技巧。（24頁）
文章發表于1981年，文中這一段話，多少還顯示出當時的語言大環境的痕跡，但是正像作者自己在文後簡短的“附記”中所說的，“其實此文批評的不僅僅是對莎士比亞一個戲劇人物表現的妥當與否，更重要的是呼籲走出‘文革’‘樣板戲’的陰影，擺脫那種簡單化和臉譜式戲劇表演的俗套。”當時國内的文藝創作，確實尚未能扭轉建國前廿七年、尤其是文革十年那種扭曲、虛假的風氣，所以此文真可以説是切中時弊。當時文章發表之後，立即引起了國内有識之士的反響，是毫不奇怪的。
前蘇聯時代作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國文學史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國内從“蘇聯老大哥”那裏批發來的一部意識形態先行、學術水準低劣的著作。這樣一部書，到了文革業已過去之後的八十年代初期，居然在國内又得以重印發行。正如作者在文末的“附記”中所說，如此咄咄怪事，令他覺得“實在不可容忍”，於是他在1982年9月的《讀書》雜誌上，發表了現在收于集中的“評《英國文學史綱》”一文。此文雖然短小、卻條分縷析，説理充分，當時立即引起包括筆者在内的從事英美文學學習研究的人士的熱烈反應，至今記憶猶新。作者在文中指出：
阿尼克斯特這部《史綱》……明顯地表現出以政治標準衡量一切的傾向。毋庸諱言，這種傾向的影響長期以來就一直存在，而且是使我們的文學評論落後的重要原因。我們把40和50年代蘇聯文藝理論照搬過來，不假思索地接受，包括接受一些成問題的概念、術語，結果是把自己限制在別人制定的一套框框裏。這種框框是早該打破的了。（46至47頁）
遺憾的是，儘管作者此文當時引起不少反響，但是在時隔三十年後的今天，這種“以政治標準衡量一切的傾向”，究竟是否已經在國内完全銷聲匿跡了呢？
“從晚清到‘五四’：魯迅論‘洋化’與改革”一文，初稿本是2003年作者參加臺灣一個學術討論會所提交的論文，後來經過修改，于2006年和2007年分別收入海峽兩岸的書籍和刊物之中。作者指出，在“五四”以後的一、二十年中，“在抨擊舊傳統、提倡學習外國以自強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中，魯迅是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闡述了魯迅當時對於“愛國”和“歐化”的論辯之後，作者對於這個題目作了發人深省的進一步闡述：
……仔細想來，“愛國”和“洋化”或“西化”是否水火不兼容呢？改革者正因爲感慨于中國的貧弱，希望發奮圖強，使中國能夠自立于現代世界而不受列強欺侮，才力主變革，提倡向西方學習。所以改革派的“洋化”或“西化”恰好出於愛國之心，其目的是要使中國變得富強。與此相反，閉眼不看外部世界的保守派，誤把守舊當成愛國，其故步自封、抱殘守闕恰恰會使國力更加衰弱，其狹隘民族主義的情緒也絕不等於真正的愛國熱忱。
更重要的是，愛國絕不等于擁護當權者的主張或盲從社會上的主流思想，放棄知識分子社會批判的職責。在這個意義上，魯迅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贊許“洋氣”，提倡“拿來主義”，可以說正是他愛國的表現，出於他對中國和中國人深切的愛。……（181至182頁）
值得注意的是，關於"愛國"或是"賣國"的討論，從魯迅生前一直到現在，七、八十年過去，始終成爲國内一個熱門的話題，往往引起激烈的、甚至是純粹情緒化的爭辯、以至謾駡。作者文中所提到的那種“故步自封、抱殘守闕”、死守著狹隘民族主義的人物，今天依然存在，而且這種人物往往喉嚨很響，嗓門很大，動輒指責別人“賣國”，在許多領域搶佔了話語權。近年來，有人在網上送給此類人物“愛國賊”的封號，實在十分精確而又饒富反諷意味。在今天的背景下，重讀文中引述魯迅當年的議論，以及作者自己上述那一番石破天驚的雄辯，意味深長。
原先發表于2009年的隨筆“北歐紀行”，結尾處有一段“附言：關於孔子學院的一點感想”。近年來，大陸國家教育部的漢語辦公室，撥出頗爲雄厚的經費，在國外很多地方建立孔子學院，為當地的學生提供漢語和中國文化課程。在國家富強之後，出資推廣中國的語言文化、擴大所謂的“軟實力”，應該說是一件好事，但是從開始之後的實踐來看，不光是往往引起所在國家的質疑和爭議，而且其實際成效，往最好裏說，也只不過是成敗參半，在不少地方，甚至可以説是完全沒有能夠取得理想的效果。本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子學院的事，對於在比較文學方面執教的作者來説，似乎並沒有多少直接的關係。但是，正是由於作者對於現實的關切，促使他在這個問題上，也作了一番認真的思考。他將孔子學院與歐洲同類的組織—法國文化協會和德國的歌德學院—作了比較，指出法、德兩國的機構都是由本國人直接負責管理，而中國的孔子學院，則是與當地院校合作，院長由當地學者擔任，並且還請當地知名人士加入董事會，監督管理學院的運作，是恰當的措施。接下來，他又進一步指出：
不過重要的還不只是建立孔子學院，而是要培養人才，派出去的教員不僅有教學能力，而且對所去國家的情形有充分了解，出去的目的不是觀光旅遊，更不能像上世紀80年代初出國那樣，顯出一副窮相，拼命省下錢來，買幾個洋大件回家。……
……也許只有當孔子學院任教的老師們有高品質，能贏得當地學生的尊重和信任時，對孔子學院的質疑才會逐漸消失。（272頁）
根據筆者在美國一些地方的觀察，孔子學院之所以未能收取較好的成效，關鍵的問題之一，確實在教學人才的培養方面。大多由國内派駐孔子學院的教師，不是外語不夠流利純熟、無法與當地學生順暢地交流，就是對於中國文化的了解貧乏、膚淺，以致顯示不出多少“軟實力”來。真希望作者在此文中就這一問題所發表的真知灼見，能夠引起國内主其事者的充分重視，並採取切實的對應政策才好。
（四）“亮劍”
綜觀作者行文的特色，其文章的主體常在學術交流的對話中層層展開，反復辯難，説理充沛，而且往往筆鋒犀利，不假顔色。在上述討論《馬可波羅行記》的文章中，作者曾經肯定了在特定的歷史條件和背景下，賽義德對於“東方主義”的批判以及後殖民主義的積極意義。但是在《一轂集》中的許多其它地方，作者對於這些理論的局限，尤其是對於國内學界某些東施效顰者概念先行、死搬硬套的方式和作風，作出了十分鋒利的批評，而且這種批評，都是建立在作者對於文藝理論發展的歷史背景的充分了解以及文本細讀的基礎之上的。在《諷寓》一文中，在探討象徵和諷寓這兩個觀念的時候，作者就指出：
然而就其在形象之外另有寓意這一點説來，象徵和諷寓並沒有本質的區別。浪漫主義美學貶低諷寓，把象徵視爲唯一可以表現藝術和審美價值的概念，固然過於片面，後現代主義抛棄象徵，強調只有諷寓能真正代表語言的解構性以及歷史和文化的斷裂，又何嘗不是言過其實，走向另一個極端？從歷史的角度看，後現代主義理論重新肯定諷寓，其實是爲了區別于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而獨樹一幟，所以前者所肯定的，後者就概然否定，這和象徵和諷寓本身的性質並沒有邏輯和理論上説來的必然聯係。（108頁）
另外，在“記憶、歷史、文學”一文中，作者在分析了海登 · 懷特有關“歷史家的虛構”的論述之後，指出有人走向極端，過分強調歷史的虛構性，以致否認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和日本侵略者的南京大屠殺：
……不承認有事實、真理和可靠的歷史敍述之可能性，好像誰掌握了所謂話語霸權，誰就可以講述歷史，似乎世間沒有事實和真理，一切不過是成王敗寇的權術，那算得什麽高明的歷史哲學呢？ （242頁）
隨後，作者以一段對於捷克作家米蘭 · 昆德拉的小説《笑與遺忘之書》的細讀，顯示了記憶、歷史與文學的關聯與混合。在文章最後一個部分，作者引述了荷蘭歷史學者安凱斯密特、美囯學者莫理斯 · 狄克斯坦和彼得 · 布魯克斯對當代文學理論、尤其是後現代主義理論的批評。然後作者又進一步指出：
……以爲文學像鏡子那樣反映生活，當然是一種簡單幼稚的看法，但以爲文學純粹是語言符號的遊戲，與現實和歷史記憶毫不相干，沒有任何見證或再現人生的價值，那也是錯誤的觀點。（245頁）
又如在“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化研究”一文中，作者指出在這方面會遇到兩种傾向。文化保守主義者往往故步自封，過分強調文學和文化的獨特性，認爲東西方傳統在根本取向上完全不同，無法對比。接下來，作者批評了另外一種傾向。而這一種傾向，據筆者多年來的觀察，在兩岸三地目前都還普遍存在，作者的批評有如下手剝洋蔥，層層深入，針針見血：
……另一種則生搬硬套，把西方流行的時髦理論機械地套用來論述中國文學，卻往往對中國傳統缺乏了解，看來洋洋灑灑，實則空洞無物。這往往是學了一點外文，但對中國傳統卻知之甚少者的弊病，他們本來很西化，可是在西方當代理論中看見一鱗半爪，尤其是曲解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卻一下變成國學護衛者，用西方後現代主義理論來論述中國傳統。其中更有甚者則食洋不化，把自己都沒有弄懂的外國概念和術語，拿來硬塞在半通不通的語言裏，寫出像拙劣翻譯的文字，以晦澀假冒深刻，欺世盜名。這樣的論文看起來似乎熱鬧，實則製造學術泡沫，沒有真正的價值。（189頁）
為紀念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而作的“中西交匯與錢鍾書的治學方法”一文，令人聯想起孟子在別人說他“好辯”時所發出的“予不得已也”的感慨。在這篇文章之前，作者已經發表過七八篇討論或是回憶錢先生的文章，但是這篇文章之鋒利，卻與以前的文章不同。此文的前半部分，作者以錢先生在《管錐篇》開篇“論易之三名”中徵引中西文獻的方法為例，説明錢先生分列條目的寫作方式，看似零星的片斷，其實其中自有相互呼應的内在關聯，讀者若能細心讀去，體會到這種關聯，自然如入寶山，不致空手而囘。接下來，作者筆鋒一轉，對於目前國内文學研究中明顯的偏向，痛下針砭：
......在系統理論的大旗下，往往從概念到概念，無論幾十年前如唯物、唯心、階級性、人民性那樣的老概念，還是近十多二十年來如身份認同、話語霸權、自我殖民等來自西方後現代、後殖民主義的新概念，都很容易脫離文本和現實，變成一套充滿抽象概念和術語的套話、空話。不少人從這樣的概念出發，寫論文下筆千言，看起來洋洋灑灑，振振有詞，其實卻脫離實際，虛假空洞。（284頁）
錢先生對於中西典籍深厚的素養，在他生前已經令人有高山仰止的感覺。但是正如韓昌黎《原毀》一文中所云：“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錢先生駕鶴西歸，轉眼十餘年過去，而隨著對於錢先生一生浩瀚的著作的進一步整理和發表，兩岸三地，也出現了一股輕詆前賢的歪風。例如2009年在題爲《共鋻五四新文化》的對話中，李澤厚就評論說錢先生和陳寅恪先生這樣的人雖然有學問，卻不是思想家，而劉再復就緊接著將錢先生的學問比作原始的礦藏，可以用來讓作爲“思想家”的李澤厚“深錐下去”，又說《管錐篇》“無理論中軸，缺少體系框架”。作者在闡述了李、劉二人對於錢先生和《管錐篇》的論述之後，又引用了劉本人以前對於錢先生所說過的話，點破了他們此擧的用心所在：
……劉再復曾擔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錢先生對他的“學術探討和行政工作都給了充滿溫馨的支持”，劉先生是有感于心的。不過劉再復是李澤厚先生的摯友，他們兩位對話論及錢鍾書，明明白白是要説明李澤厚先生作爲有系統理論的思想家，超越了思想零碎不成系統的錢鍾書。……劉再復真算得李澤厚先生的好朋友，李先生自號建構體系的思想家，超越了錢鍾書，當然不如劉再復先生把話講出來，稱讚他的“歷史本體論”有宏大系統更妥貼順當。（286頁)
接下去，作者又批評了以臺灣學者龔鵬程為代表的另一種傾向：
批評錢鍾書，如果真能指出他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有益于學術，那當然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國學界出現一個比錢鍾書更有學問的奇才，那將更是中國學術之大幸。然而讓人失望的是，不少人批評錢鍾書，都好像攻擊一點，不及其餘，甚至截頭去尾，歪曲原意，誤解曲解錢先生的文字。（287頁)
在舉例説明龔氏如何對錢先生在《宋詩選注》序言裏的一段話暗動手腳、斷章取義地加以批評之後，作者指出，龔氏批評錢先生《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結果在略述該文大意時，居然與錢先生原意截然相反，簡直似乎完全沒有好好讀過那篇文章。作者又進一步指出，龔氏如何在批評了錢鍾書、陳寅恪兩位前輩之後，便開始自我吹噓，又以其文中實例揭示龔氏明明不通外文，卻要隨便批評甚至貶低錢先生的學問。全文辛辣犀利，入木三分，說至興會處，往往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劇效果，讀來真有痛快淋漓的感覺。筆者記得2010年春天回國時，此文當時剛剛在《書城》雜誌發表，在與上海學界的友人聚會時，談到此文，大家均為之拍案叫絕。當然也有北京方面的友人，為作者向國内學界某些呼風喚雨的頭面人物開炮，而為他感到擔憂，再三關照筆者去勸作者“適可而止”。反思當今學術界的某些現狀，再見到這一類對於錢先生的無端攻擊，筆者以爲作者之所以起身“亮劍”，實在也屬情非得已。同時，筆者對於作者那種“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也感到由衷的欽佩。
作者對於文學的熱忱和對於“後學”理論的弊病的批判，集中見諸《一轂集》的壓卷之作，2010年發表的“對文學價值的信念：悼念弗蘭克 · 凱慕德”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作者就說：
……對於西方理論，我們應該有了解的興趣，但不顧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實，盲目跟從西方後現代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理論，使用自己尚未了然的一套晦澀的概念術語，鸚鵡學舌式地談論文學、文化、社會和歷史，卻是中國學界必須避免的錯誤。（293頁）
作者在討論了凱慕德在文學批評、尤其是文學理論方面卓越的貢獻之後，又談到凱慕德在美國“後學”的大本營，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作以“經典”為主體的講座時，與一些以文化批評取代文學批評的“後學”學者的辯論。凱氏引述了威廉 · 燕卜蓀的借用來的比喻：“你喜歡什麽理論就用什麽理論，但是得跟著你的鼻子走。……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意義上的鼻子—這裡是用釀酒學的一個比喻—而如果你在這兩方面都沒有鼻子的話，你就該去找另一種工作。”作者進一步指出：
這些話似乎很尖刻，但凱慕德一再強調的是作爲一種學科領域，文學批評有其特性，對批評家也有一定的要求。如果任何一種職業都有自己的專業知識，對從事這種職業的人都要求有一些基本資歷和條件，那麽爲什麽不愛文學、不願意把文學作品作爲文學批評對象的人，竟然以文學批評為職業呢？其實這正是當前西方文學批評一種並不少見的情形，而曾經對文學理論的發展作出貢獻的凱慕德，現在又對理論過度發展帶來的問題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297頁）
隨後，作者又引述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批評家特瑞 · 伊格爾頓對於許多脫離實際的所謂文化研究和性別研究、尤其是以斯皮瓦克為代表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家，所作出的尖銳批評。在文章結尾，作者對於凱慕德一生的成就以及他的論述對於當代文學批評發展的意義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的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製造的垃圾在數量上要遠遠超過嚴肅的小説，可是凱慕德仍然希望而且相信，一個成熟的社會除了垃圾之外，也還有更高的需求和更高的文化價值。他已經帶著這樣的信念離開了這個世界，但他那個信念還應該是我們當中喜愛文學、追求文化價值的人所要堅守的。我們也許可以自省，在盲目追隨西方當代理論時，我們的研究是否也有像凱慕德和伊格爾頓批評的那一類情形呢？我們是否也把晦澀冒充深刻，為附和西方理論的思路和話語而扭曲我們自己生活的現實呢？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並不難，關鍵就在我們要有面對現實的決心，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氣。（299頁）
順便提及，從作者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于《讀書》雜誌發表介紹二十世紀西方文論以來，他的中英文著作都建築在對於中西文學理論深入了解的基礎之上，從他的幾部英文著作裏，也可以見到作者完全具有凱慕德所說的那個“鼻子”，體會到他對於文學作品本身的理解和喜愛，以及對於文本進行細讀的工夫。這些特色，在《一轂集》中也再一次得到了充分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