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名字，听上去离我的生活很遥远，我本不感兴趣也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这个名字，直到今天他还时不时被人提起。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也作为一个在历史进程中的人，我当然明白胡耀邦是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与去世，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了许多人包括我自己的人生轨迹。
一
1972年“五七”干校结束，父亲回到北京出任《中华民国史》主编，虽然仍被认为犯过严重错误、有若干历史问题，但至少有了工作，扣了六年的工资也被补发。文革开始后不久，他的工资就被扣了一半多，变成每个月116元，好像是根据他自己生活费16元，家庭成员每人20元这一标准算出的。
回到北京以后，父亲心情不错，开始拄杖去看望多年没有联系的朋友们。因为怕他再度中风，多半时间我陪着他去，被称为他的活拐杖，于是我目睹了不少次劫后重逢的唏嘘，虽然也顺便吃过北京一大半当时为数不多、生意清淡的餐馆。
第一次听到胡耀邦的名字就是那时候吧，父亲虽然比胡耀邦仅仅小三岁，提起他却相当有敬意，他的那些党内同辈朋友也是如此。这应该和胡耀邦资历更深、职位更高没有关系，以我观察，父亲外表随和，实则自负，很少夸奖别人尤其是同代人。他对胡耀邦的推崇，应该是发自内心。他本人当年也曾是党内青年才俊：二十六岁当县委书记、三十岁负责中共中央华北局青委，原本进共青团书记处，他辞而不就自己要求去大学任职同时充电。
从他的履历上看不出与胡耀邦有工作上直接的交集，唯一重叠的是 1946年胡耀邦患病由八路军军调处代表团经手在北京治病时，他是驻京办事处中校秘书。此后父亲没去共青团，也未赴西南军政委员会任秘书长，也就不曾与胡耀邦同事。1975年胡耀邦主政中国科学院，一如既往地雷厉风行，声誉鹊起。到了11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他是为数不多的拒绝批判邓小平、连表面文章都不做的高官之一，他本人因此受到严厉批判。这份坚决颇具“板荡识忠臣”的风骨，更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我看来，也是他不数年后即任党主席、总书记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一年，我经常陪父亲去和胡耀邦一起赴科学院任副院长的李昌伯伯家。在离东单不远的东总布胡同34号，那座灰色的小楼里，我曾经和比我大七岁的李昌之女几度辩论。此后四十年我不曾见到她，近年来偶尔通电话，都是说些具体琐碎的生活，说着说着我想起来的是院里的一棵树，和她当年说话如同打机关枪的样子。那时我就听说胡耀邦住在不远处一个相似的四合院，大门敞开，任人来访，颇有孟尝君之风，绝然不同于我少年时出入过的森严门禁。父亲的一个朋友，原本就是共青团系统的，1957年被打成右派，流放边陲二十年之久，文革结束后回到北京，听说就是这样闯进去见到胡耀邦的。
二
我一直觉得，本质上我只是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文学青年，却由于生长的环境与错乱的时代，不得不关注现实政治，也就无法摆脱其影响。我少年时生长在封闭的农业社会，而且由于政治挂帅，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都不由自主地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风向标漂流。北京尤其是一个充满高度敏感，各种小道消息飞来飞去的城市，自然也不乏甩手疗法、红茶菌一类的流行。进入九十年代，时势骤变，刻意与无奈之间，商业化与非政治化急剧发生。如今你问一位美国常春藤名校博士，祖父也是三十年代老共产党员的80后谁是胡耀邦，多半会一脸茫然。
其实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胡耀邦。西单路旁、北大校园里的热烈与希望更多是一厢情愿。1980年11月，听完一场热火朝天的竞选演讲会后，我离开办公楼礼堂出北大西门，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只好步行回位于颐和园东门外父亲的办公室。已经是午夜时分，天气寒冷，路无行人。偶尔有大概是刚下夜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灰白的路灯下，目光疲惫呆滞。我忽然感到校园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离这个现实的世界其实非常遥远。那些激情那些话题，都显得很不真实。父亲还没有睡，35年后，我无法确定是在那个夜晚或者另一个夜晚，他曾经很认真地希望我好好读书，走学者的道路。我诘问他：你不是年纪轻轻就参加学生运动，然后去革命了吗？他只说：此一时，彼一时。这话自然一点错都没有，用来比较八十年代和现在也是现成的。八十年代是充满希望也确实发生很多变化的时期，要等到尘埃落定后，才能够看到那个年代的基调与界限其实在1979年到1981年就已经确定。
父亲在1957年差点被打成右派以后就退避书斋，文革后也数度婉拒重返仕途的机会。仅在胡乔木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挂了一个副手的名义。他年青时在邓小平、任弼时、叶剑英、薄一波手下工作过，又从事党史多年，经历知道的事情想来颇多，只是他深晓多言贾祸，很少说也很少评论而已。从1979年冬起，开始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父亲是胡耀邦点去审核草稿的几名党史专家之一。他谨守分寸，核对事实，不予评价。这恐怕不仅因为他知道历史评价要由中央决定，不是他所该做的事情，也由于他遵守的信条：历史学的本分是寻找真相，而不是盖棺论定。父亲于史学是中年半路出家，他自己有自知之明，并不敢以专家自居，倒也因此谨慎，注重史实、反对空论，暗合了史学传统。
我在大学里还没有来得及折腾，就被保送到日本去留学。1983年冬天胡耀邦访日，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演说，照例热情洋溢、手舞足蹈，与拘谨有礼的日本主人恰成鲜明对比。我忍不住笑起来，旁边一位中年进修老师却皱起了眉毛说：“望之不似人君”。听得我一愣，多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我和他辩论说：“也许胡耀邦看上去不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但是比那些千人一面、毫无表情的官儿要真实得多”。然而他活跃的个性显得相当与众不同，做为一个中国政治家，就不免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也许是因为在国外久了，对胡耀邦访日时一开口就免费招待三千日本青年的大方承诺颇不习惯。不过后来有位朋友还真就是那三千人里的一个，从1984年访华就爱上了中国，三十年如一日。
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访华时，看上去是胡耀邦一生中政治生涯的巅峰。也是在那次国庆三十五年阅兵时，我的高中同学写了一幅“小平你好”在游行时打出，引起巨大轰动。 四分之一世纪后，二十多名高中同学重聚芝加哥，他说起这段往事和后续，令人不胜感慨。八十年代中期是相对平安的几年，我留学日久，沉浸在读书、诗酒、恋爱的大学生活，对故乡事渐渐少了一些关注，直到1987年1月15日，胡耀邦去职的新闻报道漫天铺地而来。这个事件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个月后我探亲回国，也依然听到议论纷纷。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家里一位朋友，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也受牵连离去。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几乎看不到胡耀邦的名字与照片。大约是1988年吧，看到了一张他的近照，清减许多，也见老了。当时想他一定心情不太好吧，却不曾想到那也许是一种病像。
三
八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元旦来得平淡无奇，我已经想不起那一夜是否下过雪。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我常在雪夜穿过一片静谧的墓地回公寓。
留学进入第八个年头，博士课程都读了一大半，还有两年就要打包回国了。前一年回京探亲时，去了一趟北大，联系任教的事。系里很热情：海归还是稀缺物件，好比29吋原装索尼彩电。回家路上，顺便看一位老同学，她疑惑地看着一副假洋鬼子相的我：“你真地打算回来？”出国正大热，时而有朋友同学托我帮忙换点美元，大概是交托福或鸡阿姨报名费吧？我却正在留学疲劳期，得过且过，被一篇总写不满意的论文或一桌麻将轮番折腾到午夜。开始很现实地想：需要存点钱带回去，否则大学里教书那点工资可不够花。这一层考虑在留日学生里很普遍，由此可见大多数是准备回国的，我也就是随大流而已。
多年在外，资讯相对来说多元；远离故国，观棋便更易有全局性。如今一说八十年代，经常把它简化成理想主义的改革岁月或者文化热什么的，其实错综复杂得多。从外面看，八十年代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奇数年紧、偶数年松。这种一收一放的痉挛，可以追溯到七九年：封西单民主墙、批《苦恋》、反精神污染，除了八五年，奇数年就没消停过。而极具震撼力的，是八七年初胡耀邦的黯然下台。这一事件令人预感到历史进程的曲折，学者邹谠先生曾因此有很悲观的警示。我当时年青激进，不仅对父辈，对同代人走体制内道路者也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回国可以躲进象牙塔，不用说违心之言，更不必再象父兄那样受命运颠簸。我素无大志，不过想回去教书，把自己的兴趣更多放在思想史方面，象一个威士忌广告所言，简单的生活。
日子貌似一如既往地平静。早春时分，朋友介绍我搬到一幢袖珍两层小楼，楼下是起居室、厨房、卫生间，楼上是一间卧室，统共四十平米左右。房子颇旧，全木质结构，但是独立房，还有一小院。最大好处，是可以深夜放音乐了。搬进去的第一夜，就先安装好音响，在黑暗中听了一遍勃拉姆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兼具激情与安宁，是我青年时代最喜爱的音乐之一，听着它，想象着即将在小楼里安居。
那时写日文、英文都已开始用文字处理机，一种介于打字机和电脑之间的机器，而写中文仍然是手书。朋友之间，主要是写信，电子邮件不消说还早，传真也远未普及。那一年写的东西，和大部分其它文稿信件一起，到秋天迁徙时付之一炬，但印象里曾经相当乌鸦嘴地预言了后二十年的人生轨迹：一个不断认识到个人局限性与无力的过程。这种说法在二十多岁虽有玩深刻之嫌，却符合我一贯风格：在松弛的生活态度背后，是认识的悲观，并不因时代而改变。换种比较八卦的讲法，我从小就有一张乌鸦嘴，有时还一语成谶。比如临出国前几天，曾有朋友问，“君此去，何时归？”我一搭错筋就答道，“谁知道呢？也许一辈子都在国外了”。又如八八年夏天离京那日奇热，我忽然有种要出大乱子的预感，和家人道别时竟觉得有些沉重。果然，再回到北京已是九十年代后半，城市新得不可辨认，故居旧得墙皮斑驳。
博士课程到第四年，主要是看书读史料，时间相当自由。我一般夜里两三点才睡，上午很晚才去图书馆或研究室。仙台颇有路不拾遗之风，我的自行车从不上锁，雨伞也是随意放在车把前的小篮子里。我所在的文学部坐落在青叶山下，是一幢九层大楼，和教育学部共用。从研究室骑车不过几分钟，就到青叶城下，青叶城是日本名城之一，登城可鸟瞰城市全景。虽然就在城边读书，却没去过几次。忽视近在咫尺的存在，也是人之常性。四月初的一个傍晚，忽然想去，便独自散步上山，到了城上，街灯齐刷刷亮起来，映在穿过城市的河上。忽然想起，刚到这城市时，就来这里看景，便有些景色依然，青春不再的感触。这种感触也不是头一次，也只是吸一口烟的瞬间，并不曾想到，青春会在某个时刻戛然而止。
研究室每年都有赏樱会，大家围坐在樱树下喝酒聊天。这类有老师参加的例行活动一般都拘谨不好玩，要到喝得微醺，一起唱着歌，走路有点不直，跌撞进某家酒屋或酒吧去喝下一轮才有点意思。这种时候，象我的导师那样不苟言笑的老派学者，才会因为新进研究室的大三女生在他膝盖上坐了一下而开怀大笑。赏樱会一般喝日本清酒，度数低但后劲足，我是喝到第二天头剧痛也不会醉的，索性不多喝，顶多喝啤酒，所以向来是负责扶持喝得东倒西歪的同学的。
忘了因为什么，那年赏樱会开得晚了些，坐在树下时，樱花已开始飘落。樱花之美，在于绝对又短暂的绽放，从满林如云到一地凋零仿佛只是一瞬，绮丽与凄凉，都是那么决然。在月光照着落樱的晚上，邂逅很久不见的阿部先生。他是我读本科综合部时的教官，我刚到日本不及两周，就跟着他和全班同学看樱花。他很快就酩酊不醒，醉卧草坪，还是我和另两位男生把他抬起来，塞进一辆出租车回家去也。后来和阿部先生交往不多，不想隔了这些年，却在同一片樱树下遇见。后来回顾，未尝不是一种暗示吧？
赏樱会过去没两天，感觉好象还落樱满地，我从地下书库钻出来，到餐厅吃饭，经过电视机，不经意地看到一条新闻速报：
胡耀邦逝世！
那天，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