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４月１３日，《纽约客》网站上刊登了篇文章，《玛丽安·穆尔名声重来》（The Marianne Moore Revival）。文章说，美国女诗人穆尔（１８８７－１９７２）的早年诗集《观察》(Observations, 1924)在４月再版了；明年还将出版她的新版全集，将历年的诗集按时间排序放进去，这样读者就能看到穆尔的某些诗在初版、选集和全集间是如何改动的；出版社并计划在２０１８年出版她和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通信集。作者说，近年来，人们对穆尔产生了新的兴趣，这些书的出版，或许能重振穆尔的名声。
要理解所谓的“重振名声”，得介绍一点穆尔生平。穆尔和狄金森、毕晓普一样，出生在长老会清教徒家庭，而且一辈子笃信宗教，很熟悉《圣经》人物。她还是一辈子的共和党人。毕晓普的母亲有精神病，去医院后，毕晓普一辈子没见过她。穆尔更惨，她出生时父亲创业失败，突发精神病，穆尔从来没见过父亲。穆尔生长在小镇，不过她大学读了美国著名女校布林莫尔（Bryn Mawr）【学院】，开了眼界。该女校是专门培养女生攻占男性通吃领域的，特别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所以穆尔后来在诗中会用 gyroscope （陀螺仪）这类技术名词，而且可以看出她知道其物理原理。穆尔本人则很喜欢生物，长时间待在生物实验室做研究，并曾有学医念想。穆尔后来很出名的是写了不少以动物为标题或以动物为意象的诗。
穆尔大学毕业后，教了几年书。近三十岁的时候，她和母亲搬到纽约附近，后来又住到纽约城里文人聚居的格林威治村。在【纽约】，穆尔结识了英诗现代派“三剑客”庞德、艾略特和威廉斯。她自己写诗，还当了现代派诗刊《日晷》(Dial)的编辑。诗集《观察》就在当时出版。“三剑客”对穆尔的诗，也是交口称赞。艾略特曾说，穆尔的诗属于极少数能够流传下去的现代诗；但他立即又警告：这些诗超出了通常智力者的理解范围。庞德则说穆尔的诗是聪明人极度失望时的心灵呼喊。还是威廉斯比较厚道，不涉智商，只是尊称穆尔为“我们（现代派）的圣人”。
正当穆尔在纽约混得风生水起之时，１９２９年，她和母亲突然移居布鲁克林，脱离了曼哈顿的文人圈子。
穆尔终生未婚。她的生平，可分为两阶段。１９４７年母亲去世之前，她是诗人；这之后，她更像个社会名流。随着名声的增长，各种奖项纷至沓来。穆尔曾经是个害羞的宅女诗人，现在她出席各种公众聚会；上电视接受采访；甚至在棒球季节，在数万名球迷注视下，为纽约洋基队投出第一个球。穆尔还以纽约市府非官方女主人的身分接待来访贵宾。至于诗，虽然仍有创作，更引人注意的却是她的持续修订。穆尔在《观察》里有２９行的名作《诗》（Poetry）——她就以“诗”作标题——１９６７年《诗歌全集》出版时，被【删到】只剩３行。很多诗都被改得浅薄了。就这样，穆尔从一个不屑俗人口味的现代派诗歌的“圣人”，蜕化为戴着独此一份的三角帽招摇过市、到处领取名誉学位的老诗婆。
不过，为穆尔想想，她也不容易。本是生于深闺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不善交际的小家女子，却撞上了现代派“三剑客”。“三剑客”认为英诗到了十九世纪后期，被浪漫派搞得太娘了，他们要重振歌诗雄风，要上“荒原”呐喊。一个正想进入诗歌界的女新人，听着能是什么心情？她又不能像当代女权主义者那样，写评论上《纽约时报》，控诉他们“性别歧视”。然后穆尔作编辑的杂志，发起人又看上了她，还跟妻子闹离婚。穆尔逃离曼哈顿，似乎与此有关。除了纽约那十三年，到六十岁母亲离世，穆尔一直只能跟母亲谈艺术。她母亲很有文化，又是朝夕相处，理解她的思路。穆尔写些比较难懂的现代诗，对她母亲不是问题。母亲去世后，寂寞的穆尔，想要走出只剩她自己的家，扩建一个补偿心理失落的广延家庭，她只能将诗改得通俗一些。她可以和别人谈棒球；但别人要附庸风雅，要问问她的诗，穆尔本是羞怯之人，却也不善拒绝。
穆尔的同代学人，对她的后半生颇为惋惜。不过，对于现在小了一代的学人，这些已是历史，不再有大的情绪反应。穆尔的名声，应该到了重新审视的时候。这一重新审视，特别是对她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早期诗作的研究，或许会发现穆尔的文学史地位，足够与“三剑客”并驾齐驱。或许会有更多人同意比穆尔小了一辈的美国诗人约翰·阿什贝里的感叹：我忍不住想说，她是我们最杰出的现代派诗人。
且不论学院里那些女权主义的或非女权的穆尔研究，其实，就是对于通常智力者，现在也有了理解穆尔诗歌的良好条件——困难之处，可从网络搜索得到线索、启发或解答。比如，穆尔有首诗《玛因特是一件迷人的东西》（The Mind Is an Enchanting Thing） ——普遍认为是穆尔１９４４年诗集《然而》（Nevertheless）里最好的作品。诗中说玛因特“就像吉塞金演奏斯卡拉蒂”，初看之下，这似乎是诗人的私人经验。而读诗最怕的就是难以沟通的私人经验。不要说读者或许根本没听说过谁是吉塞金，谁是斯卡拉蒂；就算与诗人听同一位钢琴家演奏同一位作曲家的奏鸣曲，读者也可以有不同体会。毕竟，读者又不是诗人的母亲，与她同睡一张床，习惯了与诗人交流彼此观感。
但是，上网搜索就会发现，钢琴家瓦尔特·吉塞金（１８９５－１９５６）是出生于法国的德国人，一战时曾在德国军乐团服役，二战时也留在德国继续演奏。另一位作曲家多梅尼科·斯卡拉蒂（１６８５－１７５７）是意大利人，后半生却生活在马德里。在《玛因特》一诗出版的１９４４年，德国和意大利是美国的交战国；西班牙虽然保持中立，佛朗哥政权在美国人眼里也是个法西斯政权。或许，穆尔的用意并不完全在音乐，她是用诗的语言作了个政治声明：战争分裂我们；但是，天才演奏家手指下流出的深深触动人类玛因特的十八世纪美妙音乐，却能将人类的心灵交织在一起。
１９４９年，吉塞金计划中的纽约演出，因遭遇强烈抗议而被迫取消。盟军当局后来在德国正式肯定他并未参与纳粹活动。１９５３年，他终于重回美国演出。你甚至可以在《纽约时报》网站查到当年４月２４日的报道。报道说剧场外有犹太人团体抗议，钢琴家强烈否认与纳粹有任何联系。
猜想穆尔也去看了演出。她会不会觉得某些人感情太重，玛因特略少？读者则为诗人的远见所叹服。
请注意，本文将英语 mind 译为“玛因特”。Mind 这一概念在英语语境里涉及感觉、情绪、梦境、心理、人格、认知、思想、精神、无意识等各方面，这里效仿佛教名词菩提、般若、涅槃（这三个名词的英文解释，倒是经常用到 mind，前贤也是无法意译这类与修炼玛因特有关的外来名词）等的译法，近之以音，直接搬用。
半个多世纪的距离，也让读者更深刻地体会到穆尔的洞见。比如，《玛因特》一诗结尾说，玛因特“不是希律王不可更改的誓言”。即使不熟悉《圣经》，网络搜索也能轻易发现《圣经》中所有提到那前后几任希律王的地方。诗中的典故在《马可福音》，希律王不肯更改对女儿的承诺，杀了施洗者约翰；由此可以联想到《马太福音》中的另一位希律王，他为了阻止耶稣的出生，屠杀了伯利恒全城及四境的犹太幼童——穆尔在这里影射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令人惊异的是，穆尔在全诗唯一的否定句里，肯定人类玛因特必须是可以改变的，应该随情势而改变——或者说，人类玛因特具有学习能力，因此可以适应各种环境。穆尔似乎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能力。
婴儿一出生就有三种与玛因特有关的能力：感觉、条件反射和自我学习。婴儿有视觉和听觉，甚至能辨别母亲的声音；婴儿也有【多项】与生俱来的条件反射，比如仍在水里会摒住呼吸；最神秘的则是自我学习的能力。我们明明是丛林中的猿猴的后代，人类婴儿却能适应与丛林迥异的现代环境并顺利成长。人到底是如何自我学习的，这是如今认知科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研究重点。穆尔凭着诗人的直觉，早就意识到了这是人生关键能力。
《玛因特》这首诗的第三节，穆尔还写道，玛因特“有记忆的耳朵／能够听到／却不必非要去听”。当代神经科学已经【证实】，当你读到“香水”、“咖啡”等单词时，你大脑里管嗅觉的部分也醒过来了；当你读到某人在踢球时，你大脑里管运动的部分也很忙碌。有了以前的真实活动的记忆，不用真的去做，大脑可以重演这些活动。穆尔在科学能够应用核磁共振观察大脑活动之前五十年，对此就有了诗的表述。
当然，穆尔作为现代派的“圣人”，也要对诗艺有所新贡献。她的诗不讲究传统的轻重音步，所以她可以大量运用多音节单词，不必像前代诗人那样主要用单音节和双音节词。但穆尔又是规则严格的，她的诗行，往往有固定音节数。仍然拿《玛因特》作例子。这首诗有六节，每节六行，每行都有固定音节数：第一行６音节；第二行５音节；第三行４音节，并与第一行押韵；第四行６音节；第五行７音节，并与第四行押韵；第六行９音节。这是从音节看，但是，若从句子看，这六节又是完全没有规则的。句号在不同的节里放在不同的行末；或在诗行中间断句；第五节的最后一行，更是连个逗号都没有，直接写入第六节第一行。这种有意识的不一致，避免了固定音节数可能带来的呆滞平板。
穆尔其实很讲究的，并不是随心所欲自由诗，而是前无古人新格律。
穆尔在中国，似乎还是个相对寂寞的诗人，名声比不上她曾经提携过的比她小了二十三岁的伊丽莎白·毕晓普。不过，如今太平洋两岸，文化交流还是比较快的。玛丽安·穆尔在美国若是名声重来，她在中国也会引人重视吧。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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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记忆的香草，
仿效圣母玛利亚的蓝色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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