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形态多元化的今天，代表草根审美的打工文学一直是一个格调不高、不入主流的文学类别，同时也很少得到高居庙堂之上的批评家们的垂青。而作为草根文学，本就边缘的打工文学又不得不在你侬我侬的“校园青春”、灯红酒绿的“都市情感”以及放荡不羁的“奇幻历史”等网络文学的夹攻下，走上只能靠政府扶持才能生存的悲哀之途。正因为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涌现出数以万计的打工题材作品，但足以为“打工者”正名、为打工时代发声的苍劲之作依然较少。或许董鸣鹤《打工外传》的问世可以弥补这样的缺憾。
与以往打工文学创作者文学修养相对偏低不同，出生于1972年的安徽籍作家董鸣鹤集打工者、学者、诗人的身份于一体。《打工外传》的热销与热评并非偶然，而是作者多年生命体验与创作积淀的一次爆发。作品不仅讲述了打工者临场体验式的生活故事，还是一个饱孕才情与思想的艺术创构。比如书中从“小犬”的出生——小山村的出生开始，而以“冲天炮”的死去——城市中含笑死去作结。这种巧妙的安排，看似无意实则蕴藏着整个故事的主题和基调，是对丛林都市吞噬穷弱打工者青春与生命的血泪控诉，也是作者对打工者生命归宿充满乡愁式的反思。作者所谓的“打工”已经超越了打工者的局限，而是对过渡时代宿命式的深切关怀。尽管《打工外传》所呈现的是人物的苦难，但其悲悯的却是众生百态的存在苦难。这种关怀与思考几乎渗透在每一个精心结撰的叙事结构中，为整部作品奠定了超脱而遒劲的格调，更赋予了打工主题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
《打工外传》的成功并不只是时代的需要，更在于其艺术手法的革新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它以清新奇诡的语言，呈现出跳跃而富有诗情的叙事画面，并借助意识的流动，尽显世事的沧桑，给人以梦幻曲折却宛在眼前之感。比如，随着大姑父的死去，“打工”故事拉开了序幕，“小犬”(主人公“我”的外号)、“金师傅”夫妇、“棺材铺老板”夫妇、“冲天炮”父女、玉面狼(郎)、师父“老操”、玲珑女孩、房东夫妇等各式各样的人物随着草蛇灰线般的叙事线索，活灵活现地出现在这个艰辛而漫长的打工故事里。这些人物构成了打工者的世界，映照着一个时代的心声。
在这其中，尤以“老操”形象最为丰满。老操是“小犬”的第二位师傅，也是带领“小犬”流入打工大潮的“教父”。尽管在全书中部才出场，但却占据了最多的笔墨，远远超过其他人物。不仅如此，老操一出场便将这个“悲凉”的故事抹上了一层喜剧的色彩。在作者的笔下，老操既是一个渺小失败的打工者，同时又是一个自私贪婪、好酒好色的“老混账”。其“老气横秋”和愚蠢无知随着作者的叙述不断升级，最终升级为通宵麻将后醉酒驾车，最终撞翻了路边的牛栏，撞死了老母牛。也许是为了平衡内心的失落，老操对更弱小、更贫贱的小徒弟“我”极尽压榨、欺凌之能事。最后，“我”忍无可忍，与老操疯狂厮打，叛出“师门”。直到许多年后，大学毕业当上老师的“我”才与这位昔年的“恩师”杯酒释恩仇。而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老操的阴暗面并非生性如此，而是打工生活压迫扭曲的结果。记得休姆曾说过：“当我们在艺术作品中看到矿工和手艺人时，他们造成的印象与矿工的情感没有任何联系，也丝毫没有使矿工的生活变得高贵些。他们只是画布上一团模糊的光和影。镜子里的反映物没有纵深度。”老操就像是这样一个没有纵深度的反映物，同时还是这面镜子，是“画布上一团模糊的光和影”。换言之，老操既是最悲哀的打工者，同时又是一面映照打工者阴暗内心的哈哈镜。老操形象的塑造，是作者以喜剧化解悲剧的一次成功叙事。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小说不仅赋予了各类打工者鲜明的个性，而且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深刻地隐射出城市与乡村的巨大落差。比如小说中的城里人都有名有姓有头有脸，因此总能高高在上地睥睨这群无名无姓的农村打工者。相反，渺小的打工者们则如尘埃般穿梭在城市的阴暗角落，似一群无家可归的“动物”漂泊在漫无边际的城市森林中。这种城乡之间的森然差别，让人震惊之余，又不得不反思时代变迁、都市繁荣之后的苦难根源。尽管这种手法的使用还不够纯熟，但足以体现作者深厚的文艺理论修养。
总之，《打工外传》描写的虽是一个人的打工岁月，但倾诉的却是一个被我们所遗忘的时代心声，有其特殊的时代价值。
(《打工外传》，董鸣鹤著，外文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