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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生活拾零

发布: 2016-7-14 18:45 | 作者: 邬象庞



        
        返场接羔
        快开春了,我们从垻前返回牧场,虽说仍然是来时的路,仍然要走十几天,可总觉得没怎么费劲就过来了。也许是路熟悉了,又有了些经验,做了相应的准备吧,很顺利的来到牧场春节接羔点儿。乌珠穆沁的羊群,由于气候原因,种公羊是单独放养的,大畜群里只有母羊、羯羊和羔羊。每年的十月份,才把若干只种公羊撒到畜群中放上十几天,与适龄母羊交配。这样,到第二年四月份母羊集中产羔,待青草长出来时羊羔正好断奶,入冬时羊羔已经六七个月,能够抵御严寒过冬。
        我们的蒙古包就扎在接羔棚旁边。接羔棚是土坯垒的棚圈,三面围墙,向阳面敞开用木栅栏围挡,阳光可以晒进棚内,地上铺着干松的苇子,给带羔母羊和新生羊羔夜晚住,暖和干燥。这个时期,放大群羊的人要背着一个毡子缝的大口袋,随时遇到母羊产下羊羔,等着母羊把羊羔舔舐干净,羊羔“三跪六拜”颤颤巍巍地站立起来,围着母羊转,本能地吃上第一遍奶后,就把羊羔抱起来,装到毡口袋里,产后的母羊跟上大群吃草,我们快马奔回接羔棚,放下小羊羔,再回到畜群放牧。一天下来要往返跑上十几次,虽然累一些,但这是收获的季节,看着一个个新生的小羊羔,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有时候也会遇到难题,正常的生产是羊羔的头和前腿先伸出来,然后是身子和胎衣一并生出。可有的母羊胎位不正形成难产,只生出头来,前腿却别在里边,翻来覆去总生不下来。这时我们就要过去帮忙接生,掏出羊羔的前腿,轻轻往外一拽,立即离开,后边的事让母羊自己去做,不然的话母羊受到惊吓,生产完不顾羊羔,调头就跑,可就麻烦啦。傍晚大群羊回来,生过羔的母羊会跑出羊群,寻找自己的羊羔,我们赶紧把羊羔放出去,母羊叫着找,羊羔叫着迎,互相闻一闻来确认,一般不会找错。母羊站着用头抚蹭着羊羔,羊羔则钻到母羊身下跪着吃奶,那副母子情深的景象实在令人感动。但是还有个别母羊,不认羊羔,多数是第一次生产的两岁羊。这时就要按照牧民的做法,拉过母羊,挤些奶水抹到羊羔身上,或把羊羔在母羊的尾巴下蹭几下,然后把羊羔塞到母羊身下,让它吃奶。牧民口中还不停地唱着:“淘啊...淘、淘啊...淘”。据说这是在劝母羊,“认孩子吧,认孩子吧!”不知是母羊闻到羔子身上有自己的气味,还是反复听到歌声条件反射,不久这母羊就会认羔子了,能带着羔子喂奶、吃草。
        产下的羊羔渐渐多了,形成了一个小群,就要把带羔母羊从大群中分出来与羊羔一起放,当地叫“放萨哈”。因为羊羔食量大了,一天要多次喂奶,并开始吃些嫩草,又怕跟不上大群,所以母子成双组群单放。我们三个知青就要两个人放两群羊,一个人下夜兼做饭,确实辛苦。这样从接羔开始近两个月,直到萨哈群与大畜群汇合。
        六月的草原已是一片葱绿,天气暖和,羊群又吃上青草,放牧进入到最好的时段。小羊羔基本断奶,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一身柔软雪白的绒毛甚是好看。吃饱了会在草地上蹦蹦跳跳,玩累了倒头睡,畜群向前走了,羊羔还在原地睡着,我用套马杆轻轻碰一碰它,忽然惊醒,“咩咩”地叫着跑向大畜群。夜间在营盘上也不老实,母羊都卧在地上倒嚼或睡觉,小羊羔却精神十足,蹦来蹦去地玩耍。有一次我在毡蓬车里下夜,群里一只壮实的依西格(山羊羔)竟然跳到车上,我一把抱住它,抚摸着锦缎般的绒毛,抓住两只刚刚露头的犄角,贴一贴羊羔小脸,能感觉到它的心跳,把玩一会儿放下,它奶声奶气地叫着跑回到母羊的身边。不久,我们的畜群又开始转场到夏营盘了。
        
        首次探亲
        1969年7月我第一次回京探亲,因为来内蒙快两年了,离家这么长时间,家中父母很是惦念。一起回京的还有同分场的几名知青。我们乘牧场的马车到罕乌拉,转乘长途汽车经西乌旗、林西、大阪来到到赤峰,再换乘火车经承德才回到北京。由于我们两年来在草原上风吹日晒,脸色几乎与当地蒙族牧民没有什么两样,颧骨上也有两块明显的“高原红”。再加上当时都穿着蒙古袍,身上膻味十足,火车上的旅客还真把我们当成蒙古人了。可是当我们聊起天儿来,一口的京腔京味儿,又引起他们的注意。有的凑过来与我们攀谈,得知是到内蒙草原插队的北京中学生,大为惊奇,不停的问这问那。还说:“看你们真像蒙古人,吃生肉吧?连眼睛里都是红红的血丝。”我们听后笑了笑没言语,心里说:“哪儿的话,这是几天的路途劳累,没睡好觉的缘故。”要回家了,我们心里高兴,王正云吹起了笛子,演奏《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我用重音口琴给他伴奏,袁春敲着高低两个木鱼,打出马蹄声的节奏。一下子列车员和整个车厢的旅客都集中过来听我们演奏。也许是因为北京知青的特殊身份;一副蒙古人的打扮和形象;又演奏着欢快的草原歌曲,所以得到大家的高度赞赏,一曲终了热烈鼓掌要求再演。于是,我们又合奏了《我是一个兵》等曲子。大家还合唱了蒙族歌曲《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和于军表演了男女声二重唱《毛主席派人来》、《草原人民想念您》两首歌曲。列车长过来了,邀请我们到其他几个车厢去演出,每到一处气氛都十分热烈,在耳朵里总是样板戏和语录歌的日子里,几首草原风格的歌曲,也能给车厢里带来一片清新。
        回到北京后,我们几个首先去看望了在北京养伤的冯启泰。他是头年当上我们分场的大车老板子,赶着一辆四匹马拉的胶轮大车。辕马和三匹拉套的马一色雪白,大鞭子一甩,车轮滚滚十分威风。东奔西跑的为分场和牧民运送粮食、物资。1969年春末,牧民和畜群都在向夏营盘转移,他的大车向夏营盘运送东西,大车刚翻过浑顿伦河西边的小山坡,一匹新拴的拉套马,见到牧民朋斯格阿爸家的蒙古包,拼命地跑起来,带动得另外两匹拉套马也向蒙古包冲去,冯启泰拉闸、吆喝无济于事,跳下车去控制辕马,谁想坡下有道沟坎,大车颠簸,一下把冯启泰带倒,车轮从他身上斜轧过去。他的左臂粉碎性骨折,髋骨和锁骨也有骨裂。由于当时牧区医疗条件有限,再加上交通极为不便,牧场都没有通汽车,辗转到西乌旗、锡盟,都没有办法,最终回到北京,已经错过最佳治疗期,左臂严重感染,只能截肢。面对这样的肉体痛苦和精神打击,冯启泰能够挺过来吗?我们回京看望他,一是想给他一些安慰,二是建议他是否留在北京生活。没想到见了面,看他那精神面貌,早已从伤病的阴霾中走出来了,并且练会了一只胳膊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见到我们,兴奋地询问牧场和知青的情况,还打听我们回京探亲住多长时间,决意要与我们一起返回牧场。望着他那只空荡荡袖子,我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多么坚强的意志品质,是何等乐观的生活态度,是对草原多深的眷恋之情啊!我家同院儿的邻居马老师,是分司厅中学高中的班主任,当听到冯启泰的情况后,一定要我邀请冯启泰,给她们学校69届学生作报告,讲一讲内蒙插队的经历和克服困难的精神。
        这次回京探亲,我们还分别走访了分场其他知青家,把大家在草原的情况依依介绍给各位家长。由于在草原没有通讯条件,消息闭塞,家长们都很惦记孩子,每次与我们聊很长时间,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我母亲因文革中受了刺激,离京到宁夏中卫我大姐家休养,我又去宁夏探望母亲。在大河机床厂宿舍住了几天,见到母亲换了环境,在大姐、姐夫的精心照顾下,精神已恢复正常,我也就放下心返回北京了。
        九月底,我住家的东城区北新桥街道清理临时户口,几次催促国庆节前一定要离京,正好我们惦记着牧场,也想回去了。于是,几个人约好,加上冯启泰,匆匆乘车返回草原。到了西乌旗再往宝日格斯台却没有车了。等得我们心急如火,正巧吴晓明当时也在西乌旗,她去央求旗委的小车司机,送我们一段路,司机还带我们看了看那辆吉普,但最终还是没能成行。我们归心似箭,一商量,决定步行回牧场。于是大家背着手提包,大踏步前行,有顺便车搭一段,没车就压步杆儿,经哈日根台、罕乌拉,走过双石砬子、一棵树,再翻过一座山坡,远远的见到总场场部了。
        
        组建兵团
        1969年春天,为了中国北部边疆战备需要;为了缓解国内粮食物资的极度短缺;为了疏解大批中学生的就业压力,中央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寓兵于民。5月7日,内蒙兵团正式成立。它是以知青为主,还包括现役军人、复员军人、地方干部、农牧场职工组成。原计划组建六个师,一二三师在巴盟,四五六师在锡盟。1969年首先组建了一二三六师,1970年才组建四五师。六个师共30个团,306个连,共接收知识青年26507人。
        我们宝日格斯台牧场是1970年筹建五师四十五团的。开始来了五个现役军人,都是北京军区医院的干部,马玉山教导员为首,还有韩干事、王助理、张俊、小王(女)。他们与牧场的领导包福柱、刘凡一起商量筹建兵团的工作。当了解到,这里两年前已经来了68名北京知青,在各个分场干得不错时,产生了极大兴趣,抓住各种机会与我们交流。当然我们对解放军也是尊敬有加,又是北京来的,交流起来无话不谈,我们的基本情况很快就被了解的清清楚楚。之后我猜想,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把这批北京知青列为组建兵团的骨干了。
        不久,我还在白音温都尔分场放羊,接到总场通知,调我和农分场的王凯南到总场学习会计。接到通知我还有点想不通,在下边好好的放着羊,凭什么让我当会计呀?到了场部,兵团筹备组马教导员和牧场革委会副主任刘凡跟我谈话,说很快要组建兵团了,要来很多兵团战士,要来许多汽车和农业机械,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建设,财务管理是很重要的一环。目前场部会计只有一人,承担不了这么大的核算业务,因此要从北京知青中抽调人学习财务会计,为组建兵团做准备。刘凡还对我说:“我脑子里一直认为你是个做会计的材料,父亲是多年的老会计,你的性格也适合,所以你是不二的人选。”我惊愕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既然是领导决定,又是兵团组建的需要,那就干吧!没想到从此就与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事农牧业团会计
        1970年8月,内蒙建设兵团组织财务会计培训班,我和王凯南随五师各个团新任的会计们到呼和浩特兵团司令部学习。兵团财务采用的是增减复式记账法。我们学习了会计学原理,资金平衡,复式记账方法。从建账,设定会计科目,到审核原始凭证,制作会计凭证,再到记账、结账、报表,最后进行财务分析。整个核算过程,反复学习、演练、讨论、总结。这些财务知识和核算方法,对于我和凯南这样的老高三学生来讲并不难,很快就熟练掌握,学员测试时成绩名列前茅,得到师部财务科崔助理的夸奖。八月份的呼市天也挺热,凯南延续了浙江南方人的习惯,光着脚在宿舍和楼道里跑来跑去。崔助理还给她起了个美名“赤脚大仙”。学习结束回到牧场已是秋末,我们正式来到牧场财会室工作。
        牧场原有的会计张家垚三十多岁年纪,白净脸,两只大眼睛一张大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这在内蒙纯牧区很是少见。原来他家乡是安徽,也算是知识青年吧,不知什么原因,六十年代初就离家闯荡到草原来了。我们到牧场时,他的夫人孩子也在牧场,夫人肯定也是安徽家乡来的,一口的安徽话 我很难听懂。张会计蒙语也学会了不少,能和牧民交流,多年当会计,蒙语数字说得极为流利。他为人不错,对于我们这两个学徒,很和蔼、很耐心的传授业务。牧场财务用的是西方会计的借贷记账法。也许是先入为主的缘故,刚刚学会的增减记账法和牧场现行的借贷记账法总是打架。增减记账法符合中国传统观念,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办好了争取盈利。核算方法直观,常人容易理解。是分资金来源和资金占用两类科目,求得资金平衡。具体记账规则是:两类科目同增同减,同类科目有增有减,增减必相等。报表是资金平衡表。而借贷记账法则是西方人的观念,借钱办事,负债经营,挣了慢慢还债还有盈余,亏了再借,亏大了破产。讲求的是资产、成本要与负债、损益、所有者权益平衡。此时“借”与“贷”已经失去字面的含义,纯属一个记账符号。资产、成本类科目,借表示增加,贷表示减少,余额一般是借方余额。而负债、损益、所有者权益类科目,贷表示增加,借表示减少,余额一般是贷方余额。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报表是资产负债表。为了用借贷记账法不出错误,我和凯南都把这些记账原则写成小纸条,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时不时地提醒自己。就这样直到1971年底,兵团五师45团组建,现役军人和大批的兵团战士到齐,原牧场的三个分场组建成一、二、三,三个牧业连,又在牧场东边组建了四、五、六,三个农业连。总场部改为团部,周围组建了机运连、工副连、基建连。后来位于白音花的43团合并过来,撤掉45团番号,并过来八连(煤矿)、九连(农业连)后,统称43团。一个团部机关,十个连队,两千来号人,农业、牧业、工副业、基建、运输、供销等这样一大摊经营核算任务就落到张会计、我、凯南、和一位出纳员阿日布其乎四个人身上了。好在绝大多数的连队会计都是我们北京知青担任,智商和能力绝对够用,开始连队也没独立核算,采用报账制,经过短时间的培训,他们很快就能胜任了,这也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负担。
        原牧场是以畜牧业为主力,牧民以家为单位包放畜群,生产、生活成本自负。农分场人员不多,种地有限,只是种些牲畜饲料。全牧场人员的口粮都是外购。场部有一点工副业也只是木匠,毡匠、铁匠,为主业服务的。每年销售肉食牛、羊和军用、农用马匹,还有羊皮、牛皮,羊毛、羊绒等畜产品,有不小的收入。牧场脱产的管理人员很少,畜牧业的成本开支也很节约,加上牲畜存栏年年增长,牧场的经营状况是资产增加,年年盈利。
        可组建了兵团,以农业为主业牧业为辅,增加了一千多人,机械化生产,一大批汽车、拖拉机和农业机具,人吃马喂,机械喝油,又建了那么多房子,本身生产成本就很高。再加上内蒙草原沃土层很薄,不适合开荒种地。头一年收成尚可,第二年就下降,种上三年原土层的那点儿养分耗尽,就尽长蒿子不长庄稼了。再换块地方耕种,原来开出来的大片土地就被沙化了。所以内蒙兵团的农业总是亏损。43团是有牧业的,但牧业的那点儿盈利远远补不了全团亏损的窟窿。象42团、44团没有牧业的团,就更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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