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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树长影

发布: 2016-9-22 17:13 | 作者: 李静睿



        大暑那一天,我和季风在艾镇摆酒。选在镇上最气派的一家酒店,但艾镇的气派也就是在“世纪大饭店”的招牌上挂点塑料红玫瑰花球,泛着油光的红地毯一路铺到二楼,“鸾凤厅”门口放着五层大蛋糕,上面立的两个小人白着脸,没有五官。就这样还1288一桌,说是保证两个海鲜菜,附送一个身穿紫色灯芯绒西装的婚礼主持。
        我表妹是伴娘兼收礼金,在门口黄桷树下摆一张桃木桌子,她化了大浓妆,穿宝蓝色纱裙,等不及客人走掉就开始用猩红的手指拆红包,然后公开把所有低于四百块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老槐树上知了拼了命叫,路边的栀子花有一股油焖笋的香味,艾镇的老房子拆了一大半,却拆了也就是拆了,一直没有下文,世纪大饭店孤零零站在左右两边的瓦砾堆里,碎石灰腾起浓浓白雾,客人们就打着伞从雾里走过来。我穿15厘米高跟鞋站在门口,从8点开始太阳就顶头照,妆完全花掉了,婚纱拖尾上洒了一杯完整的橙汁。有客人远远看见表妹,偷偷摸摸往红包里加了一百块钱。我很满意,结婚就应该这样。
        仪式非常漫长,我爸的家长致辞已经超过了20分钟,厨房憋着一直不肯上菜,客人们开始露出茫然的神情。他以前是艾镇文化馆的文学干部,退休前一年评上了副高职称,今天早上专门吃了一份3两的排骨面和10个红油抄手,有能力以及有决心抒情。他又酝酿5分钟,终于到了高潮:“昨天晚上我没有睡着,想着如果我的父亲今天也在这里,他会多么高兴。父亲死于1967年,他一辈子都是艾镇中学的校长,最后死之前却是个拉板车的车夫,死因大家也都可以想象,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家庭的惨剧。现在,我要向他敬一杯五粮液,希望他的灵魂能参加从未见过的孙女的婚礼。”
        我爸动了情红了眼,拿出手帕,大家都听到今天酒席上居然有五粮液,掌声很是热烈,也有可能是因为终于开始上菜了,三文鱼刺身带着冰渣,桂鱼努力昂起完全不像松鼠的头。上甜品的时候我们终于敬完酒,甜品放在一个长盘子上,用冻牛奶和红豆沙做成麻将牌,正好一副十三幺。我吃了个红中,正打算再拿个东风,奶奶坐在我边上来:“小妹,你妈说你们要去台湾度蜜月?”
        “是,后天就走,都是季风选的,台湾现在38度,都不晓得过去是不是每天在宾馆里头吹空调。”
        “你替我去见个人,拿包东西给他。”
        “什么人?奶奶你还认识人在台湾?”
        “你不要管,见到人也别说话,放下东西就走,这东西也不值钱,就是不放心寄过去。”
        然后给我一个小小的扎染蓝布包,顶上打结的位置塞进去一张叠好的八行笺,隐隐看见秃笔淡墨的小字。奶奶说:“喏,纸上是电话地址,就在台北。”
        奶奶姓方,老太太们上了年纪也就叫老太太,但她一直叫方永梅。虚岁刚过84,今天穿淡青色乔其纱旗袍,上面绣着小朵小朵白梅,头发没有全白,挽成一个整整齐齐的髻,手上是一对赤金扭麻花镯子,戴的时间太久,金的颜色沉下来,却有一种“祖上曾经阔过”的铮铮铁证感。其实只要奶奶还活着,穿紫红色丝绒长袍坐在老屋临街的藤椅上看书,偶尔有风吹起长袍的边,露出黑色绣花鞋上的蝙蝠翅膀,谁也不敢怀疑方家真真切切祖上曾经阔过。
        酒席在下午3点终于散了,还好现在摆酒只吃顿午饭,我换了短裤拖鞋,季风衬衫都湿透了,还拿着两大口袋没吃完的喜糖,我爸抱着婚纱就走在边上。今晚大家都住老屋,说是老房子看起来喜气。我们路过镇政府的大门,我爸一万次地重复这些话:“你看,登记室那张桌子,是你太外公家的黄花梨木插肩榫翘头案几,小时候你奶奶逼着我在上面临汉碑帖呢。里面花园里有个大石缸,外面刻着迎客松鹿回头,青苔有手掌那么厚,里头的乌龟怕还是我10岁那年放进去那只,现在,哼,现在是什么都说不上了。”
        我很烦躁,怕季风不像我这样久经考验能听得懂“肩榫”,更怕他觉得这家人原来这样可笑,就岔开话题,提了提那个蓝布包。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让你把东西送去你就去吧。”
        其实我已经把事情想明白了。我爸今天提到的那个父亲,倒不是他真正的父亲,奶奶再嫁到白家的时候,我爸已经有七八岁了,之前的那个人,家里没人怎么提过,好像希望这回事就这么囫囵着过去了。我一直以为是死了,还想着奶奶这辈子死了两个男人,颧骨又有点高,特别小心不敢在她面前随便说起命运啊面相啊这些词,现在才知道前头那个还在台北,只死一个老公,就无论如何不能充分论证“克夫”这回事了。
        我有点兴奋,没想到这种故事能发生在我们家,但想想又觉得公平,这么多故事咕噜噜冒着气泡到处游荡,一家一户按理也得平摊一两个,哪怕时代的悲剧呢,哪怕家庭的惨剧呢。
        回到家里,纵是外面空气都热出金光,老屋里却还是有浸浸凉意,灰色石砖刚洒了水,墙角青苔绿得惊心。奶奶换下旗袍,照例一丝不苟穿着青色真丝长褂。她泡了一壶杭白菊,我们就坐在黑沉沉的八仙桌旁喝茶,看着菊花在玻璃杯里慢慢开出繁复花瓣。墙壁上高挂着爷爷的炭笔相,小圆眼镜,长衫扣得很紧,头发涂得漆黑,高高耸起一块,也就是胡适的样子。下面是奶奶的字“白墨轩遗像”,字是多宝塔碑上那种颜体,一撇很轻,一捺极重。
        季风偷偷指着上头问我:“怎么死的?”
        我努力往上拽脖子,又指指那根巨大的黄杨木横梁。
        我和季风先后洗了澡,倒在大红绸缎床单上,大红被面上开着朵朵绿色牡丹花。我睡得沉,几乎是魇住了,千辛万苦地挣扎着醒过来,一眼看到床尾小凳上的蓝布包。窗棂上糊着翠色纱窗,因为再找不到这种纱,那颜色越来越浅,正透进今天最后的一点光,除此之外屋里是黑尽了。顶上吊扇慢悠悠转着,在什么都没有的空气中撞击出声响。
        我大声叫醒季风,不想配合老屋演这出阴阴冷笑的戏码。
        林三民在电话里约我在台大池塘的长椅边见面,他说不清楚地点,含含混混地表示“就是沿着椰林大道走到头然后左拐,再绕几下就能看到的池塘”。我的心眼突然变成米粒大小,鄙夷他连找个有空调的咖啡厅都不舍得,烈日当空和我约在下午3点的户外。
        季风说:“你怎么叫他,爷爷?”
        “呸,你在边上等我3分钟,看我扔下包就走,我们转头就去紫藤庐喝下午茶,我连喂都不要喂他一声。”
        最后的确没有喂一声,我客客气气叫他“林先生”,为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怕他觉得我家教不好。叫爷爷是不可能的,我只认炭笔画里的疑似胡适是我爷爷,春节清明七月半给他烧黄纸,八仙桌上供一刀煮成七分熟的三线肉,早上供到下午,最后加点蒜苗炒成回锅肉。我爸说,爷爷死之前怕家里人收拾尸体麻烦,提前给艾镇街上的“白事一条龙”付好钱打好招呼,让他们下午4点来家里,他死于3点40,穿一件刚浆洗过的蓝布长衫。他在八仙桌上垫好报纸才踩上去,桌上还有一本翻烂了的《石头记》,书签放在晴雯被赶出大观园那一页。
        林三民怕也过了85,我忍不住恶毒地想,有些人吧比如我奶奶你就觉得是长寿,有些人吧比如他你就觉得是活得也太久。他按理说个子也不矮,却总像被人从中哪里截去一段,具体是哪里又难以定义,穿那种上面印着“福”字的土黄色对襟短卦,一看就是全化纤面料,下面却是一条黑色大裤衩,黑色凉皮鞋。我想到奶奶的五六七八件旗袍,天冷了披上自己打的灰色羊毛坎肩,哪怕洗得走了丝也比眼前这个人气派一万倍。我感到高兴,好像下棋的时候已经先吃了对方一个马,又稳稳地把车挪了出来,心里分外安定。
        林三民抹着汗,用台湾普通话说:“真不好意思啦,本来应该请你们到家里去坐坐,但今天我在边上的医院针灸,我也没办法啦。”
        我注意到他也没叫我名字,估计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定位和我的关系。我把蓝布包递过去,如果我现在掉头就走,在气势上等于用卒换了对方一个炮。但我控制不了好奇心,想看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之前我和季风已经试了各种办法想打开,但奶奶显然防了我们有这手,把打结处缝死了,想打开必须得把布剪坏。
        林三民摸着包,脸色渐渐变了。太阳正是最毒的时候,池塘边空无一人,几只胖墩墩的鸭子凫着水,大半个身体也沉到水下去,只有我们3个神经病无遮无蔽,并排坐在长椅上,晒成三片蔫黄的叶子。季风和林三民中间隔了一个我,他有点激动,半站起身子,没想到度蜜月还能看这么场戏。我羡慕他,坐在台下看戏的人只需要悠悠叫声好,不像我,无可逃避地演一个配角中的配角,站在台上茫然四顾,几乎接不上下一句台词。
        我故作镇定地把瑞士军刀递给林三民:“林先生你还是打开看看,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他流着汗慢慢把死结割了,天色无端端在几分钟里暗下去,又无端端打起雷来,我和季风把头凑得不能再近,闻到他身上浓重的汗味。包里有一堆信,一个布皮笔记本,一个文件袋,几个看不清楚的小东西。林三民大概也就瞄了一眼,就把布包重新系起来,慌慌张张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有事得先走了,改天再给你们打电话,实在有事,我也没办法啦。”
        他走得飞快,赶在第一道闪电之前彻底消失了。台北的雨下得有凶相,好像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怨愤之气,我们赶到紫藤庐的时候浑身湿透,一人点了杯热巧克力。那三棵老紫藤树缠住半边落地玻璃窗,大颗大颗的雨滴砸在门外石臼里的飘萍叶子上,鲜红的锦鲤在暗沉沉天空下闪着光,我想到刚才见到亲生爷爷,想到他缩头缩脑说“我也没有办法啦”的样子,实在进入不了这浓郁巧克力味的现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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