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一年？我几岁？很模糊了。惟记得第一次乘火车的旅程咋恁般漫长。
整个世界像在下土，灰蒙蒙的看不见希望。鲜有人烟的旷野，倏尔搬来高山、倏尔横亘大河。皇城根下生长的我，颇感神秘好玩，趴在车窗，津津有味地守到黄昏。
“妈妈，这么多小土堆是什么啊？”
“是坟头。”
“什么是坟头？”
“是埋死人的。”
死人------我不由得头皮发麻，蜷缩成一团。偷眼望去，妈妈的脸上平静如水，毫无所动。
我们这是去哪里？去干什么？茫然不知。沉闷的气氛犹如除夕夜的鞭炮会随时爆炸，不敢问也不敢淘气，勿惹“火种”，听凭大人的安排、摆布。
行前的那段日子，恍惚嗅到了家里的异样。先是爸爸忽然不见了，再也没回来。从此家中欢声笑语不再，烹调香味散去。继而姥姥和舅舅姨妈来家里频繁了，昏暗的灯光下，隐隐传来低声耳语。空气中像添加了凝固剂，让人胸闷窒息。
妈妈带着年幼的我和妹妹，登上西去的列车。送别的站台上，我憋住“出游”前的兴奋，任由亲戚们悲悲戚戚絮絮叨叨。
终于，妈妈说，我们去找爸爸，而且不会再返回北京鼓楼西大街上的家。
“那杜阿姨还能带我去鼓楼后的小市玩吗？”不谙人事的我吵闹着。
妈妈默默地坐在那里，宛若一尊陌生的雕像，凝重的脸上写满了心事。
美国教会高级护校毕业、少女时代就投身革命的妈妈，斯时只有二十几岁，本应就是今天那种青春洋溢的女青年。而在我眼中，妈妈是座大山，是城府极深的大人，是可亲又可畏的家长。她在独自承受着时代强加的巨大的命运悲歌，紧攥着绝望的期盼，投向大西北遥远的荒漠，寻觅亲人的慰藉。
北京到西宁，要坐好几天火车，路漫漫到让你倦怠，也明白无误告诉你，西出阳关，故人不再。西行地域辽阔到无人眷顾，边塞朔漠，愈发荒凉，黄乎乎的干涸土地，不时卷起股股
回旋的沙尘。绵延天际的古老坟丘，久久不肯间断，狰狞地吞噬着古今以往万千孤魂，冰冷的土地闪烁着哀怨的鬼火，让人毛骨悚然、潸然泪下，让人肃然起敬、夜不成寐。
“妈妈，送我去什刹海的幼儿园吧，我听话。”我央求着。妹妹也啼哭着找老保姆杜阿姨抱抱。妈妈轻抚着我们，还是不讲话，倔强的眼中噙满泪水，却扭转头不要他人看到。
爸爸是何时走的，怎么走的，去了哪里？对我来说至今都是个谜，全家人始终不愿提及，宁肯把这段刻骨铭心的话题遗失。
多年后，我才获悉，从延安窑洞和华北抗日战场走出来的爸爸，被划成反党的右派份子，遣送到青海祁连山麓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性格刚毅的妈妈拒绝离婚，不顾亲人们的劝阻，
决然选择离开北京中央机关，义无反顾地扑向陌生的天际，寻找和陪伴逆境中的爸爸。这个命运舛误的年轮，折在“1957”。
同行的男男女女有几十人，年轻的、满脸皱纹的，有一路歌声的叔叔阿姨，也有嗷嗷待哺的幼儿。他们像是支援边疆建设的内地骨干，并没有妈妈那样的忧郁。
夜半，感觉身上好痛，朦胧中，一个军官伯伯把掉到地板上的我抱回床铺。那个伯伯长着一副好丑的老脸，领章上有两杠三颗星。一路上总是他逗我玩耍，让我很快忘记了妈妈的愁容。
军官伯伯很喜欢孩子，不时拿出苹果糖块给我，讲一些老掉牙的故事。好久没有听到爸爸讲故事了，妈妈近来老是格外严肃，让我紧张害怕。难以想象，那个时代的她，要顶住多大的压力，好似悲歌壮士慷慨赴死。
列车终于在西部门户兰州停下了。我们这群大都市来的看似“花团锦簇”的人群，难民似地被塞进简陋的招待所，好像骡马的大车店。
那天，军官伯伯兴致很好，带着我去黄河边一个有白塔的公园。我累了，他背着我，渴了，又买来汽水，一路上津津有味地聊个不停，莫不成忘记我还是个孩子。凉亭旁，我们还一起美餐了一顿。伯伯喝了好多白酒，微醺中，从怀里摸出一张褶皱的照片，“这是我的孩子”，声音沉闷得如从腹底丹田迸出。忽然，他胡子拉碴地贴住我的脸，又扎又痛。我用力挣脱，诧异地望着那付喷着酒气的面孔，怪哉，分明额头上写着“爸爸”两个字。
至今搞不懂，妈妈怎么会让一个陌生人，把自己的孩子带出门？穿越数十年后，我对兰州的印象，还滞留在那次同军官伯伯白塔山“对饮”的情景中。
终于，换乘的火车启动了，继续向西。那时，兰州到青海的铁路尚未修通，火车在山中哼哼唧唧气喘吁吁，时走时停，完全迷失了时间。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山沟工地，我们被请下车。这里狭小混乱，到处堆着施工材料。下车的人熙熙攘攘拥挤不堪，我们像被赶牲口似地又换乘了敞篷大卡车，继续未知的行程。
卡车上毫无遮拦，大人围在四周，孩子们坐在中央。高原的晌午，刺眼的日头并未丢下几丝暖意，每人都围盖着大衣和棉被。山上的公路还在施工，路面坑坑洼洼。剧烈的颠簸，让
那个叫可可的小女孩儿无论如何都不能把饼干塞进嘴里，她着急的哭像，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笑声吗？
恰疲惫不堪，吐得一塌糊涂之际，我们再次被“卸下”。安全起见，车辆要空载通过险区。施工的公路开始攀上峡谷峭壁，一边是高山陡坡，一面是深邃的谷底，下边翻滚着浑稠的大河。“半成品”公路上等待通行的汽车破破烂烂五花八门，排成蜿蜒的长蛇阵。内侧的山坡上，坐满了等候的各路乘客和军人，还有许多衣衫褴褛的筑路工人。
不知谁喊了一声：女人和孩子可以留在车上。于是我又被抱上车。
车在峭壁上蜗行，路面向外侧深涧严重地倾斜，不远处隆隆的开山炮声不绝于耳。每个人的心都吊到嗓子眼晃荡着，女人们不断尖叫，唯恐卡车倾斜太大坠落山涧。
数百米深涧，数千米高山，湍急的河流。方自北京大院走出，幼年之际就突兀面对雄浑苍凉大自然的惊心动魄，让我木然、失声，呆呆地僵在那里。
弥天硝烟散去，车流缓缓驶出禁区。我脸色惨白，抱住冲过来的妈妈，喃喃地“我要回家！”
什刹海喧闹的幼儿园已经远去，述说古老故事的钟鼓楼已经远去，北京的映像在凛冽朔风的打磨下，开始模糊。就像延安的窑洞、北京的办公大楼远离了爸爸妈妈，除了与生俱来贴在身上的亲情，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们。
进入西宁市，绞尽脑汁也看不出市区在哪里，到处都像乡下。油菜花围绕的省军区招待所，大家道尽珍重各奔西东。此刻才发现那个格外喜欢我的军官伯伯，像爸爸一样不知何时悄然离开了，且永远消失在我的未来中。
招待所的生活对妈妈是焦虑不安和沮丧的，可我对它却情有独钟，每天跟着一帮野孩子，在油菜花田那绿油油黄澄澄的色彩中追逐打闹，捕捉各色蝴蝶蜻蜓，几近乐不思蜀。
爸爸还是没有出现，他居然不知道妈妈带着我们来青海找他。
后来的日子，妈妈被安排到省卫生厅工作，我们也搬到了西宁市中心大十字附近的北大街。说这里是城市是省会，还曾是军阀马步芳盘踞的大本营，和北京相比，更像个大村镇。说这是省委省政府宿舍大院，却简陋破旧不堪，像一片工棚。最初，分给妈妈的是两间老旧平房，与北京的机关宿舍太不一样了，到处是破烂和灰尘。
这里孩子讲的话我听不懂，满街的牛羊肉腥膻味让我反胃，经不住高原的酷寒，也咽不下青稞馍。没有好玩的地方，更没有亲朋好友，感觉很不舒服。
尤其可怕的是冬季夜晚的狂风，糊在窗棂上的纸被吹得哗啦啦乱响，早已习惯独自睡小床的我，重又钻进妈妈的被窝躲避恐惧。
终于，爸爸出现了，犹如土行孙从地下冒出来。谁还能认识他呢？三十出头的他皱纹密布，黝黑消瘦，满脸沧桑。他半驼着背，凌乱的头发和胡须，又脏又土，与越狱出逃的犯人几无二致。爸爸紧紧地裹着油腻腻的老羊皮袄，俨然草原上走来的老藏民。
那几天，爸妈都说了些啥，我和妹妹听不懂，也记不得，总之都是很低的声音。终于见到爸爸了，让我们格外开心，他又开始顺从地趴在床上，让我和妹妹跨在他腰间玩“骑大马”。
夜里醒来，爸妈讲话咋贴得那么近？妈妈打了我一下，旋即拉开距离，表情严肃了许多。可我还是发现，他们藏在下边相互牵着的手没有松开。
爸爸去的那个地方有个古怪的名字“黑石头”，据说在祁连山麓的草原上。那天，妈妈罕见地烧了羊肉土豆和萝卜，还有一厅罐头。我兴奋地跑到大街上迎爸爸，边跑边喊“妈妈给我们做了好多好吃的，有------”，爸爸急步上前捂住我的嘴，顺着他的目光，几群衣不遮体的孩子射来一片野狼般饥饿的眼神。
爸爸又消失了，依旧那么神秘，不知所终。渐渐地，周而复始，我们进入了麻木的习惯性的日子。有时甚至觉得家里或者不再需要爸爸了，我们天生就活在一个只有妈妈的世界里。
后来，妈妈送我去了当地的“干部子弟学校”------十年制的西宁市实验学校。没多久，乖乖的我就变成北京人眼中那种“坏孩子”。在这块孩童如牛羊般“自由放养”的“蛮荒化外之地”，我学会了打架逃学，学会了用青海话骂人，学会了撒谎。虽然尚属于“小小的”，却是一个文明社会正常孩子成长中一种异变的突破。
初到西宁，有很多看上去好奇怪的事情。
记得大街上有不少围着铁丝网的建筑工地，盖楼房的多是犯人，由全副武装的军人押解。每每放学，常逢他们下工，时见绳索串绑起来的犯人，在黑洞洞的枪口下低头疾行在街上。
电影里演绎的坏人不就在眼前吗？让人见了既亢奋又害怕。当我兴致勃勃对爸爸讲述这个见闻时，我们可以拿筷子敲打脑壳的慈父，突然青筋暴跳，怒不可遏，他努力把涌到喉头的发作又吞了下去，脸涨得紫红。原来，爸爸和很多他的同事都“体验”过这种屈辱的惩罚和待遇。
西宁有很多小巷，常见头戴白帽的大胡须壮汉当街屠宰牛羊，我们这些孩子总会好奇地围观这原始而血色的热闹。绝望惨叫的牦牛和绵羊挣扎着喘着粗气，被割开的喉咙，绛红浓稠的鲜血从脖颈中哗哗喷出，那绵细滑润的声音有如把刺鼻的血腥血红涂到我身上，无论怎么惊悚，都难以揩净------。
一次，北大街的商店门外摆了很多五金工具，稀奇古怪的非常诱人。我徘徊良久，迅速抓起两把大钉子溜回家。这些亮晶晶的物件，成了没有任何玩具把玩的我的宝贝，不时鬼鬼祟祟取出来提心吊胆地摆弄一番。敏感的妈妈还是发现了我的劣迹，她气得手发抖，铁青着脸，生逼我把钉子送回去。威严下，我挪着寸步，心惊肉跳地蹭到商店，趁人不备甩下钉子扭头就跑。这成就了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盗窃”。庆幸的是，之后妈妈从未提起此劣迹要挟我。
不知过了多少天，爸爸又出现了，适才进门，就被妈妈劈头盖脸责备不已。原来，探亲路上，偶遇乡间小饭馆杀了一只羊，长期的饥饿让爸爸咬咬牙奢侈了一下，五元钱一小碟的羊肉，一口气吃掉四碟。然后像犯了大错的孩子，垂着头，无语地坐在妈妈身旁。爸爸是否像我一样给妈妈做了检讨，不得而知。但夜半我听到他俩谈到我。
“儿子会骂人了，你得管管。”妈妈的声音。
“周围孩子都打架骂人，他不骂也会被欺负。”爸爸的声音。
“儿子居然偷东西，长大了怎么办？”
半晌无语，------“唉。大了他就懂了。”
我蒙着被子抽泣起来，我成了坏孩子吗？
爸爸继续着他神秘的消失和惊喜的闪现，间歇着给我和妹妹带来短暂的快乐。
妈妈要上班开会，买菜做饭，出差下牧区。我脖子上挂着钥匙，常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无奈，雇了个梳大辫子的本地阿姨照料我。
我学会了给家里担水。每天到北门外的泉水水眼，用小桶和阿姨抬水回家，桶虽小，还是把我累得够呛。不过我可是觉得那是件很好玩的事呢。
妈妈又出差了，阿姨晚饭后也走掉。妈妈有一个年轻的女同事看到我孤独地坐在院里，就亲热地把我领回她家。夜里我睡熟了，还尿湿了阿姨的床，让我窘得不行。她不仅没责备，反而亲昵地搂着我，抚摸我的头安慰着。于是，一连几天我像找妈妈般身前身后黏着她，期待着抚摸我的头，这种感觉可真好。傍晚，我又去敲她的门，阿姨在里面答应着却不开门。在门口蹲了良久，不知什么念头，我鬼使神差地爬上她家后墙，从后窗缝里看看究竟。这一瞥让我慌乱得即刻闭上双眼，漂亮阿姨赤裸着全身，正在洗浴。说不上是害怕还是害羞，反正做了错事，我连滚带爬地撒腿就跑。不一会儿，阿姨挽着湿漉漉的长发来叫我，笑眯眯地说：我刚洗了个头发，你过来玩吧------。
无师自通，从此我朦胧知觉了男女有别，也再没敢踏进漂亮阿姨的家门。
高原的冬季格外寒冷，反复发作的哮喘让我住进医院。出院后，邻居大姐姐跑来悄悄说：你妈妈在我家里哭了。我急忙跑过去，妈妈坐在那厢边说边抽泣，委屈十分，对面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伯伯和颜悦色地劝慰着。不经意中我碰了一下门，妈妈警觉地抹去泪水，正襟危坐，继续大人的高深话题。
印象中，妈妈总是那么严肃，轻易不露笑容，也几乎不开玩笑，更不会在别人面前流泪。今天她是怎么了？
爸爸的再次出现有些特别，他带来了亲手制作的青海湖鳇鱼的鱼肉松，把我高兴坏了。那晚，趁爸妈商量事情，我带着妹妹竟把一整罐鱼肉松统统干掉。妈妈为此大发脾气，“你爸爸省吃俭用买的鳇鱼，用好多天一点点炒出来，你们都不知道心疼！”
爸爸含笑制止了妈妈，自言自语道，“孩子们爱吃就吃呗，以后我再做，带到北京去”。
北京！我终于听到了这个久违的名字。它早已在我们嘴中噤若寒蝉，拐弯抹角地绕行了很久很久。激活的梦幻，浮现了我的幼儿园，什刹海，钟鼓楼，唤回了鼓楼西大街部机关宿舍大院，唤回夏夜小伙伴胡同里追逐萤火虫的游戏，想起了姥姥，想起了杜阿姨带着我在鼓楼后小市上买京戏面具------。瞬间，喷涌出太多本属于我的北京人属性。
又是一个爸爸消失的日子，我被送回了北京城，就像大变活人的魔术。新建的兰青铁路上，还是那绿色的老旧列车，已毋需再经受来时那般“好玩”的历练。从昏黄的空旷世界，走回五彩的稠密人间。我像只受伤的小绵羊，开始依偎在慈爱的姥姥身旁，重归“乖宝宝”“好孩子”的行列。翘首，与朦胧中的爸爸依旧天各一方，也与永远严肃的妈妈天各一方。从此，“家”，似乎永远都要踮起脚尖来眺望，无论如何都摸不着抓不到。
分别那天，坚强的妈妈流泪了，不骗你，我看到妈妈真的流泪了，再没有回避和遮掩。她罕见地搂着我，叮嘱着，哽咽着，泪水打湿了手帕。
西行漫漫路，从此阻隔了我们骨肉二十多年。
青海高原、祁连山、黑石头、劳改农场，还有老旧的列车、险峻的公路、田野的油菜花、大十字的北大街、北门外的泉眼，而今，这些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记忆和概念，怎么也串联不起来。几十年后，我还是说不清当年爸爸去哪里了？何时走的？怎么走的？不愿问，不敢问。爸爸就像山野中的风雪，飘来飘去，难以捉摸，任妈妈守在凄冷的边塞陋室，拥着小儿女，望眼欲穿。那里面，填满了伤疤、泪水、苦涩和磨难。那是理想和现实的无情碰撞，是一代人碾碎了的青春岁月。
------翻过厚重的这页，几天前，妹妹从北京发照片到纽约，九旬高龄的爸爸静静地躺在病榻上，曾经英俊的面颊依稀可辨，深深的皱纹里不见了填满的沉重。紧贴着爸爸，八十五岁高龄的妈妈端坐在轮椅中，慈祥的面庞严肃不再，宛如一尊瑞光闪烁的菩萨。温软的阳光洒到他们柔和平静的脸上，两位老人深情地无言对视着，两只布满老人斑的手，像当年高原之夜那般，紧紧地扣在一起，再也不用避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