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爬山虎骑墙，/ 拱伏政治；火烧云拦路，除名道统。（《游仙诗》第四首）
呵，翘尾的电子狗，夜半蒙头自警：/ 磕头机星空捣药，鼠标戳疼锦鲤 / 突起的秋山脊。网，还裹在长腿上：/ 别扭的灯，枯等内观的胸衣，兑现 / 壁上观的账单。人影露影闪存银行。（《游仙诗》第八首）
媚言昧矣，水果刀削果皮给女贞 / 换肤，给男颜变形，琴瑟何必合璧？/ 谣言妖矣，木马翻译就是指鹿为马。（《游仙诗》第十三首）
由爬墙虎和火烧云的实景勾连起“政治”与“道统”这类虚蹈而不辨实相的议题，看似突兀而随意，却因词语之间枝蔓般的内在关联而自然地嫁接起来：如果说“虎”骑于墙上（“骑墙派”一词亦含政治性色彩）并耸起脊背的动作对应了“拱伏”，那么火烧云霸道的“拦路”则与“除名道统”的（“道统”可被“除名”吗？）决绝姿态相呼应，而浴火焚尽（“火烧”）的情态正好对应了“除名”的功能；更有趣的是，与人的现实处境短兵相接的“政治”，和相对抽象的道统，不正分别与爬山虎的“接地气”、火烧云的高蹈缥缈相神似？蒋浩诗歌语言生成学的秘密就此展开：如同“电子狗”（“××狗”是括指某一类人的自嘲性网络用语）用鼠标点击“锦鲤”（网上流行着转发锦鲤图片即可收获好运的说法）并网购胸衣的情境，以及水果“削皮”的日常生活片段激发出关于两性“换肤”和整形的议论，都有类似的机趣。第三段引文中的“指鹿为马”难道不也透露出蒋浩颇具自嘲兴味、却难掩自矜之心的诗学意图？
重新开掘既成词的意义，依赖于对词语不易察觉的构词法、声韵（双声、叠韵、整体谐音等）等内在秘密的传导，并以提喻之法成就春秋大义的隐微写作。就像废名以《谈用典故》《再谈用典故》《随笔》诸题褒奖庾信、李商隐挪用典故不是“翻书”而是“乱写”，如果说典故本义重在“来历”、“现成”与“寄托”的话，那么仅摘取典故的字面，或拆散典故的言语部件进行再装修、借助语素的屈折而置换出新意义，不同样也是在蒋浩《游仙诗》与张尔《壮游图》中呈现的技艺？“电熨斗烫直惹火的劈腿”、“枯萎的沙滩，列传海上花。// 但你却独爱藏之西山的青绿柏拉图”（蒋浩），“烂尾楼身患阑尾炎，/ 占地的耳垂升上动漫的云霓”、“也恰巧有粉藕 / 断私连的众叛”（张尔），类似的诗句便是以“文生情”的“乱写”模式来层层推动着诗歌的戏剧性情节的铺展。
这种看似机巧的语言游戏行为，难道仅源于奇技淫巧式的机心？语言的生成机制恰恰就在于此：“不存在词语的创造，也没有在句法效果之外具有价值的新词，这些新词正是在句法效果中得以发展……‘捍卫语言的唯一方式就是攻击它’”（德勒兹《文学与生命》）；张尔的诗句“为了冒犯语言，也阻止语言对自我的冒犯”（《壮游图》第十六首）就是对引文中普鲁斯特言论的最妙的回应。而这种语言观背后，是将词语作为牵连经验的纽带加以重新组装和链接的意识，是“一只眼看进去，能直接通过另一只，/ 看到同一个对面”、“把可见物都 / 拿捏成可引见之物”（均引自蒋浩《游仙诗》第十一首）的逻辑复述。罗兰•巴特在论述了诗歌消除语言自发功能的现代形态之后，接着说，“现代诗只保留下来关系的运动、关系的乐曲式表达，而不是保留下来关系的真实性。字词在一条毫无内容的关系线上闪烁……”（《写作的零度》）
藉于此，藉于词语之间自由的离合和“游动”关系，《游仙诗》和《壮游图》得以将世俗语言与诗之语言加以混成，将复杂现实与粗粝经验杂糅进戏剧化的精神图谱中，当代生活真正以鲜活的面目注入诗歌的可表达性之中。以俚俗难堪或“煞风景”之名而被拒于诗歌语料库之外的词汇及其牵连的经验表达方式，重新构成了诗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对“诗意”的偏离，对纯美的脱冕，对“教育误导的浪漫”（《游仙诗》第一首）的纠正。这几乎成了当代诗的常识：诗意的不等于诗的，前者是排他性的、模式化的，而后者则致力于对现实的“杂质”敞开并让渡出足够的空间。而诗歌语言的自由并未拒斥一种精密的逻辑，即对经验进行修订与整合的秩序化的努力，如同张尔和蒋浩诗中都出现过的“微积分”一词，不仅喻示词与物之间数学般的精确关系，更暗示了诗人将经验细分以求导词语的“极限”（蒋浩诗句“半之半是多少？”），并由此将“直观的无穷小量”借词语的运载而指向更大的现实感与历史意识（张尔诗句“形成一个微积分的——深不见底”），正如在两位诗人都喜欢在诗的布局与结构上实现“对位”与整饬。从细微处“潜游”进宏大叙事的做法——“写诗，/ 即是写镜中的夹缝，/ 涌出一坨黑暗浑圆！”（张尔《壮游图》之二）——又何尝不是一种值得褒扬的历史提喻法？一种更隐蔽的巴尔扎克趣味成为《游仙诗》和《壮游图》规划性的内在逻辑，但它们不去迎合并满足关于历史连续性和整一性的想象，毋宁是反其道的：从语义碎片所象征的价值感之不稳定性中提炼和归纳意义的难度，将留待读者去领会与重述。
马拉美的诗句“向精神索求开放的只有两条路径，/ 我们的需要在那里分道扬镳，/ 一条是美学，政治经济学是另一条”将被我们断章取义地反其意而用之：“美学”与“政治经济学”在诗歌中的新型弥合，附体于《游仙诗》、《壮游图》所代表的当代汉诗而孕育出新的“我们的需要”。我们得以借助诗在公共语域内发声，同时不至于失掉一种私我性所担保的“显微镜”下的独特经验。“游之诗”，在词语与事项、心智与经验的交通中展开它特殊的踪迹：“载回山水来文身”（蒋浩）意味着诗人将实景转换为诗境的能力（我在此不揣冒昧地因袭了两位诗人惯用的谐音技法），而譬喻性的“山水”作为诗歌智识力的载体又同时成为被“载回”之物，期待诗人的心智之剑不断与之对刺——“他暗中埋伏于体内的剑刃 / 正刺破他青龙的纹身”（张尔）。这是面向未来可能性的写作，它是“假设”而非“限定”，是对诗之当代形态与崭新观念的预言（又何尝不是一种强调性的重复）：
假设的风景不如假想的风情更现实。（蒋浩《游仙诗》第十六首）
采撷语言酵变的花母 / 借它之毒推演或分辨，一张显微镜下 / 交织的漫游图。（张尔《壮游图》第七首）
2016年9月3日傍晚拟定于复旦北苑
（本文拟发表于《诗歌月刊》2016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