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是在不久之前，和陆谷孙先生一起参加一个会议，他在发言中说到：“死亡由于它的突然性而显得特别的残酷。”不想一语成谶，这种残酷即由敬爱他的友朋弟子们深切体验了。他突然发病的当夜我还收到了他的微信，然而第二天在病床边见到他时，已经不复言谈了。凝视着他氧气面罩下的已无表情的脸庞，不禁悲从中来，相识共事二十九年，早已习惯了聆听他爽朗睿智的笑谈，现在却无从寻觅了。
我的学业之路没有通到陆老师的门下，初次见面时已经忝为同事，但是这么多年来，私下一直敬陆老师为师。这是因为他的那部《英汉大辞典》从不离我手边，时时要查阅，等于是无时不在受教于他。再者，他予我的教益何止于学识，我一受命担任复旦外文学院院长，即去陆府问计，陆老师指示，一是要抓教学质量，一是培养青年教师。我知道这是他几十年来念兹在兹的两件事，为复旦，也为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上任以后，一直牢记在心，当然成果如何要由别人评判了。除了学术和工作，和陆老师相见时更多的是海聊天下事，总是愉悦非常，也对他了解更深了。
陆老师身后，备极哀荣。赞誉之声直腾云霄，无疑是名至实归。他的中英文造诣，直追民国时期的大家，当今学界不做第二人想；他编撰的几部词典，惠泽各业各界，对中国当今开放大业的裨益不可估量；还有莎学研究、翻译、教书育人等等，凡是外文领域的事业，他的成就都足以傲人。各类媒体上发表的悼念和回忆陆老师的文章中，都着重于他耀眼的学术成绩和荣誉，不过我觉得，使陆老师卓然鹤立于世的，并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他的学术。追忆陆老师的时候，我常常不禁想起陈寅恪先生所撰的那篇纪念王国维的不朽碑文，陈寅恪先生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无意做不当的比拟，但是这段著名论述的含义很契合我对陆老师生平为人的了解。可以设想，将来会有人编出比《英汉大辞典》和《中华汉英大词典》更好的词典，外语的掌握也是深无止境的，但陆老师为人所不及之处，将来也难见有人赶上。我们有幸做他同事的，一直耳闻目睹他的自由精神的表现。陆老师曾荣列某委，那是无数人梦寐向往的地方，有人伺身其间，还练出一门显赫声名的技巧。但陆老师很快就敬谢不敏，不再驾临了，因为会前某巨公告诫他们不准随便说话添乱。不能自由说话的会，他是不参加的，即便代价是丢掉头上的光环。
陆老师似乎天生对炫目的头衔有免疫力，对人他有自己的评鉴标准。也有某成功人士衣锦回校，一时上上下下趋之若鹜，但是陆老师却拒绝见这个曾经的老同学，因为他忘不了这个人在读书期间曾有卖友求荣的丑行。还有外语界的某大人物，陆老师一直耻于与他为伍，因为那人在浩劫中曾带头殴打师长。五十年前的种种恶行，许多人选择忘怀，时过境迁，咸与维新，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造成的”。但是陆老师绝不忘怀，也不轻言宽恕，这不是因为他记忆力特别好，或者责人过苛。他坚持记忆的责任，他所写的那几篇回忆浩劫时期复旦外文系的血泪往事的文章，是他一生著述中最好的文字。他一辈子清白持身，对世事的评判有他的不变标准。使我最难忘的是，他在和友人们谈论世间的种种黑暗时，既没有站在道德高地的那种自得，也没有愤世嫉俗的激昂。他对善恶的评定是那么的自然，道德的戒律在他几乎是与生俱来，不必解说也不可妥协。世事变迁往往超出人们想象，但他一一道来，明澈如水，罪恶的就是罪恶的。他如何会有这种罕见的从心而不逾矩的处世态度的？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经过十年的劫难，需要重建道德的规范，所以在观世处事上不免摇曳不定，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了原则。但是陆老师的一生，从当“田埂上的小资”到成为今天的大师，其道一以贯之。他何以有这样的道德上的定力？从陆老师的自述我们知道，这根源于尊大人陆老先生自幼的庭训，由此说来，是民国风范一脉相承。不管世态变幻人事纷纭，陆老师都能从容淡定，拒权势，远小人，不必刻意而是非自明，善恶之辨就如看红绿灯而过马路那样自然。换句话说，不需要深究，完全是凭常识决断行事。听陆老师谈话，话题再沉重也能感受到一种清明平和的气息，那就是因为他总是从常识出发，由常识而知世论人。他用来烛照五十年前的疯狂的是常识；他驻足替路旁小贩看摊，凭的也是常识，人作为人的常识。举世茫茫，眼下常识日见珍稀，陆老师以其不平凡的一生警示世人什么是大写的人的常识，如今陆师已去，怎不让人痛惜！
（原载于《复旦外语》2016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