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台北的晚上独自一人散步过，从重庆路口走到士林国中。据说，这是整个台北最民生的路段。烧烤和蚵仔煎的氤氲，夹着奶茶凉茶的叫卖声，配合着花花绿绿的小商品，以及不断挑逗你味觉的各种烹饪香味。当每一个感官都被刺激时，你会用最深切的感触，来把握台湾的脉动。我也曾在香港用步行的方式，从中环慢慢走到油麻地，当我穿越旺角的小街区时，怀旧的粤语歌，狭小的二楼奶茶店，以及昏黄的灯光，混合成一种特立独行的嘈杂，用最世俗的语言，告诉了我什么是香港。
但在布拉格的夜晚，却是这样的宁静。以至于你会认为，除了睡觉或写作，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
图为布拉格的商场
当我第一次踩到布拉格老街区的地面上时，忽然觉得似曾相识，仿佛这是自己梦中不断出现、湮灭，又再度出现的场景，换言之，这种亲切感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
街区依然很安静，偶然有几辆车停在路边，周围的路人用小小讶异的眼光打量着我们东方的脸孔。这里虽然是旅游胜地，但东方人还是很少，数百年来总以德国、俄罗斯人居多。我们拿着相机一路拍，周围的当地路人更是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们。
布拉格老城区的街区房屋基本很老旧，准确地说是历史建筑。论平均年代，大约是我们中国的明末清初。多年前，我曾经在江西的婺源看到过清代早期的建筑群，但都被当地居民重新修缮过，结果有没有做到修旧如旧，这与我在书本上所了解的建筑保护大相径庭。记得当时我还写文章批判过国民性问题，认为这是李敖所说的“修补心态”。
但布拉格的老建筑却比中国的老建筑更加坚挺，之所以能历经四五百年，乃是因为它们所用的材料与中国不同，布拉格甚至整个东南欧的建筑，多为石材，气候也与中国绝大部分大不一样，这里干燥少雨。在这样的材料加上这样的条件，建筑保存自然也会要完好的多。
布拉格老城区道路异常狭小，有点类似于澳门。但是它不靠海，所以没有一块相对开阔的地方可以作为成规模的停车场使用。我们只好在道路中穿行。受石材所限，当地建筑以黄、褐色居多，因此无论是白天还是傍晚，远远望去，倒真不负“金色布拉格”之名。
以前我读过一篇文章，布拉格人均私家车拥有量在欧洲应排在前列，大名鼎鼎的斯柯达（Skoda）便是捷克的自有品牌，老城区里的停车位又不多，更不可能挖掘地下停车场。但在布拉格老城区的街头巷尾，倒真少见随意靠边停车的现象。虽说清一色的石板路，一脚油门开上去毫不费力。但我却看到，在一排排的老建筑前面没有一辆停着的车。
“我们这里只有一些最小的停车场。”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在一些不太大的建筑后面，所有的车都停在那里，一般在老城区，都使用公共交通。”
话正说着，一辆红色的有轨电车朝我开了过来。低头我发现，我正踩在亮闪闪的铜轨道上，这个轨道究竟用了多少年，我不知道。恍然间我只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仿佛自己置身于卡夫卡（Franz Kafka）的那个时代。车里坐满了乘客，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小布尔乔亚的悠闲自在。
红色的电车，唱着清脆的铃声，轻驰而过。
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都会仔细地大量这座城市的街道、建筑与地面，布拉格也不例外。面对这样错落有致的华丽建筑，甚至我的眼睛都有点忙不过来。有人说，布拉格是大人们的童话王国，现在看来，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
白色、黄色与褐色的墙体，构成了布拉格建筑的主体颜色，仿佛是音乐的律动。但我忽然发现，鲜艳的红色，竟然也是布拉格老城区里不可或缺的颜色。
红色的屋顶、红色的邮筒、红色的车站牌、红色的电话亭、红色的电车，甚至红色的遮阳伞，我忽然想起来，飞机在降落前，从高空俯瞰布拉格，就 是一抹亮丽的红，而你置身于城市当中时，你会发现，红只是点缀。
二．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
布拉格真是个温暖的城市。
冰冷的水泥电线杆，却可以喷上五颜六色的涂鸦，吸引住路人的眼球，原本无甚美感的大烟囱，却可以变身为巨大的咖啡人，这种乐观与豁达，让我对这里的一切景致，都充满了期待。
或许，布拉格真的并不是一个只有坦克车、游行队伍等苦痛记忆的伤城。
在查理大桥的上桥处，我们决定反向而行，便是被一排红色的老爷车所吸引，这排老爷车停在路边，上面写明，是为婚礼租赁使用。我们正看着，一辆马车忽然朝我们疾驰而来，车夫头戴高帽，一对新人身着十九世纪的婚礼服，甜蜜地坐在后排。刚看过电车，又邂逅马车，布拉格的时空凝固，让人视觉错乱。
“你们喜欢吗？”
金发碧眼的新娘，忽然开口说了中国话，这让我们多少有点诧异，看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已经影响到了捷克。还没等我回过神来，马车早已走远，回头望去，只有车辙和马蹄摩擦地面的混合声，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望尘莫及”。
循着新人来过的路，我们摸索到了一间狭小的古董店，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古董，我痴迷古董二十多年，这却是第一次走进欧洲的古董店。看到这琳琅满目的古玩，真的让我有点购买的欲望。
和中国的小古董店一样，布拉格这家古董店的店面也不大，有老式自鸣钟、圣经的圣像、烛台，以及带有古典风格的陶瓷器皿，毕竟我不是为淘宝而来，所以我也懒于问价。
忽然，墙角的一张草图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绘画风格，用笔简练而又富于神韵，画上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孩子，孩子牵着一只玩具小狗，看出必非名家手笔。走过去仔细一看，原来这是一叠服装设计的草图，后面还有大约七八张的样子。仔细一看，是一个系列，大概应该都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之手，在最后面一张草图的背面，有一个手写的年份：1938。
仔细一看，每一张草图，都有1938年的年份标记，有些草图被水渍浸染过，在边缘上显示出了不同层次的晕色，我选了一张污渍不太多的，也就是妈妈牵着孩子的那张。
1938年，正是波兰入侵捷克的年份。
查理大桥之下
我对欧洲史是外行，但是有些关键、特定的日子，还是有所了解。1938年，中国的土地上已经全面燃起抗击法西斯的硝烟，欧洲大陆上也不例外。那一年，德军以摧古拉朽的闪击摧毁了波兰人的防线，但面临沦陷的波兰政府不但不奋起抵抗，相反，它还以仆从国的身份，协助德国人攻陷了自己的邻国捷克斯洛伐克。
曾经读到过1938年捷克的一张老照片，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街头的面包店购买食品，旁边站着几个似笑非笑的德国大兵。是的，捷克比波兰沦陷还要快，它也放弃了抵抗。
与列宁格勒的惨烈、华沙的血腥相比，布拉格是二战时损失最小的城市，所以既没有遭到炮火的荼毒，一大批历史遗迹也得以保存。在捷克人看来，既然战争无可避免，那么就只有把自己的生命、财产保全，让损失降到最小。
所以，只有在布拉格的某位设计师，才会在1938年这样“最危险的时候”，绘制出如此温情的画面。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句名言，叫“战争使得文明更加文明。”这句话若是作为一句题款放在这幅草图上，倒是别有一番意味。想到这里，我毅然买下，价格不贵，一百克朗，不到五美金。
妻子决定，将这幅画挂在我们家的餐桌旁，意在时刻提醒我们，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不要遗失生活中的美好。
三.广场上的阳台
我以为，只要错过那些小巷，就能真的忘掉布拉格所遭受的暴政与苦难。
就在天文钟的脚下，就是一尊青铜雕像，像主是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宗教改革家胡斯（Jan Hus），他是将《圣经》翻译为捷克文的第一人，大概也算是捷克最知名的民族英雄，当年神圣罗马帝国联合天主教廷对捷克掠夺迫害，身为查理大学校长的胡斯毅然拍案反抗——这颇有当年刘文典怒斥蒋中正之风，只是当年的教皇并没有蒋公的雅量，在胡斯拍案之后，教皇直接将这个文弱书生在老城广场上活活烧死了。
胡斯被害的七月六日，至今都是捷克的公共休假日，这倒是有点像我们纪念屈原，而这一天，恰是我与妻举行婚礼的日子。
烧死胡斯之后，教廷并没有得到片刻的安宁，首先是引起部分宗教人士的反抗、后来演变为了农民暴动，最终成了赫赫有名的胡斯战争——独立后的捷克终于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也许胡斯不知道，他的理想，并不是通过胡斯战争的结束来实现的。
而且，胡斯战争以后，捷克就跌入了“从被征服到反抗”历史轮回的漩涡之中。
在老城广场上，我忽然想到了米兰昆德拉小说《笑忘录》的开头：
1948年2月，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站在布拉格一座巴洛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向聚集在老城广场上的数十万公民发表演说。这是波希米亚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千年难得一遇的那种决定命运的时刻……照片上的他戴着皮帽，周围是他的同志们。共产主义波西米亚的历史就是从这座阳台上开始的。
我不知道哥特瓦尔德当年究竟具体站在哪座宫殿的哪个阳台，我唯一知道的是，当他面对台下几十万公民时，是否看到了熊熊烈火中的胡斯塑像？如果他看到了，他会预言到二十年后的苏联坦克车将会出现在他视线所及的这片土地上吗？
他无法预言。
他还无法预言的是，在他发表完演说四十二年之后的同一天，另一个捷克人也站在他当年站过的地方，这个后来者，同样是面对几十万捷克人，也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演说，然后颠覆了哥特瓦尔德当年建立起来的那个政权。但是我更宁愿相信，这个更年轻的捷克人，一定是受到了胡斯精神的感召，因为他不但推翻了一个政权，更促使自己的民族摆脱了苏联的专制体制，走向了民主与自由。
而且，他也是一个文弱书生，而且还是个剧作家，他叫哈维尔（Vaclav Havel）。
我们还不能忘掉一个史实，1968年8月1日，依然是老城广场，仍然是万众云集，每个在场的捷克人都被苏联人的坦克车弄得惊慌失措，他们自发地聚集到了一起，高呼着口号，要求捷克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出来接见他们，领导他们与苏联人对抗到底，但此时杜布切克已经没有任何勇气与魄力来稳定局势。数十万群众等待了一晚上，那个曾经站过哥特瓦尔德的阳台，始终是一片空白。
最后，坦克驶入，民众散去，世道苍凉，人心冷却，始终拒绝露面的杜布切克成为了苏军的俘虏。
老城广场充满了戏剧性，从胡斯、哥特瓦尔德、杜布切克，再到哈维尔，事关捷克七百年的历史，在这里如同一张卷轴一般，慢慢舒展，唯一见证这一切的，只有那只静静运行着的天文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