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各种理论都在宣布什么什么“终结”了,如“文学的终结”、“美学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人的终结”、“书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物种的终结”、“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等等。我们先不来评论是否真有什么东西终结了,而是转到英国左派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这里:他给我们来了个釜底抽薪,通过《理论之后》(2003)一书,他宣布了“理论的终结”—— “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很久了。”(Eagleton,2003:1)[1]伊格尔顿大概很想说吧:既然“理论”都终结了,那么“理论”所宣告的各种“终结”当然也就只能是终结了。而且或许对伊格尔顿同样要紧的是,他们这些人也差不多都死光了。他不无幸灾乐祸地嘲讽道:“看来,上帝可不是个结构主义者。”上帝不会让你们的生命在“能指”中无限“延异”,上帝终究要让你们面对“所指”,面对“死亡”这个无情的现实。他指出,其中有几个还死于非命呢:艾滋病(福柯)、车祸(巴特),或者被关进精神病院(阿尔都塞)。真个“尔曹身与名俱灭”呢!但是,如果伊格尔顿的“理论的终结”也算一种理论的话,那么结果一定是它还未出生就已经死亡了。理论似乎根本上不再可能。
伊格尔顿显然不会幼稚如此,一是他的“理论”有所特指,就是以法国(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理论,他称其为“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二是一直以来他都在为“理论”的合法性做辩护,例如他在初版于1983年的《文学理论导论》一书中早说过的:“对理论的敌视通常意味着反对别人的理论,而同时则忘记了自己的理论。”(Eagleton,1998:x)并不需要多么费力地研读二十年后的这本新著就可以发现,伊格尔顿决非一般地反对理论,而是通过“理论之死”这种振聋发聩的形式唤醒人们对于后现代理论之局限的反思。他试图证明,后现代“文化理论”不能终结人类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哪种理论若是胆敢如此,那它就是自取灭亡。对于“9.11”以后的世界,“宏大叙事”不仅依然有效,而且愈益迫切!有研究者看见:“如果说《甜蜜的暴力》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发出号召,要求重新考量不时髦的‘形而上学’话题,以开辟对于人类斗争诸方面进行概念化和表述的新方式,那么《理论之后》则代表着这一转向的顶峰。”(Smith:150)晚近的伊格尔顿哪里是什么不要理论,相反,他简直是“太理论”了,“太形而上学”了!
不过,这里对伊格尔顿可能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他本人就与后现代理论具有不清不白的关系。例如,其《文学理论导论》初看在介绍他人,煞有介事地,然绕来绕去,终归不就是要取消审美的、想象的“文学”概念吗?这个观点,就其解构性而言,与被他列入“死亡名单”的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实乃异曲同工。我们知道,“作者”与(审美的)“文学”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性或审美现代性的产物,它们所张扬的是与现实和社会的对抗性立场,是康德以来的所谓“审美自主性”。巴特将一切“作者”都归于“语言”,例如说“是语言而非作者在说话”,(Barthes:62)于是“作者”死了;伊格尔顿则将一切“文学”(理论)都归于“政治”,这样“作者”和“文学”便被消解而不再独立自主了,它们永远是被外物所结构、所决定的。如今伊格尔顿高喊“理论之后”,联系他的过去,尤其是在其《文学理论导论》结束处他对“文学之死”的热切期待和直接呼唤,不由得让人猜想他是再一次地加入了后现代的众声喧哗——后现代的“终结”大合唱。他确乎是不能自拔了,现在即便要反对后现代的“终结”,他也禁不住用后现代的做派来反对后现代。
二是伊格尔顿要我们回到的道德形而上学、现实感和战斗精神并非为法国“文化理论”所忽视和回避。后结构主义不缺乏这些,它只是要我们对这些进行激进的反思。例如,在德里达那里,仍然有“他者”,有“终极”;德里达要我们注意的是,“他者”和“终极”是怎样被“语言”所“延异”,因而其目的也就是将我们引向一种文化批判、一种认识论的批判。[2]对于解构之被误解为全然的“否定”,德里达曾辩解说:“在我它总是伴随着一种肯定的渴求。我甚至愿意说若是没有爱,它从来就不能进行……”(Derida:89)伊格尔顿没有读懂后结构主义,没有读懂德里达,远远没有。这与其说他学问不精,研究不透,毋宁说是一种情绪(但愿不是嫉妒)蒙蔽了他的双眼。伊格尔顿才华横溢,文采斐然,可惜常常飘着,不着边际。
对于各种“终结”论,也包括伊格尔顿的“理论的终结”,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大惊小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不是也宣布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吗?我们中国人缺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过去没能理解到恩格斯的“终结”(Ausgang)也同时意味着一种“转机”和新的“出路”。查德文词典,Aus-gang兼有这两个相反的义项。但词典不会给出该词所蕴涵的辩证思维:Ausgang是一个分界点,对于走过的一段路程,到这里就完结了;而越过这个点则是一条新的征程。这个点是终点,也是起点;起点和终点在此是同一个点。当人们达到终点时,同时也就已经位于下一程的起点了。除非谁没有“前程”,如果是那样,这个点对他可就真是完完全全的终点了。而谁若是能够有意识地、主动地“终结”过去,向历史告别,则他已经是有“前途”了,无论这前途是真有,还是虚有,即仅仅缥缈于他的憧憬之中。“终结”常常是因为我们怀有“期待”。对于一个乐观的人来说,“分别”不就是“重逢”的起点吗?
我们严重地误解了恩格斯的“终结”,也误解了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theory。就如恩格斯的Ausgang,伊格尔顿的after theory也出现在一个具有双重涵义的分界点上:在这里,“终结”他认为错误的后现代理论,而“追寻”他所推荐的正确的理论。理论在变换着,但理论自身并未终结,而是通过变化而不断获得新的生命。“理论之后”仍是“理论”,这是伊格尔顿的信念。对此可以加强的是,决不是纠正,理论从来就没有什么“之前”“之后”,理论就一直不间断地存在着,因为“终结”理论,其本身也是一种理论;可以假定“终结”是一条“鸿沟”,但“终结”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是先已填平了这条“鸿沟”的。
伊格尔顿担心他这个“煽情”的标题遭到一般读者的片面理解,[3]所以在开篇就提醒:“如果有那么一些人,看到本书的书名,以为‘理论’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全都可以就此松一口气,重返理论之前的天真岁月,那么他们可是注定要失望了。”(Eagleton,2003:1)该书末尾再强调:“我们永远不会处在‘理论之后’,因为没有理论,就不会有反思的人类生活。”(Eagleton,2003:221)显然,“理论之后”的任务一是宣布后现代的“行将就木”[4]或“寿终正寝”,二是将“理论”从后现代的压抑下解放出来,让它走出“符号”,直面现实,“探讨新的话题”。他身体力行:“本书便是这种探讨的开端”。(Eagleton,2003:222)毫无疑问,“理论之后”另一方面就是新一轮理论的开始。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论,但至少说,伊格尔顿是有这样的想象力和逸气的。
笔者本人几年前也曾无辜陷进“文学终结论”的论争。所以,在这里说说关于“终结”论的认识,或许都是一些常识了,但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下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许多人不只是反对“终结”,也反对“理论”。例如在文学研究界,一些学者竟要让人相信,可以只读作品而不问理论。对此,我们还是引用伊格尔顿的一段话来做个回答吧:“假使没有某种文学理论,不管其多么难解和隐秘,我们首先就不知道什么是‘文学作品’,或者,就不知道如何去读它。”(Eagleton,1998:x)
这句话出现在他《文学理论导论》的“前言”里。二十年前此书我们就有了三个不错的中译本(刘锋、伍晓明、王逢振),因而伊格尔顿对理论的捍卫和执著,我们应该是早不陌生了。现在对于理论,即使在《理论之后》,我们看见,他初衷不改,痴情依旧。
理论,任重道远;理论期待着毁灭自身,当然这是在所有的“问题之后”。 □
注释：
[1]引文均以英文版为准,并适当采纳了台湾中译本的一些处理。参见文献所列。
[2]与流行的理解不同,笔者将德里达的解构解释为一种新的认识论。(金惠敏:25-34)
[3] 科莫德(Frank Kermode)评论该书说:“伊格尔顿从未有过如此的深邃和智慧。……本书要是不引起相当的骚动,我会感到惊奇。”(见该书封底)“深邃”、“智慧”云云实属过誉,而断定其中的争议性则可谓“独具慧眼”。本书“煽情”多于“理性”,要是把这种“煽情”当真,当其真为“深邃”和“智慧”而与他较真,那可就中了他的“奸计”了。伊格尔顿近年的“煽情”已引起许多国际学者的反感,不过这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4] 原话是:The style of thinking known as postmod-ernism is now approaching an end。不过,“寿终正寝”或者“死于非命”或许更是他要表达的意思。
参考文献:
1. Barthes, Roland.Essais critiques IV, Le bruissement de la langue. Seuil, 1984.
2. Derrida, Jacques.Points de suspension, entretiens.Chosis et présent s par Elisabeth Weber. Paris:Galilée, 1992.
3. Eagleton, Terry.After The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4.—.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U of Minnesota P, 1998.
5. Smith, James.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2008.
6.金惠敏:《自然与文化的解构限度———思考在德里达“之后”》,载《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
7.泰瑞·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文化理论的当下与未来》,李尚远译。台北:商周出版,2005。
[作者单位] 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河南开封 475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北京 100732
原载：《外国文学》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