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语新诗中古典资源的现代重构，以茱萸为例
一
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活在幽灵中间的利与弊》（“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iving among Specters”）一文的开头，让我们重温了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关于“威尼斯之‘尸’”（“cadaver” of Venice）的论说。按照塔氏的意见，在威尼斯这样的古城举办世界博览会，无异于猥亵地“为尸体梳妆打扮、涂抹口红”，最终招致的结果只能是“一具尸体在我们眼前溶解”。阿甘本由此敷衍开来，认定那个超脱了尸体溃烂之命运的威尼斯，已经进入“幽灵的状态”，并将作为生命形式的“幽灵性”（spectrality），界定为“唯有当一切终结时，才会开始”的“死后的或补充性的生命”（a posthumous or complementary life）。他如是描述另一种“幼虫期幽灵”（larval specter）：
它诞生于对自身现状的无法接受，诞生于一种遗忘，以至于不惜一切地假装自己仍拥有身体的重量和血肉之躯。……幼虫期幽灵必须假装有一个未来，以便为它们往昔的痛苦，为它们对业已完结的命运的不理解，留出空间。
我们借取阿甘本关于“幽灵”的恐怖性论述，以隐喻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汉语新诗之间的暧昧关系，这或许多少有些耸人听闻；然而事实却是，对于已届百年的汉语新诗而言，“古典”依然是一个时时盘绕于其上的“幽灵”：汉语现代诗（或称新诗）的书写者和批评者出于“对自身现状的无法接受”，同时也出于对“一种遗忘”的不满，或多或少地都会焦虑于，如何面对他们所写下的被称作“诗”的文字与那个悠久绵长的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他们也无法回避，这种“潜在”的幽灵（“幼虫期”的原文larval，即可引申为“潜在”之意），在“幼虫期”便已隐藏于新诗的历史脉络之中，从而潜在地构成了一个关乎新诗写作合法性的、存在着多重辩难与张力结构的理论问题。的确，无论是多么自信甚而自负的新诗写作者，一旦他以诚实的姿态对待这个问题，都将困扰于这隐约的游移不定和自比于“历史中间物”的焦灼。
这一焦虑，伴随着新诗发展的整个史程。草创期的汉语新诗之所以能将自身的合法性确立下来，很大程度上是将古典诗歌的一整套传统“打入另册”，以遮蔽新诗之“对立面”（至少新诗运动初期的主将作如是观）的方式，昭显自身价值的自足性。出于“新旧有别”的文体建构意识，无论是事先“亮明底牌”，抑或对“历史现场”的后设性追述，他们都乐于策略性地突出西方资源之于新诗的重要性。早在1931年，梁实秋已端出这样的“盖棺定论”：“我一向以为新文学运动的最大的成因，便是外国文学的影响；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 这后半段的“警句”式表述，甚至成为一种关乎新诗文体学的主导性论断。然而，当后世抱着“眷恋的失落”，对这一略显简单粗暴的文体革命加以重审时，便会发现，汉语新诗早在其发轫期便暗藏了诸多弊病与隐疾。
当然，事实上的白话文运动，其情形远为复杂；诸如“简单粗暴”这样笼统的主观感觉，大概亦部分地源于文学史叙述中必要或不必要的化约论（reductionism）式的处理。胡适等人在诗歌领域展开大刀阔斧的“革命”之际，“五四”诗坛中亦不乏成仿吾、穆木天、梁实秋、闻一多之辈，开启了以“古典”文学传统为立足之地，而对新诗为代表的白话现代文学加以反思和批判的历史脉络；尽管他们各自视域中的古典传统呈现着不尽相同的面貌，引为论据的古典文学资源以及指向的现实问题亦多有歧出。新诗场域内的这场“新旧之争”，历经1920年代的集中研讨，1930－1940年代伴随着“格律派”、“现代派”、“新古典主义”的写作实绩而不断深化，并在三十年的沉寂之后被重新开启，成为1980-1990年代既困扰又启发诗界的基本诗学议题之一。
这一论题延续到今天，我们可以从近百年来愈见清晰的史程谱系中，归纳出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新旧之争”似乎是在并未撼动新诗之主体地位的前提下，于其内部发生的某种“改良”；而处于论争之一端的古典文学传统，则逐渐被视作一种可供新诗征用的诗学“资源”和“潜能”。人们逐渐认识到，经过“现代转化”的“古典”，恐怕已经不再是那个我们时时眷顾的“古典”，而是经历了数次折射之后而呈现的一个“幻象”。因此，无论是陷入“接受／否定”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还是立足任何一方做出“自我辩诬”的姿态，都显得没有意义：
关于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我们既不需要以古典诗歌“传统”的存在来加以“证明”，也不能以这一“传统”的丧失来“证伪”，这就好像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之于我们的关系一样。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只能由它自己的艺术实践来自我表达。
如果说李怡的这个判断虽则较为准确明晰，却仍显得“浅白”而疏于论证的话，那么臧棣以“新诗的现代性框架”来重估新诗与古典文学传统之关系的论说，则更具说服力：“中国新诗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并非是一个是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而是由于现代性的介入、世界历史的整体化发展趋向、多元文化的渗透、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包括旧制度的解体和新体制的建立），在传统之外出现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新的审美空间。”而我们在无意识中以不言自明的方式反复言说的“传统”，事实上是“现代性状态中的传统”，正是由于现代性本身所设定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才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传统”的存在。故此，新诗与旧诗之间体现出的文学关联“不是一种继承关系，而是一种重新解释的关系”。
然而，突出“艺术实践的自我表达”这一尺度或“传统之外新的审美空间”之类的认知标准，这并不意味着问题的被取消；相反，我们应当期许和着手操作的，是对问题本身的复杂化与再历史化（re-historicizing），甚而有必要回溯至问题的源头，去探查汉语新诗与古典文学传统关系的初始形态——这个横亘百年的诗学论题，在时势的迁变中，必定经历了我们或许未及察觉的变形与改写，而其中的一些侧面也必然被选择性地彰显与遮蔽。同时，经过百年流转之后，汉语新诗究竟在现下取得了怎样的进展与实绩，又拓开了怎样的新的问题空间，这些都成为重新探讨新诗与旧诗传统之关系的最重要的现实理据和指向性。这项考察，与我们亟需做出的“历史化”的努力同等紧要。
二
现下，当我们重启新诗与古典传统之关系的议题，似乎已默认了“新诗”与“旧诗”之间对抗性和紧张感渐趋式微的事实（无论“传统”对新诗而言意味着“压力”抑或“阴影” ）。这不再是二者之间如何抉择的问题，而转换成了：古典资源 如何以或显或隐的方式转化到新诗之中，二者如何汇通和重构以重铸新诗品质的问题。倘若我们还记得文章开头处关于“幽灵性”的譬喻的话，这个问题便可以借助文学性的修辞而重述为，古典诗歌之“幽灵”如何“借尸还魂”的可能性；或者更具体地说，它牵连的是如下一整套问题系：
白话新诗与古典诗歌在哪些层面是可以接续、契合和沟通的？即使在这些彼此相互暗合的层面，两套诗学话语又有哪些各自的侧重点？旧诗以及古典诗学传统中的哪些质素经过滤而存留在了新诗中？加入“古典质素”的白话新诗如何保持其“现代特征”？其中发生了怎样的“隐喻体系”或“象征体系”的位移？它们汲取的“古典营养”具体是什么？这些古典营养为何既可以在古典诗歌中存在，又同时适用于现代诗歌？如何吸收运用？有何变通？更深层地，传统为新诗写作者个人提供的潜能、资源以及在意识的支援，怎样在文本层面上运作起来？传统与现代的逻辑相关性又如何多层次地彰显？
这些接踵而至的提问，除了借助学理上的爬梳和辨析，亦需要在新诗文本实践的具体观照下做出回应和阐发。在将古典诗歌传统加以现代性转化与重构的诗学路数上，持有清晰之认知且践行于写作之中的，前有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成仿吾、梁实秋、闻一多、朱自清、穆木天等，其后则经1930年代“现代派”的卞之琳、废名、何其芳、林庚、施蛰存，和1940年代或可冠以“新古典主义”之名的吴兴华、朱英诞、沈宝基、罗大冈等人，蔚为一股潮流。 及至八十年代以来的陈东东、柏桦、张枣、萧开愚、哑石、蒋浩、韩博、沈方、向以鲜、朱朱、商略等一众诗人，大抵亦可算作同道的开拓者。1980年代以来，当这一诗学问题被翻旧账似的不断提及和讨论时，所涉对象仍圈定在更年长且早出的一批诗人身上，而新世纪以来崭露头角的诗人——如朱琺、罗逢春、了小朱等——依旧处于话题的边缘位置。因此，当我们将目光延伸至活跃于汉语诗界的更年轻者，便很容易发现被批评家雅称为“汉语的苗裔”的茱萸（1987－ ）。
稍具古典文学修养的读者，都足以将茱萸新诗作品中的“古意”指认出来，尽管这种特质不可能涵盖或取代他那更为多元的（权且称之为）“非古典”的写作。抛却诗人着力构造的几组“系列诗”，那些单独成立的篇什，仅着眼于标题，亦能轻易辨出古典之气韵——《初春纪》、《池上引》、《卉木志》、《白蔓郎》……如是等等。这些写于2008年前后的诗篇中，最具古意的也许就是这首副题为“致历史的柔软处”的《卉木志》：“她低眉、束腰，栖身绿袖之上，/ 口含清冷的阳光，写柔软的史。/‘妾名仓庚，长于扬子江畔，/ 昨日占得屯卦，将情种来播洒。’……”
“仓庚”即黄莺，《诗•豳风•东山》有“仓庚于飞，熠燿其羽”句，谓莺鸟“羽鲜明也” ；《诗经•小雅•出车》则有“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言仓庚和鸣于茂美之春日，平添声色 。在茱萸装置的清雅而精致的古典情境中，“仓庚”化为依占卦而“播撒情种”的妙龄少女，引我们去读览它所修撰的“柔软的史”。而我们对诗中“古典性”加以指认的依据，大抵为“绿袖”、“屯卦”、“落英”、“枝柯”这类古代名物或古典诗词意象，以及积淀其中或附着于其上的古典情怀和审美姿态（如“低眉、束腰”的女性身姿）。诗中拟人化的仓庚自述“昨日占得屯卦，将情种来播洒”，“屯”为《周易》第三卦，“屯，难也” ，原指植物萌发大地、万物始生之时，充满艰难险阻，然顺时应运则必欣欣向荣；在《卉木志》诗中，它作为催发“万物始生，情之萌动”的一副引子，让“仓庚”与“卉木”脱出《诗经•小雅•出车》的既定文本，而达成了现代诗歌语境中的另一重新鲜的交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