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八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也不断被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
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
今天，我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二
我始终觉得，鲁迅根本无法还原，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最近，香港凤凰台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法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
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 “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
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直至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
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有人问福楼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
三
我们几代人早已被塑造为另一群物种。我们的思维模式、话语习惯、价值判断及无数生存细节，几乎无法与鲁迅及他的同代人衔接对应。我们的困难不是不认识鲁迅，而是不认识我们自己。要还原鲁迅，恐怕先得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
譬如，
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
鲁迅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
鲁迅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
鲁迅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里没有居民委员会；
鲁迅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
鲁迅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
鲁迅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国民政府“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
鲁迅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
鲁迅最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
鲁迅活画出旧文人孔已己的凄惨末路，但对学者教授沦为囚犯或贱人的经历毫无感知；
鲁迅为我们留下永恒的阿Q，但绝想不到阿Q同志后来可能当上役使乡民的村长，甚至县长；
鲁迅私通乱党，名列通缉，但从未被戴上一顶右派或现行反革命帽子，所以，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被平反的狂喜与委屈；
许多人讥嘲鲁迅是位“绍兴师爷”，可他从未经手一件我们时代哪怕最卑微的“冤假错案”；
兄弟失和诚然是鲁迅最难释怀的内伤，此外，要论无可申说的个人委屈和无妄之灾，他身后的大小文人都比他阅历深厚；
晚期，鲁迅主动阅读马克思学说，但从未被命令以唯物主义检讨、修改、以至公开否定自己的著作；
不消说，他从未申请入党，从未听说全国文联作家协会，从未被阻止或恩准阅读“内部文件”，从未由于行政级别分到或分不到一间住房，从未受过哪位人事处科员的威胁或奉承；
他的葬礼与为他抬棺的巴金同志的葬礼完全不同，不是国家操办；
他被覆盖《民族魂》大旗的殊荣不是根据国务院或中宣部的指令；
还有，鲁迅生前从未见过粮票和布票。
四
八十年历史，是我们与鲁迅成为彼此的异类的历史。
今天不论怎样谈论鲁迅、阅读鲁迅，我们的感知系统或研究手段，其实都很难真的奏效。在我们的上下周围，鲁迅那样的物种灭绝了——岂止是他，伟大的早期国民党人，伟大的早期共产党人，伟大的革命者与启蒙者一代，在今天的人群与人格类型中，消失净尽。
我们只有一位鲁迅。当我们这代人被纵容阅读鲁迅及不准阅读胡适，乃出于同一的原由和性质。而鲁迅死后，他的价值追求便被成功地窒息：或者割裂、或者歪曲，休想继续传递、提升、展开。
鲁迅的大半命题在今日中国远未过时，却被迫停在过去时。同时，那份政治化的鲁迅遗产以不可抗拒的方式灌输至今，看不出停止的迹象——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而今 “与时俱进”的国情又将鲁迅和马克思的脸涂得又红又白，他们仍然被孤零零吊在中国现代史上空，既当圣人，又做恶人。
不是吗？今日千千万万中学生大学生对马克思或鲁迅敬而远之，又不得不与之周旋：他们年年必须背诵马克思教条（俗称“马概”）以便通过政治考试，又年年被迫阅读鲁迅并书写读后感。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鲁迅有哪些价值？孩子们根本不在乎。在今日知识谱系中，马克思与鲁迅被重视的程度是半世纪以来最低点，除了屈就而厌烦，年轻人对他们没有尊敬，没有爱。
这也是为什么维护或质疑鲁迅的种种絮叨，均难发生真的影响和说服力。
鲁迅早将自己烧毁了，他的价值可能照亮的，应该是我们——我们愿意被照亮吗？
节选自《笑谈大先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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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啊，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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