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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

发布: 2016-12-01 17:57 | 作者: 柴静



        梅藤更将病人迁往松木场分院,郁达夫为写小说曾专门去那里小住,描述他的印象:“高低连绵的山岗。医院红色灰色的建筑,映着了满山的淡雪和半透明的天空,早晨一睁开眼,东窗外有嫩红洁静的阳光在那里候他,铃儿一按,看护他的下男就会进来替他倒水起茶,澄清的空气里,会有丁丁笃笃的石斧之声传来,寂静的长空,寂静的日脚,连自己的呼吸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护士量热度,换药,谈一阵闲天,扶杖走出病室,慢慢的守着那铜盘似的红日的西沉。”
        一些麻风病人到可出院时也没离开,将这里视为归属,直至离开人世。
        有位女性临终前叫来梅医生,对他诉说“我年青的时候他们叫我美女,因为我长得好看,现在我脸丢尽了,身子也臭了。”
        病人的声音很小,很弱。医生没说话,只是坐近在床前听着。
        这一段沉默饱含无奈,也充满理解,这是医者的信念--有时治愈,总是安慰。
        严苛纪律体现关怀
         
        一百多年后,王建安当了这家医院的院长,与员工座谈中谈到这张照片,
        “这反映的是1946年我们眼科门诊患者候诊时的情形。病人很多,但井然有序,虽然一个个身着粗布衣,但都有地方坐。每个诊室的门都是紧闭的,其他病人在门口耐心地等候,没有不由分说冲进去。医生也是衬衫加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衣笔挺整洁。一张普通的照片,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王院长这几句感慨折射出当下现实的苦涩。
        不过,罗马并非一日建成,1898年伊莎贝拉在广济医院看到的病人是“有些人来医院是出于鲁莽,有些是希望弄到药品去卖,有些是出于好奇,来看“鬼子医生”怎样工作,有些是来偷窃租给住院病人的衣服,还有些为了好玩,假装患有各种疾病。”但她说到了门诊,人群排列得像“一支军队”。负责维持纪律的人“恪尽职守,极为聪明。”
        要约束病人几十年形成的不良习惯,付出的心力几乎是象对待幼童,医院规定,病人不能坐在病房窗台上,不能在病房里乱晾衣服,痰要吐在痰盂里,病人间不要打架……
        医院是卫生之地,仪表即是垂范,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衣冠容颜在他看来是一个人对职业的尊重,实习护士也须是蓝衫白裙小方帽白皮鞋白袜子,再戴上白色的假领子和假袖口。衣服由洗衣工人统一收集,清洗、烘干、熨烫整齐,脏皮鞋清洗后上好鞋油,每周一送还至宿舍门口。
        广济护校的学生傅梅生回忆说伦理学贯穿护校始终,要求“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全心地给他仁爱,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不论是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
        全院一共约有110余个床位,正式护士只有20多人,医院没有家属陪伴,也没有护工。护士是病人唯一的照顾者。从打针发药,到吃喝拉撒洗头洗澡,极为繁重。但护理部对护士的要求细微,其中一条是寒冬为患者使用便盆,须先用热水烫过,免得患者感觉冰冷。
        为了这一点暖意,可以想象多出多少人工,多少心力,尤其寒冬凌晨,人人瑟缩之时。
        梅藤更的传记里也写到这一点,
        “最初的时候,护士没有那么大耐力的,会很难遵守医院的制度和要求,如果病人要求她们,她们可能会毫不在乎地漠视。她们的好脾气和承受力被严重地榨干了。如果犯了可能伤害到病人康复的错误,当着病人的面批评,她们会因为丢脸而生气。”
        但纪律往往要通过严苛的要求才能内化成行为惯性。梅生回忆:
        “总护士长是一位英国人,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出现在病房里,悄无声息地站在夜班护士旁边,检查操作是否规范是否到位。我们常胆战心惊,每次上夜班,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管多忙也都不会偷懒,生怕自己不经意的疏忽落到那双碧绿而严厉的法眼。”
        她所在的班三十余人,多数中途退学回家或改入他校。到了第三年,班里只剩下四人。她是留下之一,说就在这别出心裁的耳提面命下,学会了做到“人在,人不在,一个样”,从此几十年的工作,“慎独”成了她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
        回忆起青春时代,看似劳苦,她内心却相当宽展“病人也对护士回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敬。当时工作虽然繁忙,但大家彼此坦诚,心思一致,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今天的人,不论医生还是患者,看到“毫无保留的信任与尊敬”这几个字,心里会难免一动吧。
        
        劳苦之余,也有安慰,当年青稚的小姑娘,一直到耄耋之年,念念不忘每天医院的茶点,和黑巧克力的滋味。
        梅藤更对共事者说“Live And Work”,医生要医治他人,先保有自己的生之尊严和乐趣。广济医护人员的收入基本由英国的善款维持,一级医长160银元,护士30元银元。1银元相当于200元人民币,从医者算是中上阶层,不必有生之忧虑。
        医院有球队,乐队,穿着马褂的青年吹弹吟唱,生机盎然。能容纳上千人的讲堂,宣讲教义,举办各种展览晚会,也放电影,片源不多,需要有人站在旁边翻译字幕,大概因为梅医生对非洲的喜好,放的多是非洲的探险片,想看爱情片的年轻人不免有牢骚,但仍然场场不落,毕竟这是杭州当时唯一的电影院。
        英国人的规矩里常被突破的是护士不准恋爱。当时冰箱还很罕见,只有医生办公室储藏药物用。年青医生偷偷冻上一瓶冰甜的饮料,从窗户吊下,给楼下那层他喜欢的护士,一根细线吊只小瓶,摇晃荡漾的一点温柔。
        但多年后,梅生回忆起青春时代最浪漫的时刻,并不是这点旖旎之情,而是每年的“5•12”,护校所有成员聚在一堂,人人手捧蜡烛,摇曳的烛光里,唱歌纪念南丁格尔女士,校长为每位毕业生带上洁白的燕帽,仪式在南丁格尔誓言中结束。年后,她仍记得堂堂于人之前念诵的话:“余谨以至诚,於上帝及会众面前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专业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及家属之秘密,竭诚协助医师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十几岁的女孩自感“圣洁”,这个词里隐隐透出职业的荣光。
        
        行医事业被战火左右
        1900年,义和团事起,没有死灭的仇恨一旦遇风潮,象半焦的枝条一样复燃,上谕发动民众对洋人武力报复,“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不负联之厚望”,梅藤更回国,医院里英国人奉命避沪。
        同年,山西庚子教案发,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山西巡抚毓贤亲手杀死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在奏折中写道:
        “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我设一巧计将山西的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下,及查得,已死。”
        事态平息后,梅藤更返回中国。广济医院边上有个杂货铺,一个年青女人卖货,发髻上簪一朵茉莉花,见人往往腼腆一笑。梅藤更不见她,问起才知她生产时大出血,与孩子同死于难产。中国女人生产自来只有接生妇,无程序可言,无文字可授,生死悬于一线。梅藤更以中国人高叔白女士等人的捐款建立产科医院,翻译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序言中他说:“使后世之产母婴儿同登寿域,则区区一得之愚,一念之诚,深堪自慰矣.”
        他对广济人的要求有一条是“创造力”--“不是一个破坏者,是一个建造者,不是一个说教者,是一个行动者”,深耕以求生机。
        但晚清已到末期,大风大火,焦土遍野,每次政治力量交织冲撞,医院作为战争前沿,都不可避免被卷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医院里士兵驻扎,附近发现有三颗炸弹,幸未发生灾难。梅藤更因为医术得到信任,医院没有受损。但安定未久,1924年,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刃相见,梅藤更带领红十字救援队救护内战中的中国人。生死存亡于一线间,他要求医院同仁要能“全身投入,从一而终,永不放弃,不论严寒酷暑”。
        但他没料想到,最大冲击正来自内部。
        此时正是中国人“国族重建”的愿望急迫之时,民族主义成为自我锻造的重要手段。广济院内出现罢工罢学的抗议,医护人员对校方“宣传西方世界观与价值观”,“把学生当劳力使用”“体力透支”“军校一样的管理”“等级区别”等表现出不满。
        1924年五卅惨案发生,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召集各校学生代表,成立后援会,6月3日游行队伍一路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一路向广济医院示威,游行群众拉下撕毁英国国旗。梅藤更正在医院里,他说“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他们把医院的公告牌从墙上摘了下来。”
        校内青年学生不安欲动,梅藤更与学生对话,说如果他们一定要参加游行,他不会阻拦,但他希望学生不要去。这时学校外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呼喊里面的学生,要他们出来,说保证找到新的学校容纳他们,颁发毕业证书。梅藤更说“这使学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发生了大动摇。”
        6月6日早上7点,医,药,产三科的学生全部离校。
        几个月后他们陆续返回,但在此之后,广济医院想要在自己的腹地保有宁静,已无可能。
        1924年7月,《新浙江报》刊登一篇社评,揭露“英人梅藤更在杭的种种劣迹”。广济医院内两位中国籍医生撰文认为广济医院必须收归国有,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国权。不同意此意见的医生,多被称为“洋奴”,在纪念册上写下心怀愤懑的话“正合德国一句俗语说:‘宇宙的酬报是忘恩’”
        同行的抨击极为尖锐。杭州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召开会议,“披露英人梅藤更假帝国主义者之力,侵略我们中国的土地,搜括我们同胞的金钱种种罪恶”,并认为广济医院应该“拨归本校”。各界冲击下,广济医院的正常医疗无法进行,有人闯入医院,绑架员工,直到北伐军东路指挥部出台保护政策才避免激进的人群自行占据医院。
        民意推动下,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将广济医院直接收归“国办”,为了“实现人民的福利和维护国家尊严”,每月所需经费,完全由政府负担。1928年官方发布《筹设杭州医院宣言》,痛斥英人梅藤更:“假慈善之名,遂侵略之暴行。日唯叱咤我官吏,蹂躏我人民。纵彼爪牙,恣其鱼肉。病者未出起生,弱者反因丧生。世界各国,有此医院,宁非怪事。”
        医院严禁宗教会议和圣经研究,对麻风院内的病人采取了严格的监禁隔离,贴在入口大门上的公告写着:“此地乃麻风收容所;访者禁止入内!”
        政府费用划拨不够,无人负责,加上麻风病人惶恐惊惧,“病人打针者,不及2/10,以致病魔日见厉害”,困境下,省政府的解决办法更为激进。第二年出台管理办法打算将病人流放囚禁,“查麻风病为慢性传染病之一,残身弱种,为害至烈,故必于孤岛荒林,建筑麻风病院,将患者强制收容,不与外界接触,方足以防止传染,而免贻害社会”。
        1928年,国民党将广济医院和医校交还英国圣公会,但医校受创至深,从此停办。
        抗战期间,广济医院与其他几处慈善机构一起庇护两万多难民,直到日军占据广济医院,时任院长的英国人苏达立不愿为其服务,日军刺刀抵背押他做手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送往战俘集中营,医院由日本人经营,广济麻风医院无人过问。病人四散逃难,只剩下18名肢体残疾病人无家可归,在医院附近挖野菜度日。
        抗战结束,医院被当局归还给苏达立管理。政潮翻滚,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医院,现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籍管理者与医生撤离。
        近一个半世纪后,广济医院遗迹已不多,只有银杏,香樟和广玉兰,百年后仍浓荫蔽人。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梅福孙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
        当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当下中国象是一团巨大的原生质,它活着,但是没有自身的力量可以决定它去向哪里,它在风浪里漂浮,由附着其上的东西驱使。”
        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他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用汉语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梅藤更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用于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1934年8月去世。
        纪念他的人在墓碑上刻着“仁爱而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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