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李渝小說中憂鬱與抒情之力量（《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发布: 2017-1-05 16:05 | 作者: 黃資婷
在溫州街我渡過了中學和大學這一段生活中最敏感的時光。溫州街賦於我的意義，所挑引起的情思、祈望或幻想，應在下邊諸篇文字間透露，不在這見重述。於我，溫州街的故事說不完，若有其他不標明「溫州街的故事」的故事，也都是溫州街故事的延續。
作為李渝三本短篇小說集反覆出現的重要地景，小說裏的建築總是以碎片形式出場 ，讀者很難在整篇小說裏看見建築全貌。對李渝而言，溫州街作為「落寞文人」來臺之載體，這些記憶中的建築，是否仍在現世裏安好？誠如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虛構出馬康多小鎮來保存他對父祖輩之記憶，李渝在文學上的企圖，將她父輩後半生所待的溫州街記錄下來。她如是自陳溫州街的重要性，這條道路涵蓋她的童年直至長成。第一本小說集《溫州街的故事》自標題至內文每篇小說皆圍繞此地，以一九四九年遷臺後為時間背景。
那個世代的溫州街，故事並興。十二歲少女阿蓮，暗戀有著憂鬱氣質的鋼琴老師戴敏愁，當時她還未出國，對情感懵懂，如〈煙花〉轉瞬即逝的愛情敵不過衰老，輸給時間戰役；以英千里與其下女為原型書寫的〈朵雲〉 ，記敘十六歲阿玉在父母對話間，聽見當年正青春沸騰的知識分子，麻布裝袋一一送走屍首，從夏教授那讀了魯迅《故鄉》，隱約明白發生什麼；一九八五年唐文標逝世，李渝以〈菩提樹〉悼念「被不見」的陳森陽，阿玉父親再次感嘆企圖改革的年輕的知識分子們，下場總是入獄或者死亡，把希望賠盡；〈夜琴〉裏等待丈夫團員的妻子；〈傷癒的手，飛起來〉中，重獲自畫像的父親再度拾起畫筆；〈她穿一件水紅色的衣服〉與〈夜煦〉刻畫動盪世代的愛情故事。
這些被敘述出來的歷險故事製造出關於行動的地理學，同時衍生出某種秩序的某些公共地點，它們構成的不僅僅是步行者陳述行為和道路修辭的一個「補充」。它們並不滿足於將後兩者遷移並重疊到語言的領域。事實上，是它們組織起了人們的步行行為。在腳步進行旅行的之前或同時，它們就已經在旅行了。
李渝將帶領讀者回到四○年代以後的溫州街，一幢幢日式建築，退隱文人、有夢想的知識分子、哀傷等待愛情的美人、抱持絕望相愛的戀人們拼湊出一個個故事，成為當時外省人來臺聚集的的寫照。塞托定義空間是為「被實踐的地點」，並解釋梅洛龐帝提出的「人類學意義上的空間」，是指稱存在與空間兩者共構出一種與世界的關係，將空間現象學化；塞托延續以此思考脈絡，認為「人類學意義上的空間」與人們在日常生活的實踐裏可推演出一套地點與空間的類型學。 可以說，李渝透過對以溫州街為地理核心向周遭拓散之書寫，是建構屬於溫州街人類學上的意義，於此地生活之人以日常生活型態在每個故事間實踐，使這條街不再只是挪用大陸地名的贗品，也是人們遠渡重洋流離臺灣的離散遺址。
本小節重心擺在溫州街——李渝重複書寫之地景，記憶所繫之處——作者如何以〈八傑公司〉勾勒令魂夢索思的約克納帕塔法郡（Yoknapatawpha County）？
〈八傑公司〉可視為〈無岸之河〉裏「新生南路中間曾有一條瑠公圳——溫州街的故事」之續寫，小說開頭點出地點是在溫州街，時間倒轉至尚未有大樓的平地，教堂為中心向外輻輳出居民的生活地圖，附近有塊稻田，人們假日來教堂禮拜，牧師妻子彈琴，謙彬有禮的牧師待人墾至、敦親臨睦，卻始終使用敬語。教堂後門住著門房玄生與妻阿銀及七女一子，本省人；隔壁湖北人開了一間桃源商店。大抵介紹地點佈局與居民後，相安無事的生活，在教會新派來的見習生（外來者）讓這條街熱鬧起來，為街坊鄰人在茶餘飯後之際帶來閒話題材。兩人之間曖昧的情誼，在暮色將臨的魔術時刻，沒有目的的漫步，經過新生南路、瑠公圳、懷恩堂，作者特別描述了他們經過的場景，以飲食勾勒出來的行程（tour） ，牧師如何讓外來者是應此地生活？
在黃昏和初夜交接天邊還留有最後一片晚霞的時間，我們開始看到牧師和見習生走在溫州街及其附近地區。見習生總是白襯衫黑長褲，袖子天熱時捲上來下雨時放下去。
或者他們就從郵局過到對面去，在拐角的西點麵包店左轉，走上一小段有夜市的街。經過的時間各種燒烤海鮮、刨冰、愛玉冰以及打香腸和麻雀的攤子已在熒熒的電石燈下鋪開。
邁出教堂走入市井，攤販沿著街展開夜晚生活，牧師與見習生並未被沿途氣味吸引停駐。攤販內在的營業時鐘擦身而過，時間不晚不早卻已無自然天光，需要依靠電石燈的光源，「他們折回來，重新走回大街，車輛並不多，在漸夜的天空看見木棉開著鬥大的紅花，初夏的空氣裏有一種令人不安的騷動。」 不安的騷動源自天氣變化，也許是即將下雨，也許是作者為兩人相處的行徑成為他人耳語埋下伏筆，危機萌芽，
他們也會從新生南路這一頭出來，沿著瑠公圳，經過藍瓦白牆的懷恩堂，水泥橋，從小門進入大學。沿著一邊籃球場一邊是千層樹的過道，經過新建的教室，右轉，沿著古老的紅磚樓，一小片相思樹的旁邊，或者就坐在樹底的石階上歇一歇。
他們有時候也會直接走去水源路的斜坡，走上長長地爬著牽牛的土堤。盡頭有一條通向另一區的石子路，和一家鳥店。
步行讓見習生更快融入此地，居民們繼續維持平日生活，而牧師與見習生卻在此地反覆來回，試圖將行程走成地圖，店家與店家之間的距離，與人甚至鳥類的互動。
見習生在溫州街度過二十歲生日，微醺說著自南部北上，也許是基於「人道或理想主義」 的心情，聽從父親建議從事神職；牧師自道京城世族之後，戰亂來臺，親人們一一不見，酒酣耳熱遂以花生殼排出舊居格局，記憶中的屋瓦於今也僅能是遙想。兩人如此迥異的背景，卻同樣有著對音樂的熱情。
坊佐間難以窺見生日宴會的細節，對於三人（牧師與夫人及見習生）相處有過多的晻昧揣測，一切在見習生被躲在茶葉罐裏的蟑螂嚇到後，雜貨店老闆娘窺見兩隻相擁影子，牧師與見習生有了戲劇性的變化。「至於溫州街的其他人士，生活光榮地區分為白天和夜晚，白天工作夜晚睡眠完整，倒是絕對不會被蟑螂或其他蟲類嚇倒的。」 再度與溫州街居民形成對比。人們表面親切，卻暗地放矢。見習生來以前，教堂是眾人膜拜之地；見習生來以後，教堂卻成為生產謠言之地標。在大家杜撰劇情的同時，見習生與雜貨店十八歲女兒在夢裏夢外擁抱。
愛情揣想終止於瑠公圳分屍案，而謠言的主人公隨著見習時間結束離開。生活逐漸回到原先軌道，牧師依舊是城市的步行者，穿梭街道，見習生的來與去都留下痕跡，例如牧師精進的歌藝，與夫人黃昏失魂的凝望街角。李渝以溫州街實踐了記憶所繫之處時間，也在溫州街起了作用，教堂因潮濕而坍塌，耕地撂荒，上述故事的發生，都在李渝小說常出現的女孩——阿玉長大以前，她上學時所經過的溫州街不再以教堂為中心，而是與人齊高的雜草，原先溫州街教堂的舊址改建成八傑公司，寫了世代更迭，門房玄生與阿銀的七個女兒長大後，與「桃源商店」老闆娘女兒合資開了「八傑公司」，遺址已被華廈取代。專研記憶之歷史的法國阿瑪維（Christian Amalvi）教授分析記憶與空間如何交融，
記憶所繫之處既是物質的、象徵的，也是功能性的，三種意義同時存在，只是程度各異。看起來純屬物質性的場所，例如一間檔案館，唯有在想像力賦予了象徵光環時，它才會變成記憶所繫之處；諸如純具功能性的教科書、遺囑、老兵協會等等，只有在它們同時也是某種儀式的對象時，才能視為記憶所繫之處。又如一分鐘默禱，它絕對是象徵性的，卻也是時間單位元的物理劃分，並且週期性地用於集中精神以召喚回憶。「世代」這個概念如此抽象，算是記憶所繫之處嗎？它的物質性在於人口學方面的內涵，功能性則是基於一種假設，因為它同時確保了相關記憶的凝成及傳承；其象徵性則是從定義而來，因為它透過一小羣人親身經歷的某個事件或某項經驗來界定多數人的共同特徵。
溫州街不在僅是一個具體指涉的地理位置，它被概念化，是李渝以書寫記錄下那個「世代」。外省牧師主持的教堂，人們在此耗上整個週末，不完全只因宗教；當過客為大家增添生活樂趣的同時，建築也正走向衰敗；下一世代孩子懂事後，教堂改建為公司，子女們只能透過長者口裏重述輝煌傳說與稗史。
（二）、何處是鄉園？
對於李渝童年生長地溫州街之探討，回到作者一切離散的起點——五歲隨父渡海來臺，二十二歲畢業後赴美求學。對於她而言，究竟何處是鄉園？於七○年代的留學生文學裏，常書寫主角面臨既是留學生身分，亦是外省第二代等多重矛盾心態，李渝也不例外。早期作品〈臺北故鄉〉中如是說道父輩淪落臺灣格格不入之感，
我的父親被他過去在大陸的生活傲慢而空洞的支撐著，把逃難到臺灣的事實看作暫時不得已的落難，時時抱怨地方的狹小，氣候的惡劣，人情的粗俗，不自覺的，少年的我也很少和臺灣人接觸，也有一種隱約的輕視臺灣人的心情，認為臺灣人土俗。我從不曾邀請村明到家裹來玩，我們常見面的地方無非是文學院或西門町的茶室了。
刻畫外省人隨國民政府南來之心態，流落臺灣僅是暫時，終有一天會再回到故土。卻沒有料想到一而再，再而三地離開，自大陸到臺灣再到美國，何處才是家國？身分認同與主體的不確定性，同時作用在外省第二代與本省知識分子，提及敘事者與村明的相處，
事實上，村明從不談他的父母，我也很少說到本就十分模糊的家世，彼此有意無意的迴避著個人歷史背景的明朗化。是那共有的年少的無名虛無感將我們緊緊糾纏住了。
為何那個世代的知識份子想要迴避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問題？國民黨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散播漢人民族主義，迴避「歷史背景的明朗化」，是因為無論本省外省，除非在政治上有所定論，否則主體皆處於妾身未明的狀態，陷入無限迴圈的辯論。現代化的介入，西方哲學思想移植入臺，既然政治無解，在這些知識分子中，有比政治立場更急需處理的問題，
有意的漠視歷史和個人背景可能是我們這一代所謂知識分子的通性吧。事實上，歷史課中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的事就是描寫得很簡略了。北伐是場是非分明，一段話就寫過去的戰役，八年的中日戰爭，從我父親的口中聽來，也僅是場不斷重複發生的轟炸、淪陷、逃難的噩夢。
李渝所雲當然並非全貌。歷史事件被年表般記載，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中日戰爭，這八年抗戰於小老百姓們日常生活裏，實為一次次疲勞轟炸與恐懼逃亡。活在當下的人們並不會意識到戰爭即將對國家未來政治走向的改變，關注的是，能不能今夜在砲火聲中睡去，隔日晨起，一切只是場過分逼真的噩夢，
抗戰以後的事，在我自己的家裏則如同一個禁忌。而村明的歷史是什麼，在尼采、齊克果、沙特等一連串的哲學名字之後，在他的腦中，有沒有二二八，有沒有失蹤的伯父，有沒有隔壁被槍斃的阿叔，這些臺灣人的歷史有沒有在半夜縈繞著他，就像中日戰爭的警報在半夜化作我的噩夢一般，雖然我並不清楚戰爭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