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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李渝小說中憂鬱與抒情之力量(《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发布: 2017-1-05 16:05 | 作者: 黃資婷



        在還沒有辦法理解戰爭為何物的年紀裏,先遇見戰爭。這些被歷史學家補上的「二二八」、「中日戰爭」等等影響國族未來的重大事件的發生瞬間,被二分的「本省人」與「外省人」裏,仍可窺見兩人的共同點是閱讀卡謬存在主義小說《異鄉人》,自我疏離與陌生化正在發酵,將歷史存而不論成了最安全亦不傷感的方法。展現一九四九年來臺的外省知識分子與歷經日治時期的本省籍知識分子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存經驗,卻同時折辨存在本身的意義,形而上的思維似乎可以暫時帶領知識分子逃離政治現實。李渝離開臺灣與大陸,身在美國,以外省第二代作家的身分來思考曖昧模糊的政治認同,有精神昇華之意味。前行研究裏,張錦忠以「臺灣文學複系統」為現代主義文學與現實/本土主義文學並行的六○年代命名,
        一九六○年代為臺灣社會與經濟對現代性與現代化追求的年代,臺灣文學賡續五○年代的現代詩運動,進一步複製西方現代主義,同時冒現的是現實主義與本土主義的文學意識,漸漸各自形成中心。前者以《現代文學》為陣營,後者以《笠》詩刊為代表。現代主義文學與現實/本土主義文學意識之間並不一定就是形式上或內容上的矛盾與衝突,只是意識形態與視野顯然不同罷了。 
        歷經現代化衝擊,本省與外省籍的知識分子兩者對立的想像,於七○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中,本土作家如何看待自己對臺灣這塊土地的情感?葉石濤有不同的看法,
        五○年代、六○年代的大陸來臺作家的作品,很少描寫臺灣農民和勞工的生活現實,即使他們描寫了農民和漁民也只限於大陸的原鄉,而且來臺作家都是依附權力機構謀生的,他們甚至對大陸低收入階層人民的生活很陌生,縱令他們有深厚的人道主義關懷和同情心,由於缺少了知識和經驗,他們所描寫的原鄉勞動人民的形象既模糊又不明確,他們不懂人間的疾苦。儘管此類文學也提供了一些訊息,也不難瞭解,但是以臺灣民眾的實際生活經驗而言,實在是無法滿足心靈欲求的作品。這正如我們閱讀杜思妥也夫斯基和福克納的小說,很清楚他們作品世界裏所蘊藏的哲理,但是對出現在小說世界的風土、人物的生活習慣等民族風格有些隔膜一樣。 
        以「不懂人間的疾苦」暗示來臺外省作家無法深刻體會臺灣底層人民的生存困境;邱貴芬則認為將現代派文學視為逃避及抗拒政治高壓,或者抄襲西學等現代主義發展落後西方近半世紀之久的文化焦慮,忽略「文化翻譯」自身的流動性。並以施淑描述六○年代的臺北為破口 ,文化交流不僅僅是壓榨,也可以充滿激情與火花,
        一九六○年代臺灣所經歷的現代性經驗不僅僅來自於從農業過渡到工業以及資本主義的效應,從日本殖民到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這過程經歷了差距相當大的文化視覺聽覺符碼的互相鑲嵌、撞擊、角力,隨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符碼更大量湧現,臺北作為臺灣本土、日本殖民遺緒、中國移民文化、香港文化以及美國文化匯流的場域,多種文化交會擊撞所造成的震驚、興奮與惶恐,都促進臺灣現代派文學的興起與發展。 
        六○年代臺灣也可以解讀為多元文化匯集處。那麼回到形塑作者美學養分的主要本流為何?筆者認為仍是以中國性為主,但這個中國,是一個不存於臺灣與大陸之間,而是藉由藝術史遙望文人傳統。於前文提到一九八一〈關河蕭索〉與一九八三〈江行初雪〉最為明顯,臺北成了地理位置上的過境之處,美國也從望鄉臺等成故鄉。二○○一年,書寫在美任教時遭逢九一一事件的〈給紐約〉末段:
        在我的生活中,何其有幸能經驗著幾座著名的城市:重慶、臺北、柏克萊,和紐約。重慶市日本侵華時期的抗戰重鎮,在日機地毯式晝夜轟炸下也不曾屈服;臺北從五○年代的樸素鄉城經由勤勞人民的努力而蛻變成富麗的國際都市;柏克萊是反體制反潮俗的本營,自由主義和理想主義者的基地;紐約,都會中的都會,城邦中的城邦,人間事物固然多處領先,卻是在包括了文字、視覺、聽覺、表演等等項目的藝術領域,還有文化的尊重、維護和新建上,更是世界的守衛和前鋒。
        重慶生我,臺北育我,柏克萊教我,紐約養我,無比榮耀的城市,都是我的鄉國。 
        雙子星大樓跌入紐約這座城市的擁抱後,李渝也寫了一封情書給紐約,畫出此生的行旅地圖,猶如紐約在移民者們家國辯證的逗號裏,給予所有流浪者擁抱。誠如薩伊德以《鄉關何處》記錄認同感在阿拉伯與英國間扞格;同樣離開故土,長居紐約的李渝,少了Said與Edward兩國間的斷裂拉鋸,簡稱渝都的重慶給了她名字,那些她所經歷過的,比國家所帶來的意涵更重要,這四座城市的特質給她榜樣,民族主義上激情定義自己是「臺灣人」、「中國人」皆無法具體回應自身際遇。二○○二年〈被遺忘的族類〉寫受滋根協會之邀,至方祥鄉(位於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縣裏的鄉鎮)拍攝紀錄片,作者透過小說多次神遊此地,「既然有過心的造訪,眼前景物跟想像中的這麼貼近,只覺得不能更熟悉,一路宛延進入的,倒像是久違了的故鄉。」 ,點出相似但不等同的微妙差距,面對熱情的苗族,作者以「紐約人」自稱拉開距離 ,這個白先勇筆下的魔都夢土,倒成了李渝的鄉國,也因紐約是個以移民構成之國度,含納百川而不需拘泥民族主義的特質,讓她可以迴避懸而未解(有生之年也不一定會解答)的追問。
        
        小結:抒情何以成為必須?
        
        本章節主要針對李渝小說中的憂鬱與抒情時刻兩大區塊為論題,認為兩者相倚相生,從李渝一篇藝評〈光陰憂鬱〉談起,作者評斷趙無極作品所散發的憂鬱感由內至外為例,從趙的畫筆下轉換中國藝術史蓊鬱為憂鬱。
        對於憂鬱歷史的重構,承襲旅美學者陳世驤的研究方法,陳經過西方文藝理論洗禮後重塑中國「抒情傳統」 ;最初神往西方藝術的李渝亦然,當她回眸中國藝術,洞中肯綮,發現行走僻路,被正統所忽略的反骨藝術家們,自歷史篇頁剡剡生光,此舉是與自我進行對話,應答生命之難,也期許自己往復鬱症之穀能更從容。
        面對眾多學者紛論抒情為何,不如回到沈從文最基本之解釋:「事實上如把知識份子見於文字、形於語言的一部分表現,當作一種『抒情』看待,問題就簡單多了。因為其實本質不這是一種抒情。」 透過文字及語言為媒介用來表述情感,即為抒情。對於李渝而言,抒情時刻是由憂鬱所構築,從早期作品〈夏日 一街的木棉花〉散發出愛情與死亡激撞出鬱火(「我會活得很久,我期待你的死亡。愛情之中總該滲點死亡的味道。」 ),就已註定對憂鬱之書寫永無止日。其中又以丈夫郭松棻離世與何處是家國的辯證為憂鬱之核,後來歷經種種人生際遇,離鄉,尋鄉,返鄉,再造鄉園,複雜了憂鬱的層次,
        自我會藉由認同對象的方式試圖回復生命中曾失落的一切,而後把失落的對象結合或內化於自我中。藉由此種方式,哀悼者把失落的對象建立在他的自我中,變成他自己的一部份。佛洛伊德陳述及運用這個概念的方式或許新穎,但這想法本身和詩人約翰•鄧恩在他關於離別與哀愁的詩裏一再談論的主題同樣地古老,那就是,每位戀人皆在心中供奉著他鍾愛的人的靈魂和形象:
        
        就以這甜言蜜語維生,
        缺席的戀人們在彼此內成為一體。 
        抒情使得愛人回魂,在〈交腳菩薩〉文末的聲嘶力竭:「菩薩,請務必讓這天到來。否則——就讓松棻回來回來回來。」 ;〈待鶴〉裏愛人仍舊可以與之分享不同的閱讀喜好 ,會在夢中相見,
        有誰,會前來夢中相會且陪伴?是誰,會遞來叫人安心的消息,跟你說,放心,我跟你是在一起的呢。
        是有這樣一個人的;只有這樣一個人。
        啊,是誰,還有誰,是松棻呢。
        人都該在愛還是愛的時節愛過,不是麼? 
        彷彿愛人未曾遠走,於筆下重生;《九重葛與美少年》收錄最後一篇小說,也是李渝的早期小說〈水靈〉,被丈夫小心翼翼收藏著,歲月在易碎紙片上留下痕跡,浮想那段相守的日子 ,丈夫肉身已逝,卻與李渝精神時時同在,美少年永遠美少年,九重葛蔓生作為時代見證,為抒情而寫,所以庭園在雲消霧散後失而復得。
        
        黃資婷:台灣成功大學文學院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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