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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與山東神秘文化(《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发布: 2017-1-05 16:21 | 作者: 樊星



        六個夢中,有五個的主題是復仇。而那復仇,又都與人性的邪惡、淫蕩、算計、獸性、變態密切相關。“食草家族”,這個說法本來就暗示著“獸性”。顯然,一部《食草家族》道出了作家對於故鄉的深長歎息、對故鄉人性缺陷的思考反思。而這一主題顯然與《紅高粱》對故鄉的禮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雖然,在此之前,作家已經在《枯河》、《築路》、《草鞋窨子》等篇中暴露了故鄉的黑暗、故鄉人的心理缺陷,但《食草家族》夢幻般的風格仍然寫出了新的氣象:那些充滿荒誕意味的場景、撲朔迷離的情節,以及影影綽綽的人與事,光怪陸離的景與物,都寫出了“人生如夢”、而且多噩夢的殘酷意味。
        關於夢,雖然佛洛德的《釋夢》問世以來,為人類打開了窺探自身的“潛意識”的一扇大門,但夢的千奇百怪、夢的匪夷所思,常常仍在雲遮霧罩之中。中國自古以來也多有解夢之書。《周公解夢》在民間一直流傳。其中雖不乏迷信說法,但能長期流傳,就表明有相當的可信度。《莊子·齊物論》中曾言:“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說的是夢境往往與現實相反的情況:夢裡飲酒作樂的人,白天醒來可能哭泣;而夢中哭泣的人,醒來後又可能在快樂地打獵。這便是所謂“反夢”。這樣的釋夢與“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釋夢截然不同,卻都非常流行,昭示著夢境的詭異與玄機。正所謂:“天意從來高難問”啊!錢鐘書《管錐編》引《列子》中“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等語,也可見“反夢”一說源遠流長。而王符《潛夫論·夢列》論及“十夢”時有“感夢”、“時夢”、“病夢”之說,指出了夢有生理病理的原因,還有“精夢”、“想夢”、“性夢”之論,又指出了夢有精神心理之因,更遠早於佛洛德的《釋夢》。此外更有“人夢”,認為做夢與夢者的地位、智慧、性別、年齡有關。如此說來,“釋夢”須因人而異,而難有一概之論了。難怪王充在《論衡·論死篇》中斷言:“夢者之義疑。”說的是做夢的道理是說不清楚的,夢常常難以理喻。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古代夢書中,絕大多數的占辭條目均為吉夢,凶夢的比例較少。介於吉凶之間的占辭,占夢家也先斷之為吉,以迎合占夢者的心理。”由此可見國人的求吉心理。只是,現實生活中,“黃粱美夢”破滅的悲劇卻並不因為求吉心理的普遍而減少。
        從這個角度看莫言的《夢境與雜種》、《食草家族》,就會發現,他筆下的夢多為噩夢。即使有美夢(如《馬駒橫穿沼澤》中的傳說),結尾也是急轉直下的悲劇。這一現象令人產生了這樣的猜想:也許,童年時代的苦難在莫言心中打下了太深的烙印,以至於他的夢境也常常充滿了驚恐與絕望?而這樣的噩夢不也正好是中國的底層社會、鄉土天地多災多難的文學寫照麼?
        
        其他山東作家的神秘故事
        神話的回歸,是當代文壇的一股浪潮。卡夫卡的《變形記》與古羅馬詩篇《變形記》的如出一轍,喬伊絲的《尤利西斯》與荷馬史詩《奧德賽》的神奇對應,福克納的《押沙龍!押沙龍!》與《聖經》的深刻聯繫,艾特瑪托夫的《風雪小站》與“曼庫特”傳說的深刻關聯,都顯示了神話主題在揭示人生的相似性、宿命性方面的永恆力量。而莫言小說也顯示了他與神話的豐富聯繫,就如同季紅真曾經指出過的那樣:“莫言的藝術世界,無疑是經驗世界與神話世界水乳交融的內在統一……頗合於中國古代‘神話的歷史化和歷史的傳奇化(人格神話)’(謝選駿)的規律”。
        當代山東作家中,矯健、王潤滋、張煒也都曾在作品中表達過對神秘現象的敬畏。矯健的長篇小說《河魂》寫一種古老精神的常在:“我感到自己身上確實流淌著祖先的血液,那種動盪、自由的天性時時發生著作用……人類竟這般地奇妙,一代一代的人被一種看不見的東西聯繫起來,無論時代如何變化,文化教養如何差異,它總是潛伏在你的心靈裡,暗中規定著你的行為。家族就是這樣組成的,民族也是這樣組成的……”“這個古老的靈魂,從我們的祖先傳下來,由歷史的精氣凝結而成,在南河畔、在山嶺間、在村子裡來回遊蕩……它總是那樣沉重,總是那樣痛苦;當現代文明的潮流向它襲來時,它開始脫穎,但過程依然是那樣沉重、那樣痛苦……”由此想到“精氣神”、“民族魂”、“國魂”、“軍魂”、“民氣”、“士氣”這樣一些詞,它們好像看不見摸不著,卻又像空氣一樣彌漫在歷史的記憶、現實的氛圍中,像元素一樣躍動在人們的心裡、血液裡。
        到了講述一個當代“官逼民反”的故事的中篇小說《天良》中,矯健也不斷強化著悲劇的神秘意味:開篇寫主人公天良祖祖輩輩頭上有“反骨”的宿命,寫“人會記仇。仇帶在血裡,一代一代往下傳……莊稼人的血裡都帶著仇”,而鄉村中那些狐狸精、黃鼠狼精的故事使“他們相信這是不祥之兆,將來必有大凶大災”,這一切都給主人公以深刻的影響,使他一旦遭遇不公,就鋌而走險,與命運決鬥。小說是根據一件真實事件寫成的。在當代許多寫“官逼民反”的故事中,此篇凸顯了悲劇的命定性,並因此令人喟歎。與此同時,他也在一系列短篇小說中一再點化著“世上的事情講到最後,誰也猜不透!”的奧秘:《死謎》中的喬幹為什麼“醉了想死,醒了想活?……要麼,他醉了是醒,醒了是醉?”《海猿》寫“我的預感是準確的……我身上有些古怪的東西,與地下的秘密絲絲縷縷地牽連著。”那是“祖先的靈魂在地下呼喚我!”由此有了這樣的頓悟:“有些秘密人是不能知道的。所以有迷信產生,總是人感到了超出他智力範圍的學問。”由此也發現科學知識“太實際,全沒有想像與神秘。”《預兆》寫“人死前,會有預兆”,那似乎是早就深埋在意識底層的恐懼?而漁民對水的恐懼是否與“遠古時代,當一切生物還在海中進化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某種遺傳機制存留下來”有關?“海是博大的、神秘的。人也與海一樣博大,一樣神秘。”《紫花褂》則寫預兆的神奇應驗:“有時候,生活會顯示某種預兆,就像流星劃破夜空,倏地一亮又消失。你信不是,不信又不是,冥冥中總有什麼東西使你惶惑。”一司機夢見出車禍,壓死穿紫花褂女子,後果然。“有些事真沒法解釋。”“當許多倘若湊在一起,我們又將怎麼生活。”還有《圓環》,寫一怪人對世界的感悟:“世界是一個圓環。……一物活一物,一物解一物,正好一個圈。土生草,羊吃草,人殺羊,人肥土……轉過來轉過去,都脫不了一個圓環!……人生在世,跟著圓環轉就是了。不老實,就生邪。”也就是順其自然的古老訓誡,卻別出心裁。
        王潤滋的《小說三題》也頗有神秘意味:《三個漁人》寫漁民發財以後的苦悶,出事後猜想:“這是報應。咱不該釣那麼多魚,掙那麼多錢!”“報應”,又是那個似有若無、說無又有的詞,在人們心中根深蒂固;《海祭》也寫漁民發財以後的奇事:先是有了災難的兆頭,後是招人嫉恨的阮老七大船沉沒,而且奇怪的是,整個船隊,獨獨他的大船出了事!“那麼好的天氣,怎麼就會來了一場大風暴?那麼多船在海上,小舢板都闖過了,怎麼就翻了阮老七的大機帆船?……老人們說得對,這是報應!世間沒有報應怎麼行?那不好人管多會都要倒楣、壞人管多會得勢?”這是“報應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惡有惡報,善有善報”,是世人行善抑惡的信念所系,也顯然寄託了作家勸善的淳樸信念。
        張煒的長篇小說《古船》則是一部深刻揭示了大搞“階級鬥爭”的年代裡人性惡猖獗的力作。趙家對隋家的嫉妒、殘忍引出了這樣的思考:“人要好好尋思人……他的兇狠、殘忍、慘絕人寰,都是哪個地方,哪個部位出了毛病?”這樣的思考將對於歷史悲劇的反思引導到人性惡的深處,從而不同于“反思文學”對於歷史悲劇的政治根源的尋覓與反思。而小說中老中醫郭運有關“世事玄妙莫測,也真是一言難盡了。我一輩子信‘吃虧是福’,信‘能忍自安’,現在看也不儘然。惡人一得再得,已成自然”的感慨又足以質疑“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傳統信念。隋家的一忍再忍與趙家的為非作歹最後終於了結,是因為時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此說來,“人間正道是滄桑”。而“人間正道”在冥冥中的存在不是也可以作為“惡有惡報,善有善報”的另一種證明嗎?
        莫言、矯健、王潤滋、張煒都是膠東人。那裡因為近海,因此產生了富於幻想色彩的“濱海文化”,“不僅巫風仙氣濃郁,而且妖異故事也廣為流傳。”在上述山東作家的作品中,都彌漫著神秘的氛圍,令人想起山東悠久的神秘文化。也許,那是比儒家文化更古老、更深厚、更具有民間性的文化。
        
        樊星:武漢大學文學院專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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