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樹對“壞女人”的描寫是以一種含混的態度來對待的，他沒有直接的褒貶，只注重呈現。《奇鳥形狀錄》中的加納克裡他是一個放縱性道德的“壞女人”，但小說是以理解的態度來寫這個人物的，她做妓女是自己選擇的，她是自己“奇異”的身體的受害者，她克制不住的身體情欲讓她變得“可理解”，特別是小說採用了多重敘事視角讓人物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使她們的故事“合理化”。《1Q84》中的青豆、老夫人以極端手段向男人復仇並沒有讓讀者覺得這種“壞女人”有多麼可惡，相反她們的不幸是那麼讓人同情，這無疑與作者打開人物自身情感的邏輯分不開，她們相信她們“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如同萊昂內爾·特裡林在閱讀納伯科夫的引起爭論的作品《洛莉達》時所說：“由於極力主張‘道德上的靈活性’，作品獨特而完美地再現了‘美國生活的某些方面’。”村上春樹的小說也有這樣的閱讀效應。村上春樹喜歡的作家亨利·詹姆斯認為“最‘富有人性’的主題是那些反映了生活的道德歧義的主題”。
R·艾斯勒的《聖杯與劍》被著名的人類學家A·蒙塔古譽為自達爾文《物種起源》以來最重要的一本書。該書中提出人類社會正面臨著兩性由“統治關係”向“夥伴關係”的轉化。吉登斯的《親密關係的變革——現代社會中的性、愛和愛欲》一書中，認為現代社會的愛欲內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女性開始擺脫男性的壓抑，男人和女人在性經歷上的雙重標準開始消弭，許多人對年輕的女孩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女孩們感覺到在適當的年齡有權從事性活動，開始無所顧忌地模仿男孩的行動。因而吉登斯樂觀地描述在現代社會一種不受權力控制的民主的、平等的、彼此尊重的親密關係正在形成。可以說村上春樹小說中的“壞女人”是女性在追求與男性性愛平等時代的產物，壞女人所追求的不過是自身身體的快感與情感的體驗。在男性享有性自由和多重性體驗的時代，女性也享有，這首先是由那些“壞女人”來實現的。村上春樹的小說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打開性愛描寫禁區的情形也是相似的。如衛慧的《上海寶貝》描寫的是“在上海花園裡尋歡作樂，在世紀末的逆光裡醉生夢死的臉蛋漂亮、身體開放，思想前衛的年輕一代”。主人公和她的情人們之間是“fuck來fuck去”的關係。小說中的三個女人，“我”、朱砂、馬當娜都是另類女人，朱砂跟自己的丈夫離了婚是因為私生活不愉快，與馬當娜的情人阿DICK，一個比朱砂小8歲的畫家結了婚。馬當娜擁有死去的丈夫給她六下的一大筆遺產，她也在不斷地換情人，追求刺激。這種前衛刺激的私人生活被搬到大眾面前，性自由成為一種時尚，有一種自我優越感：“她們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類別的性高潮。”與其說“壞女人”的性道德是相通的，不如說隨著時代的發展女性性道德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壞女人”形象有豐厚的現實土壤，沒有什麼文學符號能比“壞女人”形象更簡捷而快速地介入現實。
結語
村上春樹小說的許多故事如同是一個故事，許多“壞女人”如同是一個人，短篇小說長篇化，敘事的不斷重複等等，給讀者帶來了審美上的疲勞感。傳統的文學理論認為，一個大作家，應該為世界人物畫廊貢獻新的人物形象，其作品中的人物應該有變化，應該能代表不同的個性和精神側面，村上春樹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變化少相似性多，其文學成就也受到了影響，這使村上春樹的作品流行口味太重，過於遷就固定讀者，“變成了一個二流的作家”，“在描繪時代對人類心靈的影響方面，他比一些作家就差遠了。”這方面的問題，村上春樹也是意識到了的，他在談論《海邊的卡夫卡》的時候說：“關於《海邊的卡夫卡》，我記憶猶新的是在其中刻畫了幾個過去未曾觸碰的人物形象。讓這樣的人物在故事世界自由地東奔西走，借此探索了自己內心世界一些未知場所。”對已有的思維慣性和已有的創作模式的超越，塑造不同個性的人物形象，對於村上春樹這樣有影響的作家來說，也是一件有挑戰性的事情。
從讀者接受來看，村上春樹的讀者主要是青年讀者，中國學者指出：“帶有濃烈‘憂鬱氣息’的村上春樹的小說一經出版，便受到年輕人的追捧，1988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印數超過400萬，形成‘春樹’旋風。那種失卻社會責任感的所謂‘個人情調’，似乎更能引起年輕人的興致。”美國學者認為：“村上春樹已經被稱為第一位對美國流行文化完全認同的作家，而如今的日本已經完全被這種文化所滲透。”無疑，村上春樹的小說觸動了青少年讀者的精神軟肋，他們喜歡村上春樹作品中追求自我生活方式的波西米亞式“個人情調”，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下，他們成長中的孤獨、頹廢、傷感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鳴，而這與村上春樹作為作家的形象——自律、勤奮、積極是有反差的，不似村上春樹在中國廣為流傳的《遇上百分百女孩》、《27年的跑步生涯》、《永遠站在雞蛋一邊》等散文那樣給人提供積極、向上的精神能量。在21世紀的今天，20世紀“迷茫的一代”的精神迷失和病態故事也許依然在延續，但已不是行進的當下社會的主潮，新的時代青年要面對新的歷史時代，他們無法從村上春樹的小說中找到新的情感出口，“現在的日本年輕人確實很少看他的書了”。這當然不是說文學應承擔指路人的角色，而是說，村上春樹的作品在技巧上越來越圓熟，文字越來越細膩，作品的內容也愈來愈豐富，但其人物、故事本身的內涵缺乏根本性的變化，這對於一個成熟的、有世界影響的作家來說，無疑是需要超越的困境。
（感謝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苏婧女士對本文完稿的襄助，筆者特此致謝）
周志雄：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專任教授
原載《東亞人文》 2015年卷 （《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