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設與文化轉型
五四以來的中國社會，在激進主義中發生的文化轉型使得人文知識份子群體的整體缺席在20世紀80-90年代成為社會現實，這種現狀一方面與社會結構的變遷、新的社會階層的形成有關，另一方面與中國文化自身的發展脈絡緊密相關。進入21世紀的中國知識份子，在商業倫理、學術訴求和自身反思中，不得不再次有意投入當代社會現實中，希冀以一種新的思路來進行文化建設。
在這種文化建設過程中，市場化的觀念和市場化的過程，在衝擊、改變民眾生活理念的同時，伴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社會轉向，也將商業邏輯的氣息散佈在各個領域。學術與市場理念的接軌，知識階層開始與市場化和商品化的趨勢相連接，壓抑了30餘年的力量似乎在短短的幾年內釋放出來，集體主義的社會場域迅疾地分崩離析了，個人主義的社會場域在無序和混沌中迅速被無度地建構著。知識界自身與社會大眾共同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如果說知識份子群體在建國後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改造下、在經歷了20世紀50-70年代的反右、大躍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之後，已經有意無意間遺忘了傳統士紳階層的特質，日常生活的磨礪和政治鬥爭的慘烈則將知識份子階層的集體特徵消磨殆盡，而80年代之後崛起的市場化過程，則以原有制度資源的壟斷和商業化的自身邏輯開啟著他們對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期待。他們的這種期待與民眾的期待相呼應，以一種難以明狀的訴求形式，構成了21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社會現場。
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初期在知識精英眼中標誌著中國傳統文化基層行為模式和實踐群體的農民進城了，他們在城市化、商業化的過程中、在體制外的身份歧視中，以自身堅韌的力量，逐漸分化著並衝擊著原有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在城市生活中陷入了商業倫理、行政制約和學術獨立關係網絡中的知識階層，無奈地在市場化、行政化和學術化之間猶豫不決，文化選擇還是經濟選擇，學術良知還是行政資源，社會關懷還是日常關注，學術明星還是人文精神，這種種艱難的社會身份和職業角色的選擇在中國教育產業化、大眾媒介產業化的過程中，變得更加複雜和混沌、也更加難以確定。
在商業邏輯、學術產業化和行政管理化的制度化制約中，學者們在“計件工作制”的疲憊心態中艱難地前行，科學管理理論似乎在蔓延了近一個世紀之後，回歸到真實的中國社會學術現實中，學術、尤其是文化也最終成為了商業倫理和行政制約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隨著大眾教育商業化理念的深入和普及、大眾媒介體系改革的無序過程的持續和複雜狀況的形成，知識階層在洞曉了行政資源、市場資源、媒介資源、大眾資源重要性的前提下，以一種矛盾和複雜的心態進行職業化和專業化的過程，但在一切以經濟資源為中心的社會主流導向之下，中國的西西弗斯們註定要孤獨而絕望地等待中終結自己的學術生命和卑微的個體生命。儘管，文化保守主義者依然在呼喚復甦國學、文化激進主義者依然在選擇“出去看看”，既不是保守主義也不是激進主義的“文化生產者”，依然在表述自身的文化自覺意識、並身體力行地以敏銳的市場眼光，與大眾媒介系統相結合，成就著著商業倫理的種種社會現實。無名的人們在新媒體技術支撐下，以自由的言語表述和混沌的方式，既監督著知識階層、又與知識階層共同造就了20世紀中國當代文化的轉型，或者說是形成了白話文運動以來最深刻的一次文化變遷。
換言之，以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的大眾媒介體系的產業化和市場化為契機、以大眾消費市場化的形成為標誌，形成了中國特有的二元結構狀態的大眾文化系統，同時也加深了大眾文化系統與20世紀40年代新民主義文化形態之間的巨大鴻溝。
這種鴻溝首先體現在文化主體群體的重新塑造上。如果說，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借助五四時期白話文運動的潛在影響力、以民眾啟蒙和民族獨立為歷史契機、以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核，形成了具有政治特色的社會文化系統、並以鄉村社會中的農民群體為文化主體的話，90年代以來的大眾文化系統則是借助大眾媒介的產業化、市場化趨勢，特別是加注新媒體技術所帶來的文字表述形式，以消解集體主義制度下的政治意識形態內核為潛在目標，形成了具有大眾本色的話語模式和文化行為模式，並以日常狀態下的大眾消費群體為文化主體，在這種大眾消費群體中，農民群體、市民群體的職業劃分已經在漸漸衝破制度化的遮罩，頑固地融為了一體。
其次，這種文化鴻溝還體現在文化內容的重新界定上。如果說，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初衷是借助社會動員的模式，將農民群體納入政治文化系統、以消解知識階層的精英話語模式和話語權力為宗旨、以建構政治文化系統為目的的話，大眾文化系統的內容則是以商業倫理和消費市場的邏輯，一方面締造著知識階層在媒介時代的輿論領袖地位，一方面又自由而無序地嵌入到大眾文化的創造中，並由此影響和監督著知識精英的話語行為和話語權力。
再次，這種文化鴻溝的表現還與大眾群體的情感宣洩形式有關。大眾文化消費者以感情宣洩的形式，滿足了社會對新民主義文化中業已逝去的文人精神的懷念和集體意識的遺失的哀悼。最典型的文化事件便是1998年興起的顧准熱、陳寅恪熱以及王小波熱，這些事件可以說是大眾和知識階層共同選擇的文化立場的一種充分的展示；
最後，這種文化鴻溝的表現，就其本質而言，21世紀以來似乎又回歸到五四時期的本文文化與外來文化的衝突上，差異性在於：五四乃至國民政府時期，這種衝突的張力體現在知識精英群體內部對民族、國家的命運的認知上，而21世紀中國文化轉型的張力則體現在社會大眾通過多種管道獲取的、對中國文化與外國文化之間綜合資訊的共同分享過程中，由於大眾媒介系統的全球化、新媒體技術的發展、以及第五媒體的興起等眾多因素，還包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語教學體制的制度化和強制性所導致的大眾外語水準的普遍化提高，使得外來資訊的獲取管道及其獲取內容衝破了原有的資訊來源管道，大量的資訊在促進文化全球化的同時，中國社會原有文化傳播中的民族性、科學性、大眾性的含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讀和闡釋，這種解讀和闡釋不僅超越了政府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文化的掌控力度，而且由於新媒體技術的迅疾發展和政府對資訊控制的制度化手段約束的滯後，使得這種解讀和闡釋對20世紀40年代形成的新民主義文化及其承繼性形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與此同時，隨著大眾媒介產業化的發展、受眾市場的建設和搶奪成為一個核心的命題。儘管商業化的利潤和行政性的資源壟斷引導著受眾的文化選擇，受眾依然以新媒體技術的普遍化為武器，塑造和改變著大眾媒介系統的文化產品塑造和構型取向，知識份子群體則成為二者之間的中間群體，並在這種仲介作用中，時而成為大眾媒介的靶子，時而成為受眾的靶子，中國式的大眾文化便在這種情勢中緩慢地形成了自身的特色，也完成了中國文化的再次轉型。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作為文化轉型的白話文運動，不僅對20世紀上半葉大眾媒體在中國的崛起、新型知識群體的形成、革命意識形態的構建、以及大眾語文教育改革的推定等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作為催化劑的白話文本身，以自身與中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發展脈絡相背離的形式，對建國後中國當代文化的走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構型作用。這種構型作用，對中國當代文化系統而言，既是一種思維方式上文學革命的體系化行為，更是意識形態上對大眾文化的一種反叛行為，這兩種行為的表現模式，就滲透性而言，是在以下幾種方式中呈現的。
首先，將通過文字變革，簡化了平民教育的歷程。換言之，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所積澱的核心，原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斷裂與重組，不同階層的人們在新型的社會關係中，以教育模式的變革獲得了同一性社會身份和社會角色的可能性；
其次，在催生和改造大眾媒體意識形態趨向的同時，人為地折斷了大眾文化的自然發生過程，使得在近代缺乏充分的工業革命和良好的城市化基礎的中國現當代社會，不僅無法形成獨立的工人階層，也難以在廣大的農村中形成獨立而團結的農民階層，知識精英和行政職員在這兩種羸弱的社會階層中，隨意地選擇和界定著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無論其歸屬為農民或者是工人，都使得這種選擇難以為大眾文化的隨意性和自然性提供可以發生的社會現場；
再次，大眾文化在市場邏輯和商業倫理中，以白話文的形式來反思白話文運動的缺失，外語尤其是英語教育的制度化和社會化，使得白話文形式似乎成為了教育體系的最大障礙，社會各界似乎不約而同地將外語看作是中國文化教育制度理應構成的有機成分，白話文的形式似乎都難以保全，大眾文化如何發生的機制，似乎成為了新媒體技術的一個操作性神話，也變成了正在形成的中國娛樂制度的新型產品。
最後，白話文運動或者是一種歷史必然催生的行為，但是對中國當代文化發生而言，卻締造了中國文化傳統的內在衝突。這種文化衝突在經歷了建構60年的社會改造運動中，不僅僅是在文字形式上塑造了知識份子群體的非獨立化狀態，而且逐漸以大眾媒介產業化的再度復甦而蔓延到受眾中，再次消解了平民教育的成果，也因此將中國的教育產業推到了商業倫理、行政制約和人文教育理念的艱難選擇中。
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興起的提倡儒學、國學復甦等諸多努力，乃至於政府層面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政治文化理念，表面來看是一種構建社會階層之間新型關係的行為，實質而言，是潛在地希望糾正白話文運動在大半個世紀以來對中國文化的負面影響力。
21世紀，這種新型的文化形態便在日益普及化的傳統大眾媒介系統和新媒體系統中，逐漸呈現出多元化、自由化的趨勢，從而構建了中國文化迥異於幾千年來的特徵和內涵，並以極強的滲透力影響著中國未來文化的發展形態。
《东亚人文》授权首发）
李紅豔：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專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