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清末刑部大牢，分为普监与官监。普监“阴湿凶秽”，不似人间，官监则“无异大逆旅”，居然宾馆。官监又有“四美具”之称，意谓收押的犯人，文官、武将、名士与美人，四科皆备(分别指王之春、苏元春、沈荩与赛金花)。然至汪兆铭入狱，则新增革党一科，可以画五美图了。
兆铭以暗杀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若依载沣之意，应判他死刑立即执行，然而肃亲王善耆读了他的供词，大为感动，乃向载沣陈词，力主从轻治罪，因为清廷当时预备立宪，宜“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载沣从之，遂有兆铭永远监禁之谕。善耆还不过瘾，非要识其人，于是，在宣统二年(1910)三月二十日，定刑之后，收监之前，亲至内城巡警厅的看守所，与兆铭打一个照面。
一见，善耆就讲俏皮话，缓和气氛，说：“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按，兆铭的同案犯黄复生，也参加了这次会面。不过，未待汪、黄开口“随便谈谈”，善耆已经自顾自往下讲了，他说：“此次之事，王爷(谓摄政王)甚震怒。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要为汝等争也。”按，王爷竟然向囚犯表功，兆铭固不怕死，可能也要懵一会儿。
正懵然间，善耆又说：“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所插的画，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这是来自忠实读者的褒扬。《民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天讨》是《民报》的增刊，所讨者自然是满清。所谓插画，作者是苏曼殊，内容则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夜啸图。以此为题材，善耆不但不以为忤，更要加一句，说图文并茂，水平很高，可见同盟会人才济济，如此，则“可以言革命矣”。难道被革命者也是革命同情者？兆铭纵然英敏过人，一时间也没能理解这句话，只能听肃王继续说下去。
善耆至此话锋一转，问：“不过《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此语似是论道，但言外之意却要取消当下革命的正当性。因为倘若认同世界大同为终极目标，则目前追求实现三民主义之革命，似乎不再是国族困境的惟一解决方案，亦非当务之急，完全可以搁置，而应转与政府合作，将国际国内问题混为一谈。简言之，革党认为国内一切问题皆应集矢于政府，这位代表却说根治之法不在于解决政府，而在于解决全球的危机。
《民报》增刊《天讨》
(二)
自善耆入座，兆铭终于说了第一句话：“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这个回答，既诚实，又得体。在革党高层，兆铭的传统学问是最好的，对早已写入儒家经典的大同之说，他不感陌生，也无意反对，决不能因为这话是善耆说出来就因人废言。然而，善耆今天说世界大同，目的却在于降低革命的重要性，来者不善，则又决不能因为这话合乎传统甚而合乎时代潮流而因噎废食。以此，他以“不能作答”为答，殆即今日俗语所谓温和而坚定也。
善耆设问，已见聪明，而听到兆铭如此回答，他的反应则能见出智慧。他竖起大拇指，说：“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若揣度他的心意，则固然佩服兆铭的勇气，而自己也早知道清廷统治不合时宜，如今苟延残喘而已，自此，屠刀已经不能吓唬人，即委曲求全，说一些装门面的话，再如何善辩，也不足以打消天下革党的雄心。
此后，善耆不再谈军国大事，而与汪、黄唠家常，并妥善安排二位革党的狱中生活，至云：“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照办。”按，汪、黄入刑部狱，皆“得享小屋”，巡警厅司法处佥事顾鳌提供自家的“襆被衣服”给他们穿用，并可长期阅读新闻纸，直至辛亥起义才禁止，可谓备受优待，实皆善耆践行诺言，有以致之也。
当然，善耆终究不会站在革党一边。前述他因为读了兆铭的供词才发愿“饶汝不死”，我们也来看一看，思致文笔应如何动人，才能让惯于斩削头颅的人按住铡刀。
三月十五日，兆铭自被捕后再次受审，作供词洋洋数千言，当得起理直气壮四个字。
首先，他力辩没有同党，举事者只有他一个人。当然，黄复生在另一处受审，也是这么说的。审讯官虽不形颜色，读这两份供词，想来心里也要说一声佩服。
其次，他不为过往的言论辩护，只说：“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按，《民报》重要社论大皆为兆铭所撰，读者稍一浏览，即知他所谓“生平宗旨”，只有排满革命四字，在清代，此即大逆不道，必须砍头。
然后，他借答问的机会，将以前写作的重要题目，向审讯官，同时也想向全中国，做一回简明扼要的介绍。毕竟《民报》在日本出版，国内流传不广。临死不忘宣传“平生宗旨”，决不妥协，此殆孟子所谓浩然之气也。
汪兆铭
(三)
兆铭作供，恍若一篇时评。
譬如，如何看待预备立宪。时论或谓“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兆铭驳曰：“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
从各国成功立宪的经验来看，未经革命，则不能立宪，“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民主立宪如法国固如此，号称君主立宪如英国亦如此，“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同君主，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然而国人惯以东邻为师，说日本是“最重君权之国”，立宪之后，既不限制君权，又能伸张民权，实在是好办法。兆铭则以为，日本宪法固然看似比英、德更维护君权，然就事实而言，维新以前，幕府有权，天皇虚位，经过倒幕之役，则“国事皆处决于倒幕党之手”，天皇不过拱默受其成而已，“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达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大权固不在君主也”。
而且，英国为当代宪政之母，德国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日本经历了废藩倒幕的大变动，此皆中国所无者。而中国所有的，是数千年的专制传统，于今为烈。不过，时移世换，朝廷发现维持专制独裁的难度越来越大，于是动了歪脑筋，倡言立宪，要用宪法来巩固君权。但是，“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不过为君主权力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试问，这样的立宪，要他何用？
又如，如何看待速开国会。时论或谓“当国会已开，则民权日已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为以速开国会为唯一之手段”。兆铭则说：“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因为立宪若不能真正限制君权，解除专制，则国会实际代表的还是皇帝，试问，“如是之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界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他又举例，证明权力来源若无更变，“而贸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只会得到三种结局。一是“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如土耳其；一是“国会为君主之鱼肉”，如俄罗斯；一是“国会为君主之鹰犬”，如安南。他不禁要反问并谴责，谓“请愿(速开国会)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
正因为不信任清廷主持的预备立宪，更不敢寄望于与清廷关系密近的人呼吁速开国会，他总结陈词，才说：“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当然，他说应与政府死战，是强调革党不怕牺牲，而非暗示革命之后杀满人全家。因为，如果清廷真心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而放弃专制权力，“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是则满汉一体平等，同受法律管制，并无人身安全的隐忧。至于清廷，只是失去独裁与专制的权力，相较于历代鼎革之际皇室的遭遇，如“愿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汝奈何生我家”之类，灭门之前发出的这等哀嚎，两相全衡，“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呢？
(四)
汪兆铭借受审的机会，反驳了所谓主流舆论对革党的责难，意犹未尽，他还主动分析革命成功会不会削弱国力，从而引致列强瓜分的风险。他认为迄今中国未被瓜分，只是“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并非中国有什么“自全之道”，一旦均势打破，则或瓜分，或侵略，或保全，皆受人主宰，丝毫不能自主。积弱如此，再不思以革命立宪强国，则要走上“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的道路。至于企图靠联美联俄这样的路子，保全发展，则“非于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上有大变革”，俱属奢谈，因为“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此系常识，不可违也。
既简要介绍了兆铭的供词，读者有心，会发现一个新问题，那就是，他这些话对清廷说有用吗？不待智者而决之，一点用都没有。哪有赤手空拳请皇帝离开宝座而能成功的？国史上没有，万国史上也没有。兆铭是智者，也是强者，六年前就剪掉了辫子，今年还要暗杀摄政王，怎么会相信对牛弹琴能有效果。然而他毕竟说了这么多，究竟要说给谁听？可以想象，全国人民是他的目标听众，但是，这番有理有据而且煽动性特强的话，清廷至愚，也知道不该放出来请民众鉴赏。事实亦如此，及至民国建立，才由前清司法大臣绍昌披露了这份供词。
不过，他这些话，其实早就说过，所谓“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看看他任主笔所撰重要社论的题目，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革命之决心》，即知所述与供词无大差别。只是，他当年写这些文章，主要是为了批驳康有为与梁启超，并非向清廷喊话。供词所谓“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论者又曰，故为政治革命计，为以速开国会为唯一之手段”，又谓“以为今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皆可借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其罪实通于天也”，云云。这些被他树起来批驳的靶子，其实都是康、梁一路人。
当时，梁启超主笔《新民丛报》，主张保皇改良，兆铭主笔《民报》，呼吁革命，双方在日本展开舆论大战。启超以“新民体”闻名于世，是在早期为《新民丛报》撰文时博得的盛誉，然而，在日本与兆铭恶斗，平心而论，无论逻辑文笔与情感，启超皆要败下阵来。
汪精卫与陈璧君
(五)
梁启超与汪兆铭都是清廷的敌人，都受通缉，何以不结成同盟，非要“自相残杀”？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那就是兆铭文章固然写得更有道理，事后论文更觉得他这一派更加正确，无奈受众的数量却不如启超；受众少，则政治基本盘不大；基本盘不大，则不论举行起义还是募集经费，都得不到支持，往往以失败告终。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兆铭受孙文之命赴荷属文岛筹款，不但华侨解囊者少，即从国内逃亡而来的革命同志也渐渐失去信心，“颇怀不满”，最终大受排挤，无功而返。同时，老同志如章炳麟、陶成章，另立光复会，造作谣言，攻击革党，既减损了同盟会的声望，也削弱了同情者的支持。当此内忧外患交并之时，据其妻陈璧君云，兆铭“虑无以对慷慨输将(案谓捐款)之同志”，乃秘密组织暗杀团，“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震奋天下之人心”。
然而，兆铭潜入国内，临行作书留别孙文，说自己这次去搞暗杀，“目的在于破敌，而非在于靖内变也，所以靖内变之道，亦不外于此”，语虽委婉，却可见当时同盟会高层已认识到，内变比外敌更可怕，更难应付。所谓内变，一为章陶叛立，一为筹款艰难，而所以如此，皆因同盟会行动无效果(多次起义失败)，文章得罪人(以革命论调与康梁论战自然吓跑不少观众)，前途越来越渺茫。兆铭痛定思痛，得出结论，当前僵局甚至败局，已“非口舌所以弥缝，非手段所以挽回，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那么，除了去北京干一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兆铭以前是反对暗杀的，甚至连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这类行为都嫌激烈，今不但为革命正名，还要为革命献身，可见局面糟糕到了什么地步。然而，他对暗杀是否成功没有把握。弱者使用暴力，即有正当诉求，亦容易被舆论视为恐怖分子，此系革命时期的常态，兆铭早已了然。但是，计无所出，除了暗杀。暗杀若能惹出动静，小则令天下不满于清廷的人注意同盟会，乐于捐助，大则一击即中，引发连锁反应，幸成翻天覆地之功。
（六）
除了要在主流舆论场为自己的组织提高“曝光率”，汪兆铭铤而走险刺杀摄政王，还有一种微妙的用意。
比外部效应更让兆铭关心的是内部团结问题。他在写给南洋同志的遗书里说：
“弟不敏，先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此诚所深自愧恧者。望诸同志于已死者勿宽其责备，而于生者则务于团结，以厚集其力。惟相信然后能相爱，惟相爱而后能相助，毋感于谗言，毋被离间于群小，毋以形迹偶疏而睽其感情，毋以行事过秘而疑其心术。盖有此四者，往往使团结为之疏懈，凡诸党派所不能免，而秘密性质之革命党则尤不能免。”
按，遗书中的“四毋”，堪称血泪教训，非坐言起行者不能道其委曲。凡是起而反抗暴政的人，不畏死是第一义，然而也仅是一义而已。始于不自由，终于毋宁死，又不过徒死而已。每当胶着之时，往往会有沉雄果毅的烈士，挺身而出，视死如归，担起打开局面的重任，而烈士与同志告别，又往往用后死为难的说辞，勉励同志。兆铭此书，前半段也只能用这个俗套，然而，他作此书，究竟不是煽情，亦非措意于一己之死生，而在谆谆叮嘱同志，此行不论成功与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藉此凝聚组织的士气，希望同志不要在内外交困之时，受不住各种压力，未能免于猜疑，以致所在社团土崩瓦解，无裨于国事，甚至也在警告同志，若再不停止内讧，或不免于身死名裂为天下笑的惨剧。
这段话富有感情，却又十分冷静，他试图以一己之绝望，唤起同志之希望，乃至国人之希望。
宣统元年，暗杀团同志拟在汉口狙击途经此处的清廷大员端方，错过机会，遂将炸药托孙武保管，两年后，孙武用这批火药研制炸弹，不幸误炸，仓促间催发武昌首义。真是冥冥中似有按排。
有趣的是，兆铭十七岁时写过迎景诗，云：“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虽止写景，却更像他个人性情的写照。对国家的弊端，本社的症结，乃至民众的阴暗心理，他极有了解。然而，他又能牺牲自己去换得他人的幸福，虽终未能安邦定国，甚至成了汉奸，谨就这段历史而言，仍是令人感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