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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墙、流亡与记忆

发布: 2017-3-23 15:22 | 作者: 余泽民



        柏林墙是冷战的象征物,将欧洲大陆割裂成两半。墙东边的高压政治,使流亡成为许多自由知识分子的生活选择。有人选择了地理上的流亡,也有人选择了精神流亡。匈牙利的凯尔泰斯•伊姆莱和捷克的伊万•克里玛,都选择了留下来,即使在苏联出兵占领了各自的祖国后。克里玛说:“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写作,讲述那些和我的生活有某种关联的故事,而我的生活又和祖国紧紧捆在一起。”
        作家余泽民住在布达佩斯,他在这里梳理了柏林墙的历史、东欧作家们的流亡和记忆。
         
        一
        2007年夏天,我从布达佩斯去柏林会凯尔泰斯,给他送去我翻译的四本中文版书——《英国旗》、《命运无常》、《船夫日记》和《另一个人》。当时,凯尔泰斯和夫人玛格达仍住在康德大街一家小旅馆的出租房里,由于空间逼仄,他习惯将约会的地点定在聚离凯撒-威廉皇帝纪念教堂不远的凯宾斯基大酒店大堂咖啡厅。
        那是我第一次去柏林,路不熟,还没GPS,加上误闯进施普雷河边的一片工地,等我和艾丽卡满头大汗地冲进咖啡馆时,已让两位老人等了许久。两位老人坐在一张圆咖啡桌后,一同起身冲着我们微笑。玛格达女士一边跟我握手,一边不无嗔怪地笑道:“能让诺奖得主等四十分钟,你也可以获个奖啦。”
        凯尔泰斯则温和地安慰我:“柏林要比布达佩斯大多了,第一次来这儿约会的人,没有不迟到的……”随后他问我们从哪个方向过来,我掏出旅馆的名片递给他看,他戴上老花镜看了一眼说,“嗯,我第一次来柏林,也是从东边过来的。”
        老人说的东边,指柏林墙的东边,即冷战时期的东柏林。
        《柏林墙东边》,我联想到90年代末在布达佩斯看到的一部电影片名,导演是德国的维兰德•斯派克。他拍这部片子时,柏林墙还没有倒塌,他的身份还是“西德导演”。
        影片的开场很琼瑶:讲一个西柏林的男孩费利克斯带他的美国朋友去东柏林“一日游”,在街头邂遇金发、俊朗的托马斯,两个阳光男孩一见钟情……然而,这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同志言情片,故事用冷酷的笔墨描画出一墙之隔的两个敌对世界,政治的铁幕将同城的同胞无情地分离。按照东德政府的规定,东德人不许到西边,西德人可免签到东边,但只能当天去当天回,午夜之前必须离境,而且必须花够25马克,一旦违规,以后将被拒绝入境。因此,热恋中的两个年轻人无法相拥过夜。午夜的钟声如同魔咒,迫使费利克斯像灰姑娘似的无奈逃离,并在查理检查站受辱。后来,他们的约会越来越难,托马斯不但遭到监视,举报和威胁,甚至还被工厂开除,最后他决定铤而走险,转道捷克,试图从那里偷渡到西德。最终是否成功?没有人知道。
        “你们第一次来柏林,一定去看看柏林墙。”凯尔泰斯接着刚才的那句话又补充了一句。
        那天老人穿了一件熨得平整的浅黄衬衣和白色西裤,面色红润,笑容和蔼,手掌宽厚,握手的时候沉稳有力。没等我的“凯尔泰斯先生”叫完,他就打断我说:“别叫先生,就叫伊姆莱!”
        “要么,我还是叫伊姆莱大叔吧……”我支吾说。毕竟在我面前是一位77岁的老人。玛格达笑着挥了下手制止:“伊姆莱不喜欢别人叫他大叔,感觉太老。你就这么叫吧!”
        我们刚围着咖啡桌坐下来,老人就像等待礼物的孩子一样急切地问:“书带了吗?”
        我从书包里掏出一只塑料袋,再从塑料袋里掏出书一本本地递到他手里。老人兴奋得用指尖摸封面上的烫金,凑到妻子身边指给她看:“你看,还印了我的签字。” 他那副郑重的神情非常可爱,感觉像自己的作品第一次问世。
        那天我们聊了四个小时,要不是因为另有记者等他,肯定还会聊下去。分手前,凯尔泰斯伏在我带去的一张柏林地图上圈圈点点,建议我该去看什么地方:勃兰登堡门,大屠杀纪念馆,国会大厦,维姆·文德斯拍摄《柏林苍穹下》的胜利纪念柱,除了残存的柏林墙外,他还要我们一定腾出半天来,参观一下位于腓特烈大街的查理边境检查站遗址。1961年10月27日,就在柏林墙竖起两个月后,东西两侧各动用了三十多辆主战坦克在边界对峙。
        柏林墙,不仅分裂了柏林,分裂了德国,还分裂了整个欧洲大陆。用凯尔泰斯的话说,奥斯维辛虽被烧毁了,但人们随即建起一个新的、更大的集中营,“在一片战争废墟的瓦砾上修建起一片和平的废墟。”这是他写在中篇小说《英国旗》里的一句话。
          
        我和凯尔泰斯夫妇在柏林约会,他说他第一次来柏林,也是柏林墙的东边。凯尔泰斯于2016年3月去世。
         
        电影《柏林墙东边》给我印象极深,讲述了一墙之隔的两个敌对世界。
         
        二
        真正在残存的柏林墙下散步,感觉是参观一个露天的画廊,色彩艳丽,讴歌和平,但远没有我抵达之前想象中的那么震撼。想来,这段不到四米高的墙体虽是原来的,但只是真正柏林墙结构中的一道水泥板墙,现在我们看不到由钉床、拒马、壕沟、探照灯、瞭望塔、报警器、围栏和连巡逻兵都不能入内的控制区构成的、宽为百米的“死亡地带”。更不要说当时还有数千名装备有火焰喷射器、军犬、坦克、装甲车和枪支的边防军。
        据查,在1961年柏林墙修建之前,冒着被射杀的危险逃到西柏林的人东德人约250万;柏林墙修建之后,即便在不可能穿越的情况下,还是有5043位东德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当然也有三千多人被捕,五百多人死伤。最后一个被射杀于墙下的是年仅21岁的克里斯·格弗罗伊,时间是1989年2月6日,但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死于越过柏林墙的人,同年3月8日,33岁的温弗里德·弗洛伊登伯格在试图用热气球飞过柏林墙时不幸坠落身亡。
        “这是世界上第一道不是用于抵御外敌,而是用来对付自己百姓的墙。”肯尼迪曾于1963年在柏林墙的西边发表演讲说,“自由困难重重,民主亦非完美,但我们从未筑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事实上,墙再高再坚,也无法阻止东德人离开。“你参观了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就会知道,东德人的逃亡是一首史诗。”凯尔泰斯一边继续在地图上勾画,一边用慈爱的嗓音跟我解释。
        查理检查站博物馆,也称“柏林墙博物馆”,曾是冷战时柏林最重要的哨卡。展览的内容十分详实,讲述了冷战大逃亡的悲壮历史,我在那里受到巨大的震撼。这堵墙的修建本身就是奇迹,两万东德士兵在从1961年8月13日凌晨开始,仅用六个小时就将柏林开膛破肚,竖起一道长达46公里、用铁丝网和水泥板做成的临时屏障,阻止东德人逃向西德;中午12点37分,柏林墙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意味着东、西德人正式骨肉分隔,时任东德首脑的乌布利希得意地称之为“中国长城第二”。
        就在东德军人拉铁蒺藜,筑水泥墙的同时,许多西德人闻讯赶来,越过障碍物朝对面的同胞投掷自己的身份证和通行证,后来不少东德人使用这些证件偷渡到西德。13日下午,第一个越墙的勇士挺身而出!一个年轻人以跨栏冲刺的速度冲向一段铁丝网,三名军警尾随追捕,就在年轻人翻身越境的刹那,军警将他扑倒,年轻人的腿被刺伤……这时,西柏林市民们的怒吼吓坏了军警,他们意识到自己也已越到铁丝网的对侧,于是战兢兢地退回到东柏林那侧,越境者一瘸一拐地侥幸脱险。
        艾达·西格曼家的公寓楼骑在边境线上,后窗就是西柏林。8月22日她从柏尔诺街48号的三层纵身跳下,不幸身亡,成为第一个为越墙死难的人。据统计,就在修墙的六小时内,越境逃跑的东德士兵85人,东德市民有800多人。
        1962年8月17日,柏林墙发生了第一桩血案。18岁的彼特·费希特尔已经冲过封锁线翻到了墙顶,随着一声枪响,他跌回在墙的东侧。西德边防军听到呼叫,扔过一个急救包,西柏林市民愤怒地呐喊:“杀人犯!法西斯!”五十分钟后,一位勇敢的西德军人冒死越墙,但躺在他怀里的费希特尔早已咽气。之后几年,柏林墙加高加厚,长达169公里,层层把守。墙东边称它“反法西斯防卫墙”,墙西边则斥之为“法西斯墙”。
        东德人为了逃离专制前赴后继,动用了所有的想象力和才智。他们有的挖地道,有的潜水,有的开体育飞行器,有的自制热气球,有的藏在特制的汽车座位里,有的而开车撞墙,有的借助于下水道系统……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利用摩托车马达、钢板及自制导航、压缩气体系统造了一艘小型潜艇,花了五个小时横渡过步行几分钟就能走过桥的施普雷河,不仅获得了自由,还被高薪聘为机械师。1979年,又有位东德人研制出一个28米高的热气球,带着两对夫妇和四个孩子从2600米高空飞过柏林墙!他们飘了半个小时终于落地,但不知道自己是在墙东,还是墙西。就这样躲了一天一夜,直到被巡逻的西德军人发现。
        布鲁希克在德国人心目中是一位英雄,他开着大客车撞墙逃亡。随着一声轰隆,已经中弹燃烧的大轿车将柏林墙撞开一个缺口,穿墙而过。但当西柏林人激动呼喊着涌上来时,发现布鲁希克身上中了19弹。不过布鲁希克要比费希特尔幸运,他是在墙的西边停止的呼吸。
        今天,人们在柏林墙上能看到一幅从布鲁希克壮举中获得灵感的名作——《穿越柏林墙》:一辆东德生产的特拉邦牌轿车穿墙而过,车牌上写着“NOV·9-1989”。1989年11月9日,正式柏林墙倒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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