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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冰山

发布: 2011-9-01 21:20 | 作者: 张楚



        1
        新搬来的拐男人,天气若是好时,总要抱着孩子去井边玩。那是口废井,水还旺着,水面杂生着碎叶睡莲,有时能听到青蛙和昆虫的嘶鸣。孩子喜欢跪在井边的倭瓜秧里逮蝈蝈,蝈蝈青绿肥硕,她把蝈蝈的翅膀掰下,圆肚塞进嘴巴,然后盯着别人,老牛反刍似地咀嚼。她好像长期处于某种饥饿状态。那个夏天,这个被男人称为“小东西”的小女孩,时常套着条裤衩,光着胸脯,被她父亲右臂揽住腰身,站在午后的大街上,张望着行人。
        如果来我的商店,男人通常把小东西搁在店前的沙堆上,自己寻了凳子坐,透过玻璃晃着她。有时一个顾客也没有,房东的狗卧在屋檐的阴影下,恹恹地啃着骨头,而我,也没心情翻那本侦探小说,就点支香烟,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闲聊。他的瞳孔是棕色的,乙肝患者那种,得体地而机警地目视着我,点点头,要么含混地摇头---类似大多数北方山区的农民,他也是个嘴拙舌笨的人。偶尔他眼神游离,去笼小东西。小东西捧着沙子,手合成沙漏,沙子便没有声息地流。有时她扭了头,咿咿呀呀地和男人说话。她属于那种说话晚的孩子,我听不懂她嘟囔些什么。
        那个夏天暴雨连绵。我一点不喜欢夏天。下雨的时候,我也得套上雨披胶鞋,蹬着辆“金牛蛙”牌破三轮车,赶学校接孩子们。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我没问过他们的名字,也许问过忘记了,我的记性是越来越糟了。他们都白白胖胖,是那种典型的营养过剩的孩子。跳上车后,他们大声地吵个不停,厨房里的蟑螂一样放肆,即便下雨了,也龟缩在雨衣里,坚持互相咒骂。也许,他们认为这是最愉快的功课吧。我怀疑两个男孩都暗中喜欢女孩,这样,他们的争论让我隐隐厌恶起他们的早熟。
        把他们挨个送回家后,我敞开店门,等着快下班的工人,来买便宜的杂货。“你真勤快,”男人说,“现在,像你这么肯吃苦的小伙子,不多了。”
        心情好时,我告诉他,我其实是个懒鬼,衣服生了虱子也不洗的那种人。我现在这么勤快,只是我想攒笔钱,“不是为了娶老婆,”我解释说,“我需要一笔路费和生活费,我想离开这地方……”
        他会盯着他女儿说,“哦。”良久才转过头,机械地扫扫我,再去瞀他女儿,同时喃喃着叹息道,“哦……是这么回事……哦。”
        尽管我们是邻居,但我很少去他家。偶一次替房东大妈收电费,才发觉他租的这两间房子,远不如我租的那两间敞亮,由于是面西背东,都夏天了,还那么阴。班驳的墙壁上爬着肉乎乎的潮虫,竹节蜘蛛在水缸沿编了密网,网上粘着死掉的苍蝇和蜜蜂。我拿碗去水缸里舀水时,碗里游着条红褐色的蜈蚣。
        “你们这样,会很容易生病的,”我警告他说,“你要是生不起病,最好在屋里喷些杀虫剂。”
        “好的好的,”男人慌乱地说,“你们家……有杀虫剂吗?”
        他借走了我的杀虫剂,再也没还我。他还经常来借些似乎不该借的东西,譬如粮食,“半袋就行,”他喏喏地说,“这阵子手里紧……没钱买米了。”除了大米和面粉,他借过的东西还有:汤匙、壮骨麝香虎骨膏、一双再生底的塑料拖鞋、半瓶山西老醋、一台我祖父留给我的“牡丹”牌收音机。气温高达39度的那几天,他从我的店里顺手搬走了几个西瓜,“你记帐吧,”他说,“等我有钱了,马上还给你。”他说话的时候脸有些红。我很少看到成年的男人脸红。
        “好吧。你缺什么就拿什么,”我说,“不过,你老婆要是回来了,别来跟我借避孕套啊。”
        “好的好的,”他说,“我老婆就该来看我们了啊,”他有点得意,“你没见过我老婆。她在城里上班。她……很漂亮呢。就是有点黑。”
        我觉得他是在撒谎。也许他根本没老婆,没准这个小东西也是个弃婴,被他抱来收养的。谁知道呢?我对别人的兴趣不是很大,除了那个每天从我商店门口经过的姑娘。
        2
        这姑娘在清水镇的手套厂上班。她眼睛近视,总是眯缝着眼睛骑自行车,下午六点,太阳光很柔,她还是戴着顶宽檐的白色草帽。我怀疑她上学时练过铅球,她裙子下隐露的小腿粗壮光滑,蹬起自行车来肌肉一绷一弛。她不怎么会打扮,有天她穿了条兰色花点裙子,脚上却套着双红白相间的厚短袜。
        “她真像匹斑马,”我对男人说,“精神啊,真他妈精神。”
        男人对我的赞美不发表意见。
        “听我说,她们家离这里肯定很远。信吗?她骑自行车总是这么快。她妈肯定在家等着她吃晚饭呢。”
        男人有时候听腻歪了,就说:“你要是喜欢人家,找个媒人介绍介绍。”
        我会唏嘘着问,“她漂亮呢,还是你老婆漂亮?你老婆什么时候来看你们?”
        “快了,快了。”他说,“她要是没时间来看我们,我们就坐着火车去看她。”
        后来的某个清晨,他真的带上小东西去看他老婆了。他说他老婆在青岛。我知道青岛离我们这里很远,但是我不知道远到何种程度。男人出门之后我曾找了张《中国地图》,用食指比划了比划。北京离我们这里是一指,青岛是一指半,而我知道,北京离我们这里足有一千里地。那天他隆重地向我辞别,并且跟我借了200块钱。他显得很不好意思,“你是个好人,你放心,等我回来,我会连本带息都还给你。”我说利息就算了,“那哪行呢?”他坚持说,“利息是肯定要付的,而且要比银行的利息高。”他振振有辞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有些罗嗦。
        当然,更罗嗦的好像不止这些。他犹豫片刻说:“你能再借给我双袜子吗?”他脱掉鞋,脚趾便从袜子里露出来,“我……我穿着双破袜子去看她……会被她……笑话的。她是个喜欢干净的女人。”
        我只好又借给他两双袜子。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应该就是碰上了这么个好邻居。他颇为激动地攥着两双袜子,想说点什么,但也只是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这样,在那个夏日清晨,这只老袋鼠,揣着小袋鼠,坐着火车去找他们的母袋鼠了。我开始后悔借给他200块钱,他真要是不回来了,他的那些帐,还有我的两双袜子,找谁要呢?可是我想想更倒霉的是房东,那个退休的老太太根本不晓得男人走了,估计房租要泡汤了。
        早晨、中午和晚上,我还是定时定点接送三个孩子。只不过那个箍着牙齿矫正器、本来就患小孩好动症的男孩,创造了一个危险性游戏:他让另外两个孩子按住他的脚踝和大腿,上半身倒仰着,像一扇被剖了胸膛的猪肉,从三轮车里骄傲地摊出去,同时他的胳膊模仿着各种动物的舞蹈动作。为了他这个高难度的游戏,我被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罚了10块钱。之后我就把这孩子的活儿给辞了。傍晚时,斑马姑娘仍要路过我的店铺,不过她从没瞥过我半眼。我想我的好日子什么时候才来呢。我总是对我自己说,我要离开这个小县城了。我要离开这个穷地方,去城里走走。我一身的腱子肉,怎么都不会饿死,我的理想是到城里的工地上做个建筑工人,开着吊车运钢筋和水泥板,要是做不成建筑工人,我就去当演员。我长的比我们县的那个男播音员强多了。演员做不成,我就去唱歌。我的嗓门比电视里那些唱美声的胖子们还亮。当然,如果连歌手也做不成,那么,我想,在饿死之前,我就再回到清水镇。
        3
        我没料到半个月后,男人就带着小东西回来了。看来他确实交了好运气,腰板挺得直直的,那支椿木拐杖换成了不锈钢的,虽然刚下火车不久,还能瞧出来头发是打了发胶的。小东西鼹鼠似地尾随他身后,穿着双花里胡哨的新凉鞋。远远地他和我打着招呼。他还了我的200块钱,并且执意付我10块钱的利息。“你不能不要,不要就是看不起我们。”他说话时使用了“我们”这个词,说明他好像真的找到了他的老婆。看来他老婆在城里混得不错。
        使我惊奇地是,小东西说话突然清晰了许多。她坐在沙子上,抠着自己的新凉鞋,说:
        “草莓……冰……山。”
        “草莓”两个字她说的无比清脆。草莓冰山?大概是一种冷饮的名字了。
        “你老婆好吗?”
        “好的,好的,”男人说,“就是瘦了。”
        他说话时没什么表情,眼睛楞楞地盯着小东西,小东西吮吸着手指说,
        “草莓……冰……山。”
        她的瞳孔在烈日下保持一种贪婪的淡黄色。她好像胖了点,头发黑了点,她还换了条新裙子。这些好像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外她多了个新玩具,一头毛茸茸的狗熊。她把狗熊抱在怀里,时不时伸出柔软的舌头,咬它的圆鼻子。她好像已经学会了如何亲吻别人。
        男人手里有了钱,便很少来我店里闲坐,他比以前更为沉闷。隔三差五来店里回,买一块五一袋的东北三宝酒。这酒是用人参、枸杞泡制的粮食酒,喝起来就跟用刀子割喉咙似的,刚喝下去没酒劲,过半个时辰胃里就象倒了瓶硫酸。“你少喝点,小心胃溃疡。”男人不回答,只是用手点着零钱。
        “我要去看我老婆了。”半个月后他说,“小东西想她妈了。她想吃草莓冰山了,她连做梦都舔舌头。”
        这次他没和我借钱,他租了辆夏利,直接把他们送到百里之外的火车站。我帮他把一个破行李塞进出租车的后备箱,又把从小东西手里掉下的狗熊捡起来给她。她蜷在男人的怀里,小的像只早产的猫。“一路顺风啊!”我对他们父女俩大声地嚷嚷。
        他们是十天后返回的。如果没有记错,这次和上次没什么明显区别。只不过小东西的狗熊不见了,怀里紧紧地搂着天线宝宝和樱桃小丸子。她头上戴着维吾尔族的花帽子,很多支假辫子将她的额头衬托的小了些。她好像还认识我。
                                        
        4
        这个燥热的夏天,青岛变成了我最熟悉的城市。当然,他们频繁的旅行并没有让我对青岛这座城市了解得更多。我想象着他们一家三口在街心花园散步,想象着他们一起到冷饮店吃冰激凌,到烧烤店吃烤鱿鱼和烤蚕蛹,或者到海边逮海鸥,我对城市的向往便会更强烈。我已经做好准备,等明年开春后,也像我的邻居那样,坐着火车,去城里看看。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火车。
        我对男人的老婆没好印象,每次都是男人拖着瘸腿和小东西去看望她,她却一次不回来。男人很少提及她,即便提及,也只是概括性的描述,譬如,“她漂亮着呢”,“她有点黑”,“她喜欢吃椰子”,“她抽烟”,“她带小东西去吃汉堡包”,“她信佛的”,诸如此类模糊而又高度抽象的话。随着频繁的青岛之旅,男人的脾气暴躁起来,也许,是对女人的想念让他有些焦躁?有天早晨我听到隔壁摔盘子的响动声,接着小东西纤细的哭声尖锐起来。我过去的时候他正朝着小东西叫嚷:
        “吃吃吃!吃屎啊你!你除了吃还会干什么!”
        看到我他就噤了声。我把小东西抱起来,她嘤嘤地抽泣,排骨胸脯小心起伏着,我听到她说:
        “妈姆,我吃冰山……妈姆……妈姆……妈姆……”
        我抱她出了屋子,给了她支草莓雪糕。在日头底下,我发现她的胳膊上全是淤伤,红一块紫一块的。一定是男人动手打她了,而且不是那种简单明了的殴打,是用手指掐的。这种打孩子的方式明显是女人式的恶毒。我不由愤怒起来。男人坐在门槛上抽烟,我对他破口大骂的过程中,他比哑巴还哑巴,最后我威胁他说:
        “你要是再打小东西,就把从我店里赊的帐全还了!妈的!把我的收音机也还我!”
        他的头快要埋进裤裆里。后来他真就把头埋到裤裆里了。
        我的警告和劝阻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我仍常听到他咒骂小东西。兴许他是个好面子的男人,尽量把声音压的很低,可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仍不可避免地通过劣质墙板清晰地传过来。他掌握的脏话有限,他的吼叫声显得陈旧而缺乏新意,“贱货!婊子养的贱货!”“吃你妈个X!你妈早把你忘了!”这些言辞经常在深夜伴随着小东西尖利的哭声,在我的房间里蜜蜂似地颤抖着“嗡嗡”乱飞。
        他和我的关系淡薄起来。很少来我店里闲逛,甚至也不来借东西。我倒觉得这样有些不妥。那个斑马姑娘也有阵子没从门口经过了,我很少看到她戴着性感的墨镜和帽子,海豚一样游过我的眼睛。我怀念起她粗壮大腿的同时,对邻居的歉意也萌生出来,有天我买了只南京斑鸭,给小东西送过去。在门口,小东西正独自玩。她拿了把破工具刀,割樱桃小丸子。她已经把樱桃小丸子的肚子剖开了,撕扯着肚子里柔软细琐的海绵。
        “叫叔叔。”
        她面无表情地乜斜我一眼,继续去割樱桃小丸子的脖子。然后她一把就将樱桃小丸子的脑袋拧了下来。
        “叫叔叔啊。”
        她盯着我,半晌才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贱……货……婊……子……”
        “你说什么?叫叔叔啊,叔叔给你鸭子吃。”
        她用手撕扯着海绵,盯着地面上自己的影子说:
        “贱……货……婊……子……”
        那只鸭子被我自己吃掉了。我对邻居的态度恢复了那种鄙夷的状态。这个猥琐的家伙,什么时候搬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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