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均,女,90岁。)
玛丽娅是保加利亚人,是我们在驻保加利亚使馆工作时,帮我们照看孩子的保姆。我跟她分别已经50年,再没见过面,不知她现在是否还健康。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两年,但是这几十年来,我常常想起她,每每为她那种浓烈的真情而感动唏嘘。
1. 丁嫂的小脚没通过外交部的审查
1955年我们出国工作前,是在天津工作,那时我们请了一位“丁嫂”,在我家做了三四年。丁嫂是河南人,解放前曾给资本家烧小灶,给资本家的太太梳头,很懂规矩,非常能干。她那时40出头,个子虽不高,但白白净净,长一幅俏皮样子,挺秀气的。因为是小脚,走上路便一扭一扭的。我老说她是个挺可爱的“小老妈”。她丈夫在抗战期间被日本人抓劳役抓走了,从此再无下落。她有一个儿子,在工厂工作。她对儿媳妇不满意,看不惯,老说儿媳妇抽烟、睡懒觉。
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派出国,到保加利亚工作,可以带上当时最小的孩子明明,并且因此可以带一名保姆。我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嫂。可是丁嫂一听就紧张了,她说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一想到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就害怕。她不想去。我和一达先去北京领周总理签发的委任状,跟上级说了这件事,考虑另外请一位保姆,丁嫂那边又来了消息,说想去了。原来,别人劝她说,有这么好的机会,工资也高,能攒下钱,还不跟上出去看看玩玩儿?她就又想去了。丁嫂那时在我家,工资是16元钱一个月,当时已经是挺高的了。如果跟我们出国,她的工资将长到50元一个月。
我和一达从北京回天津去接孩子。往北京来,孩子们头一次坐软座车厢,都特别高兴,一路哇哩哇啦的。丁嫂也跟着一起,乐乐呵呵地到了北京。可是,外交部的人一看,丁嫂是小脚,走路一扭一扭的,说这样不行,有损大国形象。我就说,给她买双大点儿的鞋穿上,就看不出小脚了。人家说那试试吧,就让她换鞋再走几步,但她还是一扭一扭的。外交部说,还是不行。其实,丁嫂也是“改组派”,早就放了脚的。但是她小时候缠脚缠得太小了,放了脚,走路还是扭的。结果,丁嫂的其它审查都通过了,就是这双小脚,外交部通不过,她就没去成保加利亚。没办法,我们只好叫丁嫂回天津去了。
2. 外交部给尹嫂也发了置装费
丁嫂没通过审查,我们就跟天津的同事赵季平同志联系,把他家的保姆“尹嫂”从天津找来了。尹嫂也曾在我家做过几天事,我们认识。她是南方人,说一口南方话,长得不像丁嫂那样秀气,但是打扮起来也挺好的。她丈夫是河北人,她就怕跟丈夫回河北老家,说是怎么都吃不惯那里的高粱米,吃了胃就难受。我们把她找来,她可高兴了——不害怕,特别想跟我们出国。重要的是,尹嫂是大脚,从小没缠过。她通过了审查,包括她的脚。于是,我们置装时,公家也给她发了置装费,给做了毛料的西装、大衣,还有毛衣等等。真是人靠衣裳马靠鞍,她一下子改变了模样。那时我们从陕北出来没几年,出国工作的工资,两个人加起来,我们觉得非常高了。当时年轻,不会过日子,大手大脚,见什么买什么。那时候,保姆的工资标准是组织上确定的,但钱由我们自己支付。就这样,尹嫂高高兴兴地跟我们去了保加利亚。在索非亚时,她在家里照顾明明,料理家务。
1956年,我在保加利亚生了最小的儿子。给孩子起名字时,我住的那家医院的接生大夫,用他们保加利亚文,在一张纸上写了好多保加利亚名字,让我挑,我就挑了“卡林”这个名字。那个大夫乐了,说:“你挑得好!这是我们一个英雄的名字。”就这样给卡林起了这个名字。保加利亚语言里,疼爱地称呼孩子时,就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后缀一个像是“巧”的音,如“卡林巧”,护士们看着小卡林,就这样叫他。有了卡林后,尹嫂的工作加重了一些,但她始终都很高兴。我们回国休假时,带着明明和卡林,也就把尹嫂带回国了。后来没再带她去保加利亚。
我们回国休假时,卡林快一岁了。组织上安排我们住进北京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我们赶快把几个留在国内的孩子都接到这里来。我和一达到芳草地小学去接大女儿乔乔时,乔乔已经不认识我们了。她穿着一身臃肿的小棉袄小棉裤,脏兮兮的,躲在小同学的背后看我们。一看女儿这样子,一达一下子就哭了。老师说,你们的孩子搁在这儿,也没人管,她哥哥来看一次,还跟我们这儿的孩子打架。乔乔的哥哥延风那时候才十一二岁,也还是个孩子呢。把乔乔接回到和平宾馆,给她换上毛衣毛裤,一看,多可爱的女儿呀。一达这时才笑了。
3. 保加利亚的党组织给我请来玛丽娅
休假结束,我们把明明也留在国内了,送他到外交部幼儿园,只带着卡林回到保加利亚。我们没再从国内带保姆出去。使馆决定通过保加利亚的党组织,给我们找当地的保姆来照顾卡林。于是,玛丽娅这个人就进入了我的生活。
刚一见到玛丽娅,我心里并不喜欢。当然,不是通过与她的交流而不喜欢她——我们语言不通,只是乍一见她,觉得她又高又胖而已,不像以前的丁嫂、尹嫂那样瘦溜。但是使馆给找的人,都是通过保加利亚组织上给找的,应该很可靠。而且,说她是单身,一直未婚,以前也给人带过孩子,很会带。她曾带的孩子,有的已经当医生了。我就同意了。我们给她的月工资相当于300元人民币,是尹嫂的6倍。
玛丽娅一开始工作,我马上就喜欢她了。她负责卫生,负责管卡林的饮食,带卡林。由于语言不通,我们交谈不多,但她很聪明。我用俄语说一个词或两个词,她就领会了我的意思。我刚说了前面,她就明白后面了。所以,我们交流虽然不多,但没觉得有什么障碍。她这个人特别勤快,工作主动,也很会做事,搞卫生非常彻底,几角旮旯,哪儿哪儿都擦得干干净净。她虽然胖,弯腰够不到床底下,但她整个人钻进床下,趴在地上仔细擦。每天下班回到家里,到处窗明几净,井井有条,我们觉得非常舒适。
玛丽娅自己会烤点心,烤得非常好,跟咱们商店里卖的西点一样。我和一达平时是在使馆的食堂里吃饭,玛丽娅并不负责我们的饮食,但她很喜欢让我们吃她烤的点心。看到我们吃得香,她就特别快乐。她喜欢吃中国的饺子和元宵,每次我们自己包饺子吃,她都兴致勃勃地跟着学。饺子的馅是包进去的,她弄懂了。但她始终没弄明白元宵的馅是怎么进去的。
玛丽娅喜欢中国的东西,一年多后我离开保加利亚时,送给她几件中国的东西。其中有一块中国的真丝缎子手工刺绣被面,她特别喜欢。她弄明白我塞到她手里的那块漂亮被面是送给她的时,喜悦之极,毫不掩饰。那么个又高又胖的人,竟拉着我的手,高兴得跳起来了。
玛丽娅这个人会带孩子,从不打孩子。卡林咿呀学语时,天天多数时间都和玛丽娅在一起,很快他就和玛丽娅语言相通了,满口都是保加利亚语,以至一年多后回国时,只会说保加利亚语,不会说中国话。小卡林那时吃饭有个毛病,吃到最后就不往下咽了。要是我们,不咽就不咽吧,一定是吃饱了,吐出来就是了。玛丽娅却不惯孩子的这种毛病,坚持让他咽。没多久,卡林只要吃饱了,就不再往嘴里进了,吃到最后就不咽的毛病,也就改掉了。一岁多的卡林,有一段时间对电炉子充满兴趣,一看到电炉子烧得红红的,热热的,就想去摸。玛丽娅怕万一什么时候她没看住,孩子自己真去摸,会受伤,她便抱着卡林,不训斥他,而是让他伸出小手,轻轻地摸了一下。一下子,烫着小手了,卡林觉得疼了。那以后,卡林再不想摸电炉子了。
卡林很听玛丽娅的话。每次卡林犯了小错误,玛丽娅都用罚站的办法惩罚他。她让卡林面对墙站好,说:“我数到20你才能动。”有时我和一达在旁边忍住笑偷偷地看。玛丽娅数着数,小卡林一动也不动,乖极了。等数到“20”,玛丽娅说:“你自由了!”小卡林“噢”地一声,张开两只小胳膊,高兴得跳起来。
卡林小时候特别好看,又听话懂事,玛丽娅整天抱着卡林,“卡林巧、卡林巧”地叫,以卡林为荣。她常在我们上班的时间,给卡林穿上一件紫红色的小丝绒斗篷,抱着他溜出使馆,到自己的亲朋中间去显摆这个中国小孩儿,得意得不行。那个小丝绒斗篷,还是我们出国工作前,维世从苏联买来,到天津去看我们时,送给我们的。我们把它带到了保加利亚来。卡林穿上那个小斗篷,就越发的漂亮可爱。玛丽娅高兴地说,她的亲朋们都很喜欢小卡林。后来,还是我跟玛丽娅说,不愿意她总自己带孩子出去,她才不抱出去了。那时,我和玛丽娅,已经可以简单地对话交流了。
4. 玛丽娅舍不得卡林巧,放声大哭要跟我来中国
一年多后,1958年春,一达先被借调回国,离开保加利亚,协助吴晗同志一起,带我国第一个向西方国家展示中国文化艺术风采的艺术团,出访西欧。后来他没再回保加利亚工作。过些日子,我也结束在使馆的工作,要带着卡林回国了。
小卡林要回中国去了——这可是玛丽娅万万没有想到的事儿。对她来说,这简直如晴天霹雳。一年多来,她和小卡林朝夕相处,卡林的吃喝拉撒,玩耍教育,都是她倾心关注。她自己没有孩子,她把她天性母爱的全部情感,都投入到了这个中国小孩身上。她深深地喜欢卡林巧,视同己出。她没办法接受卡林将要离开她的事实。那些天,她整天抱着卡林不放手,哭着念叨:“卡林巧,卡林巧。卡林巧,卡林巧……”她真舍不得卡林,竟然哭着向使馆提出,要跟我们到中国去,到中国去给我们当保姆,接着带卡林。
玛丽娅的真情让所有人感动。于是使馆决定让她从保加利亚送我们到中苏边境。她破涕为笑,抱着卡林,跟我坐了三天三夜火车,从索非亚到了莫斯科。当时有一位常来我们驻保使馆作翻译工作的中国留学生郝桂莲,她的丈夫正在莫斯科读大学,便当向导,带着我们在莫斯科参观了几天。玛丽娅那是头一次出远门儿,抱着卡林,随着我参观这儿参观那儿,很高兴。然后,她又跟我一起,在莫斯科上了火车。这一路,组织上安排我们坐头等软卧,有卧室、客厅、厕所、淋浴间等,一路都有热水。玛丽娅每天高兴地抱着卡林,这儿坐坐,那儿坐坐,“卡林巧卡林巧”地跟卡林玩儿。坐了四五天火车,到了中苏边境。对面就是满洲里了。
真的要分手了。玛丽娅再舍不得卡林巧,也得留步了。在站台上,她一点不含蓄自己的情感,抱着卡林,放开声音,哇哇大哭,死去活来。站台上的人都转头看她。她怎么也放不下小卡林,哭着求我,非要跟我再上火车,跟我到中国做保姆。她哭得让我也心酸的不行。我留着泪跟她说,组织上没这样安排呀,这不行呀。最后,她使劲地在卡林的小脸蛋上亲了又亲,大声哭着,把卡林递给了我。
火车开动了,我抱着卡林站在车窗前,打开车窗向她告别。她扒着车窗,泪流满面,追着火车,使劲儿挥手。我听见她大声哭喊:“卡林巧!卡林巧……”火车越开越快,她一直追着火车跑,一直挥着手,一直喊着“卡林巧”……直到我看不见她,听不见她。
送我回中国后,玛丽娅不在我国驻保使馆工作了。但她还曾托我们使馆的孙彩玲同志,在回中国来时,给我带来了一块她亲手绣的台布,和其他礼物。我知道,玛丽娅一直在想念我们,想念她亲爱的小卡林。她真是一个有情有意、真情真意的人。后来我们再没去过保加利亚,至今已50年。天各一方,千山万水,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了音信。但我常想起她。我相信,她也会常想起我,想起卡林巧。
几十年过去,卡林已长大成人。他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在北大读研究生,后来到加拿大深造后从事地球科学工作,已成为一个能够让他的母亲感到骄傲的优秀科学家。在他幼小时离开他的出生地保加利亚40多年后,一次,作为学者,他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外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玛丽娅。卡林找到当年的中国使馆,找到好几位当年在中国使馆工作过的当地人,甚至还找到了他出生的医院,他出生的房间,那个他来到人世间发出第一声哭声的产房。他托的人,都帮着到处打听玛丽娅的下落,但是没找到。临走时,卡林终于见到一位当年也曾在使馆工作过的、认识玛丽娅的保加利亚人。那个人对卡林说,玛丽娅到法国去了,渺无音讯了。
玛丽娅呀,玛丽娅,“卡林巧”长大了。你呢?你现在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