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在谈论诗歌受到的危害，在中国，甚至谈到了“诗歌的危机”。真的，到了２０世纪，诗歌，这所有文化中人类精神史的发轫者，似乎走到了末日，政治与媒体看好的只是大众，而大众并不需要诗歌，于是，诗歌艺术这一类门便由于内在的美学原因走向了边缘，站在自绝于人的悬崖上。但更令人吃惊的却是：在２１世纪来临之际，诗人并未死绝，而且，尽管现代诗高蹈晦涩，复杂难懂，读者乃至倾听者，仍有人在。甚至中国现代诗也是这样，只是似乎出现了一个重心的转移：读者和倾听者与其说在中国，还不如说在国外，对中文诗关注的人与其说是中国人，还不如说是洋人。为何？因为西方至少知道资本主义仅仅只是生活的一半，而在中国，市场经济作为生活方式刚刚被允许，人们不想知道那另一半是什么。物质的利欲熏心导向自我麻痹的可能，面不是导向诘问。现代诗，或准确地说当代诗，正是这诘问的表达，备受国际瞩目的中国诗人也正是置身在诘问与批评者的行列中。在这情形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个从民族重要性向国际重要性转移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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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在近代开始前（１１世纪）一直以诗歌艺术为主。直到中世纪结束之际（１０世纪）其他新的文类在走向舞台。然而，诗歌作为中国精神最精致优雅的体现直到现代的最终出现即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来正式解体。小说与戏剧成了批评与辨析中国的更受偏爱的文类。诗的引退原因颇多，从语言形式和内容上讲，要完成从古典到现代的过渡实不容易。突破直到很后来即文革之后才发生，而且与利用或滥用文学的体制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体制总是要求艺术成功地起巩固体制本身的作用。而文革后随共和国长大的一代人却要打破精神和社会的窒息，加强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这衔接了自１９１９年来透过翻译散播又被遏制的现代性。１９７９年后的新诗承接了欧洲艺术的晦涩主义而与其他文类体裁成功地走向变革，同时，新诗在国际上获得的重要性又使当代中国文学其他的类别大为逊色。
海外人们谈论中国当代文学，首先谈到的是朦胧诗的北岛，顾城，杨炼，舒婷和多多等以及后朦胧诗的张枣，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等，将这些诗人分成两波当然是很有问题的，不过这样倒是方便，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一些区别。粗说起来，朦胧诗有政治色彩，其对象过去常常是而且仍然是而历史即中国历史，其声音更多是要示变革的一代新人的而不是个体的。怪不得一位评论家曾讥讽道朦胧诗的真正读者是中国历史。朦胧诗的政治色彩在１９８３－４年也遇到政治上的反馈。虽然它在海外续存下来，其最重要代表的作品以有很大改变。后朦胧诗的诞生以及对时势和意识形态的远离不仅有外在的社会的而且还有内蕴的美学原由。对朦胧诗进行纯诗艺批判的后朦胧诗人关注的是文学的自主和书写的独立，诗艺的语言化和个体的不可混淆的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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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自１９８９年来越来越四分五裂了。许多优秀诗人，以朦胧诗人为主，也有部分后朦胧诗人移居到海外。批评家随意动用的一些观念常常很难描述中国文化场景的复杂。绝大多数旅居海外的诗人可以自由往返于中西之间，常常回国与出版者见面，商谈出书事宜，观望找工作的可能，同时也乐于把海外当作新家园。如此获得的美学自治使诗歌回归到语言。此处必不可少的前提是与外来文化和语种的相遇。张枣是最好的例案。他是中文里唯一一位多语种的名诗人。他不仅可以用多种语文交流，也阅读和翻译俄语，英语，法语和德语的文学。因而对他而言，用汉语写作必定意味着去与非汉语文化和语言进行辨析。这类辨析直接作用于他诗歌构图的形式和结构上。
张枣１９８６年赴德留学。他出生于湖南长沙，至硕士的教育是在长沙和重庆获得的。他在四川，这当代诗的重镇，一举成名，被视为“四川五君”之一（其他四位是翟永明，欧阳江河，钟鸣和柏桦）。目前，他和他家室的居地的是图宾根，一个极度幸运的诗歌之地，这当然是因为他十分偏爱荷尔德林，读他的原著，并基于原文向中文读者传递出反应。对德国和中国文化双方而言，有了张枣，可谓是一桩大幸事，可惜太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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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文相遇就是与语言相遇，与语言相遇即意味着交流或有意识的交流的可能。虽说所有的言谈和书写最终都是交谈的尝试，但并不一定就会导向那孜孜以寻的尤其是平等的对话。对话形式正是张枣作品的一个重要特色。如下几则对话因素是显而易见的：诗人与家谱（《云》，１３３－１４０页），生者与死者（《死囚与道路》，１３１－１３２），现在与往昔（《楚王梦雨》，５４－５５页），东方与西方（《祖母》，１４３－１４５页）。由此可见，张枣是自传性的诗人，同时又是诗人中的诗人，在两种情境中他都是一个内化记忆或追忆的诗人。
张枣的读者殊不容易，无论是他原文的还是他译文的读者，无论是他中文的还是德文的读者，他们所面临的难度是同等的。将诗与政治和时势割断，使语言得以回缩。如何来理解这点呢？在当代中国，写作常常是大而无当，夸张胡来。而张枣却置身到汉语悠长的古典传统中，以简洁作为艺术之本。没有谁比他更一贯更系统地实践着对简明精确的回归。因此他把语言限定到最少：我们既不能期待读到传统意义上的鸿篇巨制，也不会遇到自鸣得意的不受传统语境约制的脱缰的诗流。我们看到的是那被克制的局部，即每个单独的词，不是可预测的词，而是看上去陌生化了的词，其陌生化效应不是随着文本的递进而削减反而是加深。这些初看似乎是随意排列的生词，其隐秘的统一只有对最耐心的读者才显现。论者常看好他大师般的转换手法，声调的凝重逼迫，语气的温柔清晰和在译文中无奈被丢失的文言古趣与现代口语的交相辉映。张枣爱谈及如何使德语的深沉与汉语的明丽与甜美相调和。他谈到对外来形式和语种化用时实际上涉及的是元诗原理，比如用莎氏比亚商赖体来创作与一个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对话。（参见《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１０６－１１７页）。正是在这一诗人与诗人交谈层面上，他拓展了普遍性，而我们也学会如何把他的“我”解读成一个诗学面具。
张枣似的诗学实践暗含着对在中国影响极大的现代主义的摈弃和对朦胧诗的远离。它是对汉语之诗的回归。就一个如此通晓外来语文和形式的诗人而论，这初听上去似乎很吊诡。不过这表面的矛盾可以通过这样的释读来化解：自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以来，中国现代诗一直在寻求如何确立自身。保守地说，语言，形式和内容曾很少达到了全面的融合，除了少数例外，中国现代诗曾一直处于试验阶段。只有朦胧诗和后朦胧诗才成功地完成了它。然而，当朦胧诗的意象世界和语汇选择至今还依赖西方和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而且还承担政治和社会的角色时，它就还不能把自身理解成纯语言或者纯汉语。不少批评家认定张枣作品体现了现代汉诗即纯诗的完善。我在这里不想深谈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只想就翻译和解读的难度再说几句。
张枣是一个自得其乐的南方人。他运用的汉语不是他的译者们在中国或海外的高校里所能学到的，不是课堂中文或标准语或普通话。他作为诗人的自由甚至扩大到对京腔规定的语言秩序不屑一顾。通晓中文的觉得有必要对照浏览原文和译文的读者常会感到惊奇。这不仅仅是因为每种译文都是一种解释，还因为多次被问询的诗人总是不厌其烦地提供了阐读的可能。我妻子张穗子也帮助了我，她常常是标准语的捍卫者，她跟我一起吃了这些文本不少的苦头。译者尽管得到了各种可能的帮助，尽管想作为探路者试图穿过这新奇语言的丛林，却不得不承认他的困难：真的，在译者漫长的中国文学翻译生涯中，这是最难的一次。因此，译者在这儿很想化用和补充评论界评述张枣的一句话：与其说张枣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好的诗人之一，我更想说张枣是二十世纪最深奥的诗人。就难度而言，恐怕只有他的同行杨炼可以攀比。善意的读者尽可放心：译者可能的失败会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更多各自的译本和阐读的出现开启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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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中国文学译者和研究者、诗人。
注：（1）《春秋来信》（Briefe aus der Zeit），德国Heidcrhoff 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原著者张枣，译者顾彬（Wolgang Kubin）。中文版《春秋来信》1998年3月由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本文所指页码是中文版页码。译文篇目是诗人亲自选定的。我在文学期刊发表的许多旧译我也一并编入了这本集子。张枣作品其它的德文译文请参阅Susanne Goc sse女士首译的两部选集：Die Glasfabrik（1993）和Chi nesisehe Akroballk—Harte Srucle（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