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的政见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海峡两岸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尤其是在威权的年代,文学很多是 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我在台北市长的时候就提出来一个观念,现在要倒过来,政治跟行政要为文化服务,要为文化界排除障碍,让它有更广阔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政 治人物应该做的。”这是中华台北总统马英九先生在“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开幕式致词里的一段话,《南方周末》转载这篇致词时,拟的标题是“政治 应该为文学服务”。
乍闻这个标题,恐怕没有谁比大陆作家感受更深了,当时在座的王蒙、刘心武和高行健诸公,闻之泫然的可能性,也未必没有——假如他们此前没有喝多的话。这句 话的能量之源,来自对“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颠覆。通常,把颠倒的东西再颠倒回来,总有一种别样的震撼,而在颠颠倒倒之间,我们的耳朵和心灵也会因瞬间蓄满 沧桑,一时回不过神来。
好在,我距现场千里之外,再加泪囊不丰、生性缺乏将政治人物的场合性言论视为“重要讲话”的嗜好,所以,还是觉出此论大可斟酌。
在过往年代,文学只是无数次地得到政治家的训诫(该训诫有时伪装成“号召”),至于“文学为什么必须为政治服务”,则从未得到有说服力的阐述。就是说, “文学为政治服务”并非一个够格的学术命题,将其颠倒回来,仍然不见得构成一个命题,借用钱锺书先生的妙喻:把棍子颠倒一下,还是一根棍子,把热铛烧饼翻 个身,依旧是只烧饼。
文学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难免要表达作家的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按一些极端的说法,拒绝表达政治态度,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的鲜明表达。反过来,现 实政治也难免对文学施加影响,即使作家远走桃花源,亦是影响之一。不过,我们此际面对的关键词是“服务”,我们必须探询文学与政治是否存在一种服务与被服 务的关系。对此我不得不说,这层关系只存在于扭曲或拟想的格局中,就理想态的文学而言,压根没有;“服务”乃是个陷阱式说法,我们最多在历史意义的范围 里,承认“政治为文学服务”的表述包含有限进步性。事实是,我们头顶的月亮会为夜行客提供照明,但夜行客无权认为月亮正在提供“照明服务”,文学与政治的 关系也是如此,双方尽管存在种种互动,但一方无权视另一方为服务者,一方也不必以伺候另一方为己任。伟大文学家的眼光远非世俗政治家可比,政治总以立足当 前利益得失为上,一个无视眼前困境而一味寄意遥远的政治家,很可能是个昏君,文学家则不然,他要是只为当前读者写作,只在乎一时虚誉,通常也就与伟大无缘 了。可见,政治家与文学家的时空观都是不同的,评价体系及标准也判然有别,他们越少聚在一起开会喝酒,对彼此的工作恐怕越有利。政治家还是关心民生福利为 好,文学作品虽然会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本质上却不属于公共福利,其影响更不会囿于一时一地,政治家的杠杆撬不动文学的指数。
当然,具体到现实,“文学为政治服务”与“政治为文学服务”还是分出了轩轾,简单地说,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势必给文学带来巨大伤害,政治家倡导“政治 为文学服务”,却至少没有什么坏处——尽管好处也谈不上,因为我们无法想像有一位潜在曹雪芹会因此而笔墨奋发。政治人物向文学展示一种华丽的俯就姿态,主 要是服务于自身的统治策略及形象展示,文学本身则无需对其抱有“若大旱之望云霓”的渴盼。对文学来说,“政治为文学服务”只是一句华而不实的客套语,它充 其量对政治家本人存在种种妙用而已。把话说白了,哪怕政治家在红地毯上授予某些作家以荣誉奖章,未来的文学史也会不屑一顾。
保持天然的野性,乃是文学的生机和命脉,文学虽然不耐挫折,但也未必消受得起过度关怀。昨天在小区楼下看到一遛狗人,不仅给爱犬穿上花裙、剪去皮毛,甚 至,还为它装上了精美的假蹄。不用说,此举透示出主人最大的关怀,惜乎狗被弄得不成狗样,竟因此走出一种狗步芭蕾的步态。我实在看不出,走出这种步伐的动 物,为什么还叫“狗”而不是“狗妖”?同理,文学不需要额外摧残,但这不等于说它应该谋求额外关怀。政治家声称为文学提供服务,实际效果不会优于爱心人士 打算为喜马拉雅山披一件硕大的毛毯。众所周知,喜马拉雅山并不怕冷。
小文感兴趣的,乃是文学与政治间的“服务”关系,并非对马英九先生的表态心存不满,如前所言,相对于“文学为政治服务”,马先生的表态已经足以让座下个别 老作家叹息弥襟、老泪纵横了。我的小见是:政治家在其职责上,能够认识到文学在其权力之外,就已大具开明,别的事,让文学自己去做吧。毕竟,真要说起服务 来,文学除了服务于文学自身,还能干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