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美国是胡适一生的转折点。留美期间，他由悲观转向乐观。显然，他后来对中国未来的充满信心与他信奉的乐观主义紧密相连。
留学之前在上海时，胡适思想很悲观，偶见日出，霜犹未消。便写了句：“日淡霜浓可奈何！”后改为“霜浓欺日薄”。不过，到美国后，他渐渐乐观起来，有诗为证：
三年之前尝悲歌：“日淡霜浓可奈何！”
年来渐知此念非，“海枯石烂终有时！”
一哀一乐非偶尔，三年进德只此耳。
英国诗人卜朗吟，终身持乐观主义。胡适非常喜欢他的诗句。
受到卜朗吟等人的影响，胡适也成了终身的乐观主义者，甚至被人们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１９１４年１月，胡适在日记里写道：“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胡适终生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他的心中永远揣着希望。１９２１年，胡适做了一首诗，题目即为：《希望》
我从山中来，
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
望到花时过；
急坏看花人，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
祝汝满盆花！
这首诗曾被台湾音乐人谱成曲，四处传唱，风行一时。藉此，胡适把希望像兰花草一样种植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中。
1933年三月，日军攻入承德，如入无人之境。胡适大感耻辱，撰长文《全国震惊之后》。一日，他和老友罗钧任聊起此事，罗十分消沉，说：“这个民族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既不能做比利时，又不能做普法战后的法兰西。如果我们能相信，此时屈服之后，我们能在48年后翻身，我们也不妨此时暂且屈服。但我是没有这种信心的。”
胡适闻听此言，十分不爽，反驳道：“你这种人生观与我的正相反。我曾说：一个强盗临刑时，还能把胸膛一拍，说，‘咱老子不怕，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前途，难道没有这点信心吗？”
周启明周游日本后，对日本人有这样的评价：“他们痛快的玩，痛快的做事。”胡适欣赏这种态度，说：“一切有生气的民族都当如此！”
胡适认为，西方人乐观，有信心，所以才敢于梦想。受其影响，胡适留美后也非常看重梦想，曾说：“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在胡适眼中，欧洲人的长处是敢于理想。一个标志是，西方哲人在著作中构筑了不少乌托邦。如柏拉图之《理想国》，倍根之《新亚特兰蒂斯》，穆尔之《乌托邦》，圣阿格斯丁之《上帝城》，康德之《论万物之终结》等。对于乌托邦，胡适的看法是：乌托邦者，理想中的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胡适说，当今民主政体虽还不如康德所设想的那么完备，但已远远超越了柏拉图所设想的。
英国诗人丁尼生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吾曾探究未来，凭眼极力眺望，
望见世界之远景，望见将会出现之种种奇迹；
看到空中贸易不断，玄妙之航队穿梭往来，
驾紫色暮霭之飞行者纷纷降落，携带昂贵之货品；
听到天上充满呐喊声，交战各国之舰队在蓝天中
央厮杀，降下一阵可怖之露水；
同时，在遍及全世界之和煦南风奏响之飒飒声中，
在雷电之轰鸣声中，各民族之军旗勇往直前；
直到鸣金收兵，直到战旗息偃，
息偃在全人类之议会里，在全世界联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