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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魔咒

发布: 2011-3-24 18:17 | 作者: 陈希我



        一
       
        经常听到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文学已经没有标准了。我也有同感。比如近的,面对针对我的批评,我总不知如何反驳。虽然不同意他们观点,但他们说的似乎也对。这让我惶惑。这就是我跟这些批评家的区别:我会惶惑,而他们不会。他们理直气壮。当他们说现在的文学没有标准时,他们其实在想,应该有标准,并且标准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标准无可置疑,具有不证自明的性质,只不过被邪恶的势力所遮蔽,如同乌云遮蔽了太阳。
       
        于是我们看到了慷慨激昂,我们听到了口若悬河。他们指责文学现状,指责作品不真实、凭空虚构、书写黑暗;他们指责作家缺乏理想、升华、社会责任感,是消极写作;他们感慨文学被边缘化,不再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他们所提倡的,往往具有光鲜的面目,比如“真实”、“理想”、“升华”、“责任感”、“主旋律”,相反,被他们所批判的,则是面容灰暗,如“书写黑暗”、“消极写作”、“边缘化”,还有“凭空虚构”。“真实性”是他们首先要拿出来的棒子。虚构本来是文学创作的必然,但在这里却被加上个“凭空”,就成了贬义词了。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不“凭空”的“虚构”?请允许我问这个弱智的问题。我怀疑这是件皇帝的新装,它已经成了对文学基本常识的测试,这个常识,就是现实主义真实观。
       
        不知何时起,现实主义已成了颠扑不破的教义,成了评判一切作品的定律。虽然现在貌似文学评价标准已经多元,但现实主义原则仍然在我们潜意识里作怪,威慑着我们。我们仍然觉得它是文学的正宗,一些先锋作家写着写着,也觉得自己是旁门歪道了,没有信心起来,做起了小老婆转正当大老婆的梦。我们有大批现实主义崇拜者,什么是现实主义崇拜者?就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拿现实主义标准作为一切文学作品的标准的人。那么什么是现实主义标准呢?翻开辞典,我们看到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这当然不是现实主义崇拜者所要的,“复现”、“模仿”是在他们眼里是不应该的,至少是灰色的。那么只剩下狭义的了。我们的教科书普遍说,19世纪的欧洲曾经有过轰轰烈烈的现实主义运动,但是很不幸,“现实主义”这个词最早却出现在1850年,这时教科书中所说的现实主义文学高潮已经过去了,只是那个“现实主义”名词的发明者、法国小说家弗洛里在绘画界的附和下,办了个《现实主义》刊物,这刊物也只出了六期就寿终正寝。
       
        现实主义崇拜者们知道这个现实,是否会崩溃?当然我们也可设想,这之前曾经有过未被冠名的现实主义运动。据说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的第一篇美学宣言”。但是当我读完全文,看到的只是它为维护浪漫主义而对新古典主义的攻击。这个现实主义运动是否有代表作家呢?弗洛里们曾企图将福楼拜树立成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尊为主教,但福楼拜却不买帐,他说:“大家都同意称现实主义的一切东西都和我毫不相干,尽管他们要把我看成一个现实主义的主教。”①而夏莱伊在《艺术与美》中干脆说:“现实主义,有时也叫自然主义,主张艺术以模仿自然为目的。”②自然主义奠基人左拉也把自然主义跟巴尔扎克直接挂起钩来,他说:“自然主义因巴尔扎克而胜利了”。
       
        二
       
        现实主义崇拜者们当然不能承认现实主义就是自然主义。那么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现实主义呢?我们来看《辞海》“现实主义”条:“现实主义提倡客观地观察现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确细腻地描写现实。”从这里我们看不出它跟自然主义的区别。于是接着又说:“恩格斯对它下了明确的定义,即‘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③这里加入了一个概念:典型。何为“典型”?何为“典型人物”?何为“典型环境”?恩格斯说道:“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④
       
        恩格斯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不可否认,他是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观照文学的。即便他也说要“这一个”、“莎士比亚化”,但这是必须跟“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相融合的。毛泽东则更鲜明指出从现实到艺术的“提炼”过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⑤那么何为“粗”?何为“精”?何为“伪”?何为“真”?何为“表”?何为“里”?只能由目的来定,这个目的就是“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⑥在这样的目的之下,真实是没有位置的。为了这意识形态的目的,甚至可以背离真实,创作出《不能走哪条路》、《虹南作战史》、《金光大道》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来。
       
        即便存在着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正如詹明信所指出的:“现实主义标志着金钱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形势带来的问题和神秘,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通过某种形式的创新来处理这种历史形势。”⑦那么,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主义,也是无土之木,所谓现实主义,不过是经过前苏联乃至中国意识形态理论家所改装了的东西。这样的现实主义,居然成了现实主义崇拜者挂在嘴里的信条,俨然是文学的正宗。不要说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看看如今,我们仍难解当年套上的紧箍咒。比如《历史的天空》、《亮剑》,凭心论,跟过去的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相比,已有所改观,但仍然只是有限的真实性。作者竭力把英雄主人公拉向凡俗,表现主人公的负面因素,让我们感觉到作者在真实和“政治正确”之间的挣扎和手忙脚乱。我们甚至看不到前苏联“现实主义”之作《静静的顿河》里的葛里高利的分裂和纠结。所谓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其指的是客观的“真”,勿宁是意识形态的“正”。如果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这个“正”,那么就给你冠上“凭空”。
       
        有意思的是写实跟正统的关系,比如“宫廷画”,作为对客观人物的真实描绘,欧洲来的画家们必然要在人物脸部呈现光线照射下的明暗阴影,但是帝王认为这样“好似脸上的斑点瑕疵”而忌讳,于是宫廷人物画的脸部就取消了阴影。更有为帝王粉饰打扮,饰去他们的缺陷,增加他们喜欢的诸如头上光环等内容。这样的画却仍然被称为写实,因为它体现了“政治正确”。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老舍的创作中。老舍十分注重写实,他说:“写实主义的好处是抛开幻想,而直接的去看社会。”但他又反对类似左拉那样的作品里只见坏人、强盗、妓女、醉汉。为什么反对?因为现实主义作家要有“深刻的观察,与革命的理想”。⑧在必须具有“革命的理想”的理念之下,我们看到了他竭力配合政府的政策,写出了《龙须沟》那样的粉饰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因为没能配合上政策,他对《茶馆》存有遗憾。写实与“正统”的纠缠不清,“真”与“正”的巧妙偷换,至今仍然在现实主义崇拜者的思维中根深蒂固,比如他们不顾现实,把正面价值的“光明”、“爱”、“温暖”、“希望”作为表现现实的无论如何的落脚点,把对“真”的客观探索偷换成了对“正”的教化功用,所谓现实主义的真实,是虚假的真实。
       
        三
       
        诚然我深知,要完全客观认识真实是困难的,任何对事实的描述,都难免带着描述者的主观色彩。其实所谓“典型”,是在认定有所代表对象的前提之下的。比如典型人物,他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和“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为什么能代表?因为他身上汇聚了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种认定有个基础:我们这世界是个有机的整体,并且有个中心。这种认定是可疑的,必然造成思维的束缚。何况,文学本来就具有虚构的特权。针对余华《兄弟》,无论何种批评,几乎都在“真实”上纠缠,其实《兄弟》的问题与其是不真实,勿宁是太要真实了,于是形成了对真实模式的仿冒作态,作者战战兢兢飘不起来。作家应该理直气壮地飘离现实,让文学升华。
       
        我这么说,现实主义崇拜者们也许要欢呼了:我们也强调升华,如何升华?用思想。“思想性”,是现实主义崇拜者的另一个关键词。这是一个多么堂而皇之的词,但是一切堂而皇之的东西都是可疑的。现实主义所谓的“思想”是什么呢?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过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思想性”,其实不过是遵循宣传方针的“政策性”。赵树理与其写的是婚姻自由,勿宁是写年轻人如何遵守了政府的婚姻政策。两个年轻人所以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是因为“村长头脑清楚”、区长主持公道、有了婚姻法。既然两个年轻人的自由要保护,那么三仙姑的自由怎么就要剥夺了呢?她爱打扮、老来俏,也应有她的权利,可是那个给了小二黑们自由的区长指责她:“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而三仙姑自己也屈从了,“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走什么俏?”为什么女儿结婚了自己就不能再“俏”?因为区长说。区长说的就是对的。这哪有一点“思想”?
       
        对政策的服从,对政党的忠诚,往往被误认为是“思想”。王蒙的作品中有一系列无论如何忠诚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形象,《布礼》中的钟亦成坚定相信:我们党经过粉碎“四人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改进了肌体,从此会健康地生长起来。为什么从此就不会犯错误?他是不追问的。那些“青春无悔”的作品里更是充满了“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盲目执着。必须辨析的是,我们往往会将这些作品跟海明威《老人与海》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老人与海》里的桑地亚哥也是“无悔”但他的精神支撑点是自我,这是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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