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在中国》的作者梁鸿在书中勾勒出了她充满矛盾与问题的故乡——河南梁庄。梁鸿的报告文学写作非常私人，每一个故事有着她亲身的感受，又从中折射出了宏观的大问题。中国的乡村，在梁鸿眼里正在经历越来越大的精神创伤。城乡之间的差距，在现代化进程当中，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梁鸿也是与《天南》创刊号合作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梁鸿与《天南》一起走进了中国的乡村，进行了在《梁庄在中国》之上更为深入的调研。《天南》创刊号“亚细亚故乡”里，梁鸿将带来最新的农村问题研究报告。
2011年2月，《天南》网站对梁鸿进行了专访。
《天南》：你是怎样离开梁庄的？
梁鸿：我没有上过高中，我是师范毕业，在乡下教书，教了三年书，21岁开始才又开始求学，才开始到外边读书，从县里，到市里，又到北京，之中学了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中国的学历是都学完了。这里面有个主线，一直喜欢文学，因为喜欢文学才一定要出来。读书的时候开始搞研究，后来也开始做文学研究。博士毕业以后在高校教书，一直在做与文学批评相关的事情。但我自己一直是喜欢创作的，学术的东西，因为这些理论的语言，容易压抑感性的东西。我一直非常警惕，不让我的感性被压抑掉。我的博士论文当时也有些争议，大家都认为非常新鲜，是个主观情感与客观论述相结合的东西。我的博士论文与我的故乡也有关系，讨论的是个地域文学的问题，并且研究的就是河南文学。其实我的研究方向和我的心一直都放在我的故乡，跟大地有关的东西。
《天南》：你的书里最大的矛盾可能在于乡村人对故乡的认识。他们一边不断要离开乡村去城市打工，一边又认定要在家乡造房子，哪怕无人居住，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梁鸿：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故乡。我20岁之后才真的离开那个村庄。我的情感深处的认同还是在那片土地。很多打工者与我是一样的，尤其是第一批打工者，也是20岁左右才离开家，在城市里打工。我觉得他们情感的取向、价值的取向和对自我的认同都还在那片土地上，而这种认同被加强了，因为他们在城市里是个碰壁的状态，是个被边缘化的状态。打工者常年在外面打工，为什么在家里盖个房子，虽然他根本不住，因为在那个地方安家这才是他的价值取向。这才是他们眼中自己的人生，他们要在那个房子里招待亲朋好友，才最有价值感，最有荣誉感。这里面是个对比的取向。我是因为求学才出来，他们的回去是因为大城市里背景使他无法进去，才让他更依恋家的感觉。
在中国的生存环境里，像我这样的人非常多，通过考学出来。小时候我姐姐给我写信，有一次她写了下面带着着重号的一行字，说“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这就意味在，在农村是过不了好生活的。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其实中国历来都是这样，农村是愚昧的，是落后的，只有逃离农村才可能有好生活。我们的感觉里农村是要逃离的，是要抛弃的。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感触可能更深刻，因为如果不逃离，你只能干活，跟城里的生活完全是两重天。我们中国的城乡差距非常大。城市与乡村不只隔了一代，隔了好多代。城市里是鲜活时尚的，农村是完全寂寞荒凉的。从北京坐车去乡下，不出十公里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都是通过考学出来的。我认为里面有非常大的价值观问题。整个的思维大背景是要抛弃乡村，这是整个国家情感和理论的思维，一个发展的思维，也就是说，农村是要被改造的，抛弃式的改造。
《天南》：你认为你个人离开农村，通过受教育而在城市立足的经历对其他农村人有没有借鉴价值？
梁鸿：就现在来看，像我这样通过考学出来的渠道，在农村越来越窄了。城乡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农村的孩子求学的环境，家庭的教育环境以及自身求知的欲望都是非常非常差的。我觉得像我这样的有没有借鉴性，是有的，但越来越小。很多农村孩子都被阻隔了。
我们在逃离农村，我逃脱了，很多人逃脱不了。这里面有种唯一性，他们只能回那里。如果农村人能在城市安家，能够享受社会保障，孩子能够上学，什么都是同等的，我认为中国会有更大的离乡潮。
《天南》：你写到了农村的民主选举，这似乎让人料想不到，而梁庄选出的村长认为最好回到集体制，才能有助于农村的发展。这里面有种矛盾性，你对农村民主的意义怎么看？
梁鸿：我有一种说法，不知道能不能成立，那就是说，中国的历史里，农民从来都是种非主体的存在。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社会主人公的待遇。现在我们的乡村是个原子化的乡村，作为整体没有功能。村长说还不如集体时代，你会发现在民主推进到乡村的时候，它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因为如果选举与个人利益无关，农民便漠不关心。而这个利益，是你得不到的利益。你当村长，或者我当村长，都与个人的利益无关。所以，选举并没有选出公仆。中国制度的一些问题在乡村非常明显。城市里，当我们享受到了最基本的保障，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忽略。
《天南》：像你书里所写，一个村支书的工资只有168块，这似乎是超过二十年前的工资标准。与此同时，你的父亲似乎也非常反对一切改变农村的思维，农村人，在你眼里，更希望回到过去，还是经历彻底的改革？
梁鸿：农民非常想要改变，这点毋庸置疑。我们现在有可能带有批判性的眼光看现代文明，农民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想走进现代文明。这里面有个大的矛盾，我们在推行民主与同工同酬，但到了乡村就没有了。为什么一个村支书只有168元的工资，这不符合收入最低标准，但为什么它延续下来了呢？因为这背后有个潜规则，民众认为你是村支书，你会有些潜在的利益。既然你得到了好处，你的工资就不需要那么高了，或者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就没有把这些人纳入收入体制里。你只能通过道德感来让他们奉献，如果他们的道德感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他们就会通过一些其它方式来达到经济收入的目的。这里面既有民众自己思维观念的问题，也有大制度的矛盾性。当我们在谈农民是否想要离开土地的时候，答案是，农民一定是非常想离开土地的。至于为什么他们想要离开土地，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都想离开土地。我的成长教育都是要离开土地。我们农民没有任何欢乐与幸福，种地非常苦。我们一定是要离开土地的。
《天南》：你在书里写到了你的女性朋友非常值得怜悯的经历，你认为什么是导致她们生活问题的最大原因？有没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
梁鸿：一个村庄里，像我这样出来的只有三、四个，最多。我们的社会给农村女性的空间特别小，尤其是精神的空间。总是把她们看作为了生活劳作而没有思想的女性。这是非常错误的，每个女孩子都有浪漫的时期，为什么我们不给她们这个空间？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个非常艰巨的问题。
在中国的女性世界里面，生存的压力太大了。男女结成夫妻之后，男人出去打工，女孩子结婚生孩子以后，如果没有公公婆婆，就必须留在家里。在这样的环境下，不是她的爸爸在压抑她，也不是她的丈夫在压抑她，而是种生存的需要。我觉得当代的中国女性所面临的不是我们所谓的家庭观念问题，而是现实的生计问题。我碰到一个朋友，就在去年9月份。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玩，我们会在她家里种花之类的。她只比我大两三岁，但这次我碰到她的时候，她的背已经半驼了。她有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有点智障。丈夫在北京打工，还不错，还能每年赚两三万块钱。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她的两个孩子不能在北京上学，而她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他们在北京找个学校读书，所以她必须留在家里。她现在人非常苍老，头发花白，穿着一个破凉鞋，我看到她非常难受。我觉得她面对的压力不是她男人的压力，也不是她公婆的压力，这个时候如果谈个人性，是非常可笑的。她必须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没有任何个人性可谈，因为压力太大了。
《天南》：你在80年代初离开梁庄时梁庄的样子，与你08年回去时候看到的样子有多大的区别？
梁鸿：中国的乡村变化不大，从外型来看。我最初离开梁庄的时候，水质还比较好，自然环境比较好。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里写了很多个人的感情，而这些感情是非常真实的。我对河流，对自然的依赖非常大，培育了我最初对美的向往。在我的小河里面，我树立了我的文学观。但生活非常穷困，这是个很大的事实。包括我们家，属于比较贫困，每到春天，就会有春荒，所谓的青黄不接就是这个意思。春天的麦子还没上来，冬天的粮食也快吃完了。每家都属于半饥饿状态。春天阳光比较暖和，我们可以站在墙边晒太阳，可以不运动，少吃饭，属于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我80年代初期，离开农村的时候基本的状态。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出去打工，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大规模的行为。这十几年中，我也不断在回去，但没有用有意识的眼光去看，比如小孩淹死，或者人老了，你都只当故事来听。08年我回去的时候，最大的变化是路的变化。路旁都是新房，但到了村中，就属于一种废墟状态。经济条件而言，的确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吃饭最起码能吃饱了。有的家庭可能只能吃饱，有些家庭可以买个电视，改善一下生活状态。我们那里还是比较穷，但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但我进一步深入去调查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也许现在能吃饱了，但我们情感上的伤痛可能更多了，更大了。这种情感的伤痛或者创伤，恰恰体现了我们这几十年发展的冲突。
另一点是环境生态的恶化，的确非常触目惊心。河流污染，孩子们不能洗澡了，每到夏天，当人到河边去玩的时候，打火机一打，河里的泡沫就会着火。当你去一点一点勘探的时候，你才发现整个村庄的生态完全被破坏掉了。坑塘都被填满了，里面都是垃圾，密密麻麻的苍蝇在上面，味道也非常大。生态已经死了，完全破坏掉了。河流还可能会恢复，我们这个村庄内部的生态却已经完全不行了。非常肮脏。整个规划比较乱。这种整个给我的感觉，我曾经的想过，乡村有种内在的破败，但我没有想到这种破败是以这样的形式，这样一种让我无法接受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天南》：如今有一种说法是农村的问题还要农村人来解决，许多政策都鼓励农村学生回故乡当干部，你对这股思潮如何看？
梁鸿：这一句话我特别反对——“乡村的问题要乡村的人来解决”。我觉得这是个混蛋说法。我觉得城里人都应该是有原罪的。我们发展得越快，需要的资源越多，乡村被剥夺的资源也就越多。北京，有些小学那么家长争着打着要上，因为它有最好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农村人就无法享有。这是个整个社会内在运动的问题，怎么能说乡村的问题要乡村人来解决呢？如果说城里人心安理得地享受淋浴，在宽大的马路上散步，我觉得是非常不道德的。尤其在中国的城市，我们真的应该有这样一种原罪感。
《天南》：留守老人和留守小孩的问题在你的书里占据了很大篇幅，你觉得面对农村孩子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梁鸿：乡村孩子的教育问题很重要。乡村的孩子不仅仅是教育与家庭的问题，还面临着一个内在的人格培养的问题。我小时候还可以在草地上打滚，可以在河边浪漫，培育我的心灵。一个民族，没有山清水秀，没有鸟语花香，一个孩子的心灵健康，他对美的感觉非常少。现在的乡村孩子是个怎样的状态？他在垃圾堆旁边生活，他在苍蝇旁边生活，我想最起码健康的可能性比在山清水秀旁边长大要少得多。
一个农村的孩子，他十个月的时候，家长就把他放给了爷爷奶奶，家长就出去打工赚钱。在十几年的生活当中，他从来没有体验过完整的家庭的爱和父母的温暖。没有体验过父爱母爱是什么样子，这是多大的缺憾？这种缺憾不是一个孩子，而是整个普遍的乡村命运。
我有一个同学——我是师范毕业，我的很多同学在教书。有一个人在城里教书，我们聚会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反感。很多农村的孩子被寄宿，交一千多块钱，让一个老师负责十几个孩子。这十几个孩子可能都不好好学习，在一个班里成为了一群过街老鼠。我那个同学说，都是你们这帮农村孩子，有娘生没娘养的，把我们城里的孩子带坏了。我听了特别愤怒。这些孩子多可怜，你居然这样说他们。他们的父母因为在农村赚不到钱，才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别人。这种观念，不是一个人的观念，是大部分人的观念。我觉得乡村的孩子面临的心灵伤痛，个人修养的缺失，道德感的下降，都是大的社会问题的积累。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几亿的农村少年将来的问题非常严重。
现在的孩子对家庭的感觉非常淡漠，我在厦门的时候，问了一个出来打工的孩子，孩子说，我好几年都没回家了，回家也没什么意思。好像非常现代，但其实是无家可归。他在城里过年，但在哪里过年呢，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公房里面。他不可能来三里屯，去酒吧听音乐。他们无家可归。有个女孩子说，她从来不觉得父母是她的家。她说着说着要哭起来了。她小的时候，父母在澳门打工，两三年都不回家。她觉得姥姥是她的家，对父母无论如何都没有感觉。这些孩子不可能考上大学，他们往往聚集在城市的边缘，成为一个边缘的打工者。到他要成家立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城市不要他，农村也没有感情，父母又不爱，这一群人问题是非常大的。
《天南》：谈谈你与《天南》合作的写作计划吧
梁鸿：当时受到欧宁邀请与《天南》合作的时候我很高兴。虽然《天南》我不知道，但一个主编如果有这样一种情怀和关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这段时间一直在乡村作调研，做一个知识分子对乡村的关注。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擅长言说，行动力比较差。中国乡村的问题更需要知识分子去行动，需要每一个有自主思想的个体去关注。乡村建设的那一拨人已经在活动了，但他们面对着一些莫名的阻碍和困难。这段时间做调查当中，我非常有感触，对我的思想观念是又一种改变。我们的视野是有限的，当我真的走进他们这群人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面，走在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前面。我希望我能把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他们遭遇的困境，他们内在的精神启动点写出来。当然也希望更多人来关心我们的乡村，真正走进乡村，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也是我的一个大的计划和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