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徐晓 赵五洲 黄蒂 实习记者 张柏源
陈谦、薛忆沩谈生活的改变对创作的影响
主持人：在北美华文文坛中，盛开着两朵耀眼的奇葩，他们以其精美文笔和深邃的思想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他们就是美国华文作家陈谦和加拿大作家薛忆沩。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他们海外创作的独特感悟与思考。
陈谦自幼生长于广西南宁。1989年赴美留学，获爱达荷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曾长期供职于美国芯片设计业界。著有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及中短篇小说《望断南飞雁》、《特蕾莎的流氓犯》等。作品曾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提名奖、2010年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
薛忆沩生于湖南郴州，1985年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士学位，1996年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2002年起移居加拿大蒙特利尔。出版有长篇小说《遗弃》、小说集《流动的房间》以及《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作品曾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
财新《新世纪》周刊文化部主任徐晓：
今天两位朋友来我特别高兴。我们也特别想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想通过你们两个人的个案，来了解海外华人写作的情况和你们个人的那种体验。比如说像薛忆沩是出国以前就开始创作，那么你可能会对在国内创作和在国外创作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体验。那么陈谦是到国外以后，中途又开始从事写作，那我想这都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国外的经历怎么样激发了你写作等等，那我特别想听，特别想跟你们分享这个体验。
作家陈谦：
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但是就是一种因缘，就是中国那种机缘。像家里面喜欢你学工科，当时中国的环境是这样的选择，不是你自己的选择。然后到了国外我觉得生活安定了。我经常跟人家说，我经常想如果我没有到美国去，我怀疑我不会写了。就像我别的同学那样，在中国就是我是学理工科的，就一直做下去。在中国变化那么大，生活各方面压力，我觉得我不会写的，但是在美国相对来说生活比较稳定。
作家薛忆沩：
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就像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大家都知道一个《遗弃》，大家评价很高，然后也有了《出租车司机》很多短篇。然后去到一个地方，我好像就是什么都要从零开始。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割舍不下的就是说，比如陈谦你是读理工科，想写作，而我是已经写了那么多，怎么继续的这个问题。
财新《新世纪》周刊文化部主任徐晓：
我听说你12年才第一次回北京，那么你不觉得这种陌生感，这种疏离感，对写作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相反的（影响）？
作家陈谦：
实际上有好有坏。就是你刚才说的题材问题，我觉得每个作家都是很个性化的。我个人为什么老写海外题材，因为我感觉个人的生活开始有碰撞的时候，心里头有感觉特别强的时候。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说，我们过去的生活带到美国，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一直有感觉特别强烈。比如你像我写的人，都是从国内来，比如说文革的，那些东西就是我意识到带给我今天移民生活的影响。我对这个感兴趣。
对于从国内走出去的华人作家，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曾给他们的带来了诸多思想的冲击和激烈的观念碰撞，同时也让他们获得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深入的思考。
作家陈谦：
那天有个杭州师范大学的教授，他在斯坦福做访问，就讲起来说陈谦我发现你的小说它有个问题，就是你的小说好像到了美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他说你这个人就是背着问题来到美国的。我说没有解决的，我说世界哪有一个东西可以解决？他说你应该写那种没法解决的，就是像余华那样。
他喜欢余华那样，我这还有个问题就在这里，没法解决，但是就是实际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像中国，如果你不能离开这个文化，就是你的悲剧，一个人可能毁灭的可能性是大的。比如像特蕾莎这种人。
但是在所谓全球化的今天，你一个人走出去了以后，你就是有很多的悲剧，很多的负担。你到了国外，他那个空间大了以后我们怎么往前走，不是讲生活的那种压力，就是我们个人历史的东西，我对这个特别感兴趣。
财新《新世纪》周刊文化部主任徐晓：
就是你生活的改变并不能让你的灵魂跟你以前的历史相脱离。
作家陈谦：
但是不脱离以后，但也并不能像那么简单说就解决了，就是那个反差在这个地方，我不会灭，但是我也不见得能解决。我们认识到更多的问题。
财新《新世纪》周刊文化部主任徐晓：
对。忆沩好像也有这样的碰撞。我发现在你的《白求恩的孩子们》已经把外国的和中国的经历，都给揉在一起了。
作家薛忆沩：
我走到蒙特利尔竟然是两个语言，一个法语一个英语，两个语言你都无法以你满意的方式去掌握。还有其他的东西。它的文化，比如说它的明星你不知道，就是它的大众文化你不知道，你可能知道少数的伟大的作家，很多很多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更让你卑微。
这种卑微是一种正面的卑微，算是有点像基督教谦卑。包括我认识很多人，认识很多很普通的人，我从他们那里也看到西方人处事的态度里你也学到很多东西。这也是不一定是对写作本身有什么东西，但至少是你对世界的一个看法，还是多少能够改变你的看法。
对于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应该是自由的创作，作家应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和现实的呼唤，但在现实生活中，作家的文学创作却时常难以摆脱来自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束缚。
财新《新世纪》周刊文化部主任徐晓：
其实我也特别好奇一点，比如我们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我们会很自律地意识到，常常意识到这个话我是不能说的，这个事情我是不能写的。因为我清楚些了以后可能就发表不了，那么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常态。它并不是由编辑出版社来给你审查，给你砍掉，而是作家自己就自律掉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你自己的那种不自由已经渗入到骨髓里了。那我不知道你们在海外生活的人，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没有那么强烈，就少一点呢？
作家薛忆沩：
刚才您提到的是一个自我审查，这个东西在国内我也很明显。比如我写到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跟历史事件相联系，会去调整它，有时一个话题、一个结尾、一个开头我也会想怎么处理。我觉得他说因人而异我很同意，就是个人是比较相信这个倾听自己内部声音的人，自己创作比较自由的人，所以我的写作一般都还是我想写的那种状况。
可是这次我在写《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因为里面的那种磕磕碰碰太多了。所以有时候，我比如说我一个印象最深的是，我在结尾的时候是一个很幻觉的场面，因为他的三个孩子已经有两个死掉了，一个自杀，一个他杀，这个叙述的时候突然做了一个梦。突然梦见那两个孩子突然从人堆里面站起来了，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我怎么定义这个空旷的地方？我不用广场，我只是用了一个很空旷的地方。他们一抬头，然后就远远的看见一个雕像，然后两个孩子就拼命地往前跑，跑到雕像前面。然后我想去追他，但是我始终追不上他。
作家陈谦：
我个人倒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开始自律的地方就会想到，一些题材的时候你会经常被朋友提醒，或者自己想到也会考虑的。当然我个人希望不会受这种影响，这是作为一个作家很可悲的。我希望越少越好。
为了增加刊物的人文含量，从今年1月份开始，财新《新世纪》周刊在文化专栏增加了小说、散文等文学内容，受到读者喜爱。而薛忆沩和陈谦也成为专栏的特邀作家。
作家陈谦：
你们杂志的读者是属于比较高端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如果好的短篇，纪实性强，艺术性很好的短篇，那就是说我们中国的高端的人才，比如说理工精英，商界的那些人，假如是在我们中国教育问题长期的那个系统，对文学的那种理解，理解力和欣赏的能力还是以前培养不够，你这种也是一种尝试，让大家习惯了分析，我觉得这非常好。
财新《新世纪》周刊文化部主任徐晓：
因为我们前面是新闻，是最最真实的东西，那么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它在一本杂志里面是一个平衡。
作家陈谦：
好的小说就是让你读完以后让你理解你身边的人，更能理解你身边的人和事。这就是好的小说，所以这真的是很好。
主持人：有人说，“生命的移植”因为要面对土壤的痛楚，于是开出异彩的奇葩。作为移居海外的华文作家，陈谦、薛忆沩正是因为汲取了东西方文化的营养，才创造出了感人至深的优美华章。而对于他们来说，倾注了真情和心血的文学创作无不是为了寻找心中哪个神圣的精神家园。我们期待着两位作家能够在北美文坛中绽放出更加娇艳的花朵。感谢收看本期《影音纪事》，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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